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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枢纽·中国史纲50讲-重新理解中国

【 作 者 】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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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历史真正的功用，是帮助你通过过去看到未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关心未来的人，那你一定也是个愿意重读历史的人。 

中国和世界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是从历史上发展起来并不断演化的。
不搞清楚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变迁过程，同样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中国。 

欲望和秩序，我把这两个东西称为历史的“第一性原则”。讲述过程中，我对任何事情的分析，都会不断地回溯到历史的第一性原则上去。 

具体的历史中，并不是什么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压迫与反抗，而是各种不同的博弈主体不断地变换结盟关系，并调整他们的行为策略。
如果发生气候变化，或者重大的技术变革，导致资源数量和类型又发生巨大变化，就会再一次打破原来的均衡，社会结构就得再一次重构，出现重大的历史变迁。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变迁和大转折，其底层的逻辑都在这里。 

中国并不等同于中原，中国人也并不等同于汉族人。倘若忽视了草原、绿洲、高原和海洋上的历史，只看中原，那么讲出来的只是半部中国史。 

中国内部的这些亚区域，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都无法有效地解释另一方。
而过去通行的历史讲述，不仅仅忽视了中原以外的地方，还忽视了这些地方与中原的相互塑造作用，因此对中原历史的解释也是非常不完整的。 
今天中国疆域内的这些地区，彼此间在历史上有着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它们夹在一起，互相作用，作为一个体系，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概念。
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它在不断地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一种存在形式，演化到现在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 

在古代，所谓的“中国”，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但是请注意，这个中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而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 

商朝是由商族建立的，他们认为天命降于商族。差不多可以理解成，商人才算是人，商人之外都不是人。
商人的这种天命观，绝对不是普世主义的，它就没打算建立一种“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秩序，而是要努力维持住自己的优势地位。
商人的这种天命观，肯定会受到羌人的抵抗。反抗的时候，在周人中间有过一个观念层面的争论，究竟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争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
这个观念变化太重要了。初看上去，这似乎是把天命的载体变得狭隘了，实际上是把它变得普世了。天命是降于周王，则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而是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 

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是，最高统治者是没有权力干涉诸侯国内部事务的，诸侯们确实是最高统治者的封臣，但某种意义上也像是个合伙人，都有比较强的独立性。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逻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加上铁器牛耕以及竹简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平民开始成为君主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贵族所重视的那种“礼”的秩序崩溃，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秩序就走上了末日。
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血光四射的年代，不仅有激烈的军事竞争，也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思想竞争。这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思想变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人的精神基础。 

儒家、法家和道家，其他的诸子百家都可以视作这三家的某种变形；因为对待传统的态度一共也就是这三种可能性：

• 第一种，复古。它认为，之所以事情搞糟了，是因为人们背离了传统，当今之计，是努力回归到传统；这是儒家的态度。

• 第二种，开新。它认为，之所以事情搞糟了，是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抛弃掉那些讨人嫌的传统，当今之计，是努力开创新规范；这是法家的态度。

• 道家认为，正是各种入世的念头才把事情搞糟了，倘若不再追求转瞬即逝的现世成就，天地一下子就宽了，传统本身好不好、有用没用，根本无关紧要。 
  
  
  

但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依照“礼”来做事，就会显得迂腐，因为大流已经变了，遵从“礼”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时如果仍然坚持这么做，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样做是对的”，跟有没有好处没关系。这种主动抉择是充满着担当的，很需要勇气。所以，儒家当中逐渐浮现出对于道德勇气的赞美。 

百家争鸣的出现，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人们试图重新寻找意义参照系的结果，各种学说根本上来说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
在这个问题上大致可以分出三种态度，就是主张回归传统、主张抛弃传统、以及完全不在乎传统，分别对应着儒家、法家和道家。
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很依赖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彼此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终结点是天下的大一统。一旦一统，百家争鸣马上就会受到抑制。 

而周秦之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型过程，最终汉朝把所有新的要素都给综合起来，让中国从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获得稳定，中国走上大一统。 

150这个数字被称作“邓巴数”。超过150人，要维持群体内所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要处理的数据量就超过大脑的承受极限了。
所以，一旦群体规模超过这个临界点，它就不再是个熟人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只能靠规则来治理。规则就得有人来执行，官僚体系就是干这个的；但是草原上又养不起官僚。
所以，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草原帝国会对中原帝国构成巨大军事压力：

• 草原上是骑兵，对上中原的步兵时，基本是碾压性的优势；它想打你的时候，你跑不掉，你想打它的时候，你追不上，中原一方完全没得玩。

• 草原上的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合一的。战斗效率高，后勤压力低，远非中原军队可比。

