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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文明之光-1

【 作 者 】吴军

【 ISBN 】

【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9 第一版

笔记

序

如果说“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那么作者的“偏科”将会让它万劫不复。
对于文明史这一题材，缺的不是原材料，而是快刀斩乱麻的勇气和见他人所未见的眼光。 

贯穿全书的“意”有三：一、进化观点；二、科技-资本黄金组合；三、反英雄史观。 

战争有时会带来意外的效果，会颠覆性地打通文明交流的新渠道，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航海、铁路、飞机与网络，相当于缩短了地球的周长，推动了文明的交流，有效增加了信息的密度。
文明的主线是能量与信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不过是为能量与信息的交流铺路。 

前言

人类已经走过的路，相比今后要走的漫漫长路，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幸运的是，如果跳出一个个具体事件，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我们会发现人类是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的。 

正文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大河之畔。只有在能够获得稳定的农业收成后，才有可能定居下来，进而建立城市，开始创造文明。 

我们今天在哪怕是最大的博物馆，比如卢浮宫、梵蒂冈博物馆或者大英博物馆，也只能见到几个木乃伊。但实际上，古埃及人历史上至少做了七千多万个木乃伊。大部分木乃伊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毁掉了。 

对文明来讲，人祸却比天灾更可怕，也更难以避免。 
这些文明的创造者和发现者的劳作，才使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井然有序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相比之下，那些声名显赫的王侯将相，他们有时为了一显自己的力量，对文明的破坏远远超过他们所谓的功绩。 

东方有“四大文明古国”这种说法非常不准确，世界历史学界的主流说法是：世界上有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多个文明中心，而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继埃及以后的第二个文明中心。

苏美尔人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冶炼金属的民族，他们在公元前3300年便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的产生，说明人类社会已经有了采矿业和简单的制造业了，而在此之前人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苏美尔人更重要的一项发明是轮子，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尽管今天看来它再普通不过了。从物理学的角度讲，轮子的发明表明人类懂得了滚动摩擦力比滑动摩擦力小很多。轮子的出现，使得人类不仅有可能远行，而且可以运输较重的物件，从而建造大规模的城市。
苏美尔人还发明了帆船。帆船和车辆的出现，使得人类可以抵达较远的地方。苏美尔人沿幼发拉底河建立了很多商业殖民地，并且将其文化影响扩散到波斯、叙利亚、巴勒斯坦，甚至埃及。 

和古埃及或者中国那种大一统的文明不同，苏美尔文明与后来希腊城邦的文明更相像，各城邦之间有很大的独立性。中东地区总体上一直缺水，为了争夺水源和商业殖民地，苏美尔各个城邦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战争是苏美尔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上被破解得最早的法典，其刑法的内容强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整部法典体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 

在古埃及，社会靠的是伦理道德来维系；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则是靠法律来维系。 

印欧民族大多来自今天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地区，因此，今天白种人的学名被称为高加索人，就如同我们黄种人被称为蒙古人，黑人被称为尼罗人一样。 

依靠先进的战车和铁制武器，赫梯人灭亡了古巴比伦王国，从此，由一个外来户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主人，并且控制着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区的贸易。 

亚述到了末期，开始了崇文的风尚。他们开始尊崇文化和科学，并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博物馆——巴尼拔图书馆。
里面收藏了哲学、数学、医学、天文学和文学等各个领域的图书，几乎覆盖了当时人类已知的全部学科领域。其中的王朝史籍、宫廷敕令、历史大事记等，为后人研究亚述王国乃至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 

中东人掌握上釉的技术比中国早了近千年，但是当时的上釉技术并不成熟，这样烧制的陶器釉面既不密实，也不牢固，起不到防水的作用。因此，古巴比伦人放弃了使用釉对陶器的改进，而将这项技术用于了建筑材料——釉面砖的制造。【将沙子和盐或者苏打一起加热到摄氏1000度时，就会变成有粘性、半透明的糊状物，冷却后可以在物体表面形成一层有玻璃属性的光滑釉面。】 