• 草原上比中原贫穷，对于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对中原帝国来说，则战争近乎是净消耗，两边的战争收益和欲望大不相同。 
  
  
  

为什么草原帝国没有超过一百年的国运呢？继承制不是中原式的父终子及，而是兄终弟及，第二代的子侄辈们，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继位，因为他们的爹都当过可汗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分裂，发生内战。
草原上的大可汗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把这游牧帝国统一起来了，但我没有足够多的钱把所有的兵都养起来，那么，这些兵就不一定听我的。 

就中原来说，要面对的则是周期性的衰败危机。因为皇帝是靠官僚体系进行治理的，但是官僚体系里面也都是人，你没有办法防止具体的官僚利用官位以权谋私。
中原要面对的则是周期性的衰败危机。因为皇帝是靠官僚体系进行治理的，但是官僚体系里面也都是人啊，你没有办法防止具体的官僚利用官位以权谋私。
最初的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工具，但是很快，它就变成一个寄生虫，并且这个寄生虫反过来主导这个帝国。于是，中原帝国就会陷入离心离德的一个状态。
由于南边的财富规模足够大、社会散沙化，所以，组织化的反抗很难建立起来，它大致还能耗得下去。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另外一个变量，局势就会不一样了：就是气候变化。一旦气候发生变化，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一下子变得很大，会导致北方胡族大规模南下。
对南边来说，他必须使劲儿抵挡，就要大规模征兵和征税，农民只好起来造反。于是，中原帝国就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崩溃掉了。 

一旦进入战乱时代，能够把握时代的就不一定是擅长读书的世家大族了，会有其他出身并不高贵却能力超凡的人脱颖而出。
三国时期的各种战争冲突，今天我们熟知的各种名字，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隐藏着出身不高的人与世家大族的对抗过程。 

唐玄宗为了加强皇权、对抗关陇贵族，重用胡人胡将，引发了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却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的经济开发，使皇权获得了新的经济资源。
同时中原向江南的移民过程，使社会逐渐平民化。平民化又促进了印刷术的普及，为皇权对抗贵族提供了人力基础。因此，让唐朝盛极而衰的安史之乱，实际上也是促使中原由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化的关键节点。
安史之乱不仅仅在中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草原、西域、乃至雪域高原都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历史变化，它们进一步对于后世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唐帝国当时经常要进行超远距离的战争，并且要对遥远的地方进行统治，这种超远距离所需要的后勤运输体系太复杂了，对帝国来说简直是噩梦。
刚好，中亚商人有发达的贸易网络和远距离运输能力，他们的商业运输活动从辽东一直能达到中亚，正是这些中亚人帮助大唐完成了后勤运输工作。如果离开了这些中亚商人，大唐帝国的统治成本会急剧上升，帝国疆域恐怕会大幅缩水。 

伴随着贸易和战争等，各种轴心文明都会传播到中亚地区。中亚虽然总财富量不大，但是人均财富量很高，这让中亚人养得起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有能力进行深刻的学术思考，思考这些轴心文明所提出的问题。
各种文明在中亚自由传播、自由竞争，在这里又没有强大帝国的直接统治，文明的逻辑不会遭遇到政治的逻辑的压制。所以各种文明在中亚能够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发展，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极为开放、包容，文化发展水准极高，有着发达的哲学思辨。
古希腊哲学很早就传到了中东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思想家把这些哲学进一步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其他还有天文学、数学、医学、航海学等等，伊斯兰世界的水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反倒是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处在很不宽容、很蒙昧的状态。
在那个年代，中亚才是世界的知识中心。 

吐蕃帝国覆灭后，又过了一百多年，佛教再一次传入雪域，这次的佛教没有赞普作为强力的后盾，就必须和苯教相融合，才有可能被那些小共同体当中的贵族话事人所接受。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气质很不一样，根源都在这里。而正是这样一种气质，使得藏传佛教更容易被草原上的游牧者所接受。
几百年后，藏传佛教主导了蒙古草原上的精神世界，这是后来的满洲人能够联合与控制蒙古人的一个重要抓手。 

大唐能够统一长城南北，主要是依靠唐太宗这样同时熟悉草原和中原游戏规则的个人，一旦这种个人不在了，二元帝国的逻辑也就快要搞不下去了。
大辽把二元帝国给制度化，就意味着，帝国的稳定，不再是依靠哪个领导者个人的能力了，而是依靠一套制度安排。制度超越于所有人之上，不会因为哪个人死了，帝国就碰到麻烦。
这对后来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今天中国的庞大疆域，奠定了古代的制度基础。 

宋词的发展，其文化高度就不用多说了。词这种文学形式，最初是作为歌舞伎唱的小曲出现的。最后能发展为一种伟大的文学形式，一定是以一种高度发达的民间社会和市民文化为前提的。从这一点也能推想宋朝民间的发达和富裕程度。 

大宋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富裕，而又进步、开放，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它拥有中国古代最高的社会自由度。朝廷对社会的压制力是很小的，这样民间的创造力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大宋朝廷对于社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相对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于是大宋是把各种军事问题都转化成了财政问题。 

幽云十六州让大辽帝国有了长寿的基础，大宋能长期做交易的对手就有了。
草原上还有时不时冒出来的无序的游牧部落，大辽会定期地到草原上扫荡一番，消灭这些可能构成威胁的部落。
大辽本来就有草原的一面，做这种事情驾轻就熟。这反过来让大宋不用再头疼什么草原部落的问题。
大辽因为有了幽云十六州，又有了大宋的岁币，已经有效地解决了自己的财政和治理问题，也就没有多大兴趣南侵。 

到了大航海时代，我们已经不能再以中国为单位来理解中国历史的问题了，而是必须进入一种世界视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 

英国人建立的是一个全球海洋帝国，它依赖的是全球市场。而郑成功、汪直他们建立的只是一个东亚海洋帝国，依赖的只能是东亚大陆市场。
如果你不能建立远距离的信用机制，那就意味着你的贸易成本极高，持续不了多久。
远距离信用机制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规则上的共识，只要双方都认同这个规则，发生纠纷大家也能有公认的解决机制，那么贸易就能低成本持续。因为这对于双方都有好处，贸易还能不断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英国人是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起了一套能够突破熟人社会的普遍信用机制。这使得他们可以以全球海洋为单位，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以整个世界市场为活动单位。世界市场对大陆帝国的市场是有压制力的。 

进入20世纪之后，大英帝国统治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统治世界越来越吃力。因此英国想要稳定统一、适度繁荣的大清。
所以，在近代史上我们就能看到，就算大清自己做了蠢事，比如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引来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结束后英国也还是要竭力保住大清的统一，免得市场就被别人瓜分了。
晚清的内政改革和洋务运动的一系列努力，以及大清能够始终保持统一，除了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之外，也要看到这背后英国的影子。
英国在这里面当然不是安着多么大的好心，但也不是安着多么大的坏心，它在中国做的一系列事情，都是为了尽量符合它的国家利益的事情。 

俄国的精神特征就是弥赛亚情结，通过承担苦难来救赎全人类，再加上一马平川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俄国的非同寻常的扩张性。
它的扩张性和上一讲说的大英帝国不同，近乎一种宗教感情，是不以利益计算为准绳的。 

日本这个国家，从国土面积和人口、经济各方面看，放在欧洲都是个大国。但放在东亚的话，跟中国一比，怎么看都不是大国。这种国家规模，让它一直没法获得精神自主性，长期处在一种焦虑当中。
甚至到了今天，如果中国不能恰当地理解日本的这种焦虑，并在国际制度中给出恰当的制度安排，中日关系仍然没办法真正好转。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带来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外包的承接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有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才有能力承接外包。
中国的土地财政的发展，刚好使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发展起来了，使得供应链网络获得成长空间。土地财政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在时间上刚好重合了，中国经济于是发生了令人目眩的成长。
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 

人类的秩序是相互联系的，大陆世界秩序混乱的话，其他地方的日子也甭想能过得多么好。最近几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就是一个很明白的例证，中东乱成一锅粥，欧洲就甭想能清静。
因此，失序的大陆世界，必须重建一套秩序，这不仅仅是为了大陆世界，同样是为了人类的普遍秩序。
但大陆世界的秩序靠它们自己是搞不定的，如果能搞定，当初也不至于陷入混乱。而海洋世界也没法帮助当地建立秩序，因为欠缺紧密的经济联系，政治方案便没法落地。
因此，只有和大陆世界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才有能力持续地向这些地方投放秩序。 答案，就是中国。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成为输出秩序的必要枢纽。 这种枢纽位置，符合中国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对这种国家来说，它的国家利益绝不来源于民族主义，去对外攫取利益；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我们的国家利益必定是世界性的。所以中国必须从全球视野，而不能从民族主义视野思考问题。必须打开眼界，从全球着眼。 

中国作为世界枢纽，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要素，只有在一个宏大的格局当中，才真正地能够实现自身。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传承，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也只有让自己的视野和精神格局，上升到世界的高度，才配得上它的精神内涵。所谓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切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