人们说起东方古国之一巴比伦时，常常提到《汉谟拉比法典》和空中花园，但实际上他们一个属于古巴比伦王国，一个属于新巴比伦王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中间差了将近一千年。 

都江堰的整体思想是分流，这不同于世界上早期的水利工程。那些水利工程，要么筑坝围堵，要么加固河堤，要么挖渠挖运河，很少有什么工程能兼顾治水防洪、排沙、水运、灌溉和城市供水等综合效用。它所灌溉的成都平原从此成为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 

我们不知道是谁发明了垄耕种植法。这个发明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大地上每一个农民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概念，他或许不能对这项发明说得头头是道，但是都懂得这浅显却重要的道理。 

在古代中国一匹马拉的重量是欧洲同期马拉的重量的三倍，这不是因为中国的马有力气，而是因为马具好。中国的马具是套在马肩上，而欧洲人是固定在马的脖子上，这点细小的差别导致了牲口使用效率的巨大差别。 

政治体制和文官制度对于任何文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类早期的文明大多是贵族和宗教政治，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由法老或国王和祭祀共同统治国家，在他们的下面有世袭的贵族。古印度文明在雅利安人入侵后，由僧侣和贵族统治国家。这种政治制度导致统治集团越来越脱离民众，并且无法进步，最终导致文明的停滞。
在西方近代真正的民主政治出现之前，世界上只有古希腊和罗马的民主制，以及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打开了平民进入上层社会并且参与管理国家的途径。 

到了公元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则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公元前后罗马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并且在公元一世纪时它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其人口一度多达150万，但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罗马就日益衰落，其人口直到18世纪就没有再超过20万。
从公元一世纪到18世纪末一千多年时间里，欧洲从来就没有哪个城市人口超过百万。
据史书记载，长安城的面积应该相当于今天的83平方公里，长安内城有南北大街11条和东西大街14条，其中最宽的朱雀大街宽达150米左右，放在今天也是世界上最宽的大道之一。城内布局横平竖直，共划成110个坊，十分规整。街道两边树木成行，城内还有四条渠道流经，供应生活用水。
长安和当时的东都洛阳，人口都超过百万，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世界上最大城市的称号。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能和它们相比的，只有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 

宋代的科技水平领先于世界。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个（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都是在宋代得以普及应用。
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60个以上，范围从南洋、西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瓷器、丝绸和各种生活用的手工制成品为主，表明其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 

在历史上，多次上演过野蛮战胜文明的悲剧。
公元前1500年前后，野蛮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毁灭了那里已经相当发达的文明。公元前2世纪，相对落后的古罗马人毁灭了古希腊文明，而600年之后，野蛮的哥特人、日耳曼人和汪达尔-阿兰人不断入侵罗马帝国，并最终由汪达尔-阿兰人攻陷了罗马城，将整个欧洲带进长达近千年的黑暗时代。
每一次落后战胜文明的结果，都是全人类的文明大倒退。在人类历史上，并非下一代人一定比上一代人生活得更好。 

古希腊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具有了其他民族缺少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他们善于归纳和演绎，把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和科学。
也许他们实际上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科学成就，而后者有相当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且距离建立各种科学体系仅一步之遥。 
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古希腊文明都远远领先于同期的其他文明，甚至比一千年后欧洲普遍的水平还高。古希腊人涉足的科学领域很多，从数学、医学、物理学一直到天文学和地理学。而其中他们在几何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上的贡献，最能体现出他们在建立完整的学科上的成就。 

应该讲，古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或者其他早期文明）在这方面的知识更多来源于实际的度量结果，而非逻辑推理。毕达哥拉斯的工作实际上是将数学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科学的方法分开了，今天很多数学家还坚持认为数学是与科学并立的学科，因为研究方法不同。
毕达哥拉斯和以前东方学者的区别在于，他坚持数学论证必须从“假设”出发，然后通过演绎推导出结论，而不是通过度量和实验得到结论。这种方法对数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欧几里得（Euclid，希腊文Ευκλειδης，前325—前265）一词在希腊语里是“好名声”的意思，因此，这或许是后人对他的尊称而非他的本名。
欧几里得将他的公理化体系几何学写成了《几何原本》一书，这本书被认为是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它不仅为几何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西方人的思维方法影响深远。 

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物理学和许多自然科学学科的开山鼻祖。
亚里士多德将过去广义上的哲学（即知识或所有学科的总称）分为三个大的领域：

• 1．理论的科学，即我们现在常说的理工科，比如数学和自然科学；

• 2．实用的科学，即我们现在常说的文科，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战略学和修辞写作；

• 3．创造的科学，即诗歌、艺术。 
  亚里士多德的功绩在于用格物致知的方法建立了很多学科体系，并且采用归纳法总结出一些自然科学的定律，这些定律是构建各个自然科学学科的基石和支柱。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总是可以看到，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难免会有错误，这并不可怕。一个经常犯错但允许别人修正自己错误的科学家，比一个经常正确但是不接受任何批评的人，更能促进科学的发展。 

应该讲，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共同奠定了物理学的基础。在他们之前，人类对物理学知识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但是把物理学变成一门单独学科加以研究，这要归功于亚里士多德。而把具体现象总结成通用的规律并加以定量描述的则是阿基米德。 

托勒密把前人留下的零散的天文学知识变成了天文学这门严谨的自然科学学科。
托勒密发明了球坐标（至今仍在使用），定义了包括赤道和零度经线在内的经纬线（今天的地图就是这么画的），并且给出了一度经线的距离（虽然比实际的小了10%，不过幸好有这个错误，才让哥伦布得出从西面到亚洲的距离比往东绕过非洲到亚洲更近的结论）。托勒密还提出了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圆。
最著名、也是最有争议的发明是量化的地心说。
托勒密在天文学上的地位堪比欧几里得之于几何学，牛顿之于物理学。 

近代自然科学的很多体系都是在古希腊时代奠定的，希腊人在学术研究上有别于东方文明之处不在于一两项科学发明和发现，而在于他们将自然科学各学科分门别类，对每个学科都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演绎或归纳出普遍规律性，即定理或定律，继而成为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基石和支柱。后人可以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推动科学的发展。 
反观东方的文明，在科学研究上有两大缺陷，首先是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常常会将问题和定理定律混为一谈，虽然他们的解答和证明过程可能类似。这样一来，后人就很难继承前人的工作，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得从头再来，导致几千年来在科学研究上原地踏步。
希腊才为人类的文明开辟了科学之路。 

罗马人一共三次征服了世界，第一次是靠武力，第二次是靠拉丁语而第三次则是靠罗马的法律体系。 

18世纪以前，拉丁语是欧洲各国人民交流的媒介语言，相当于今天英语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 

法律的制定一般都会稍稍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随着罗马的迅速扩张，各种不断变化的需求使得早期的法律已经无法完全覆盖现实。
当然，一种解决办法是不断制定新法。但是，如果法律经常改来改去，其严肃性、权威性和一致性就会受到质疑。
罗马法的诸多变化仍然是在传统价值体系下完成的。执政官并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过对法律条文进行新的解释或修订已有的法律来解决新的问题。
罗马人确立了对传统法律的依赖以及对变动的谨慎态度，这种态度是今天西方国家建立法律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西塞罗法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斯多葛学派（Stoa） 的自然法观念。
他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自然法哲学的前提性观点：“法律是自然的力量，是明理之人的智慧和理性，也是衡量合法与非法的尺度。”换句话说，也就是一切都要以法律为准绳。
他强调法律是理性和永恒的——“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事情。当这种理性确立在人的心智之上并且得到实现，就是法律。”
西塞罗和自然法精神对于罗马法的贡献，在于给予罗马法的合理性一些基本的假设。这些基本假设被后人冠以“不言而喻的真理”，比如作为法律主体的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的自然权利。法律的一切规定都必须以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为最高原则。

• 罗马法不是立法者意志的体现，而是要符合自然的法则。

• 由于自然法的正义化身形象以及自然普遍存在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普遍性的结果。

• 自然法属于无需经验或先于经验获得的知识，就如同几何学上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 
  
  

《论法的精神》一书被视为人权保护和确立三权分立原则的经典著作。孟德斯鸠的这些观点和结论，都深受罗马法的影响 

启蒙时代的另一位重量级思想家卢梭也深受罗马法的影响，他从罗马法中强调的法律主体（自由人和团体法人）的平等性，推广到人的平等性，即“法律的条件对人人都是同等的，卢梭认为“政府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防止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 

拿破仑在圣· 赫勒拿（Saint Helena）岛病逝。临终前，他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一生40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 
虽然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胜利在1812年就终结了，但是整个19世纪，欧洲依然是在拿破仑· 波拿巴的影响下度过的，因为这部法典把资本主义制度从法国推向了全欧洲。
法典的基本原则和罗马法非常相似，主要强调法律的主体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以及过错责任。 

马克思对罗马法的评价非常高，他一再强调，罗马法是奠基于私有制基础上最完备的法律形式，不是一般完备，也不是比较完备，而是最完备的法律形式。 

罗马法是古罗马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它所蕴涵的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的观念，具有超越时间、地域与民族的永恒价值。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商品能像瓷器那样，改变世界的政治文化和人类的生活。瓷器是彻底的人造物，它和金属、玻璃（包括水晶）这些东西不同，在自然界是找不到的。它完全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和文明的标志。 

陶器越大，炉温不均匀带来的问题就越大。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虽然中国并没有这方面技术的记载，但留下了这项技术的大量物证——兵马俑和秦砖。
我们常说的秦砖汉瓦，指的是非常古远的两种优质建筑材料。秦砖不同于我们今天盖房子用的砖头——它的体积要大得多，可以长达一米多，而且是空心陶砖。
即使再结实，再美观，也无法克服陶器本身的诸多先天不足。首先就是密水性不好。第二个重大缺陷就是强度不够，不仅厚重而不好用，而且易碎。
如果说陶工们注意到自然上釉的现象还只是一个发现，那么草木灰上釉法则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主动发明。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在人类发明史上，其作用不亚于我们常说的中国四大发明，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困扰人类几千年或许上万年的问题——怎样让烧制出的器皿不渗水。它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将继续改变世界。 

18世纪对中国和英国来讲，是个分界点。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国的科技进步到了明朝便停滞了，虽然因为人口众多的因素，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GDP还是世界排名第一。而英国因为成功地进行了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欧洲人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擅长定量分析和比较实验，因此完全弄清楚了瓷器的成份和烧制的原理。在研制过程中，他们保留了全部的原始数据和实验报告，这样，每取得一点进步，后人都可以直接受益。
中国工匠更多的是具有对制瓷工艺的感性认识，他们靠“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将经验代代相传，而徒弟是否能超越师傅，则完全靠悟性。中间即使有一些发明和改进，却因为没有详细的过程记载，或许是出于保密故意不记载，很多发明和改进都无法传世，比如宋代五大名窑的制作工艺大多失传了。
这不是中国瓷器制造特有的问题，而是中国古代很多手工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过去的六七个世纪里，佛罗伦萨的命运与美第奇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美第奇家族鼎盛时期【家族的女眷不断有人嫁到其他国家的王族中，成为王后，包括两位法国的摄政王后 。此外，美第奇家族还出过多位教皇（一共四位 ）。】，佛罗伦萨不仅跟罗马或威尼斯分庭抗礼，而且还对抗着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即今天的德国和奥地利）。但是在这个家族的命运终结之后，不仅是佛罗伦萨，而且是整个托斯卡纳地区，再难看到往日的辉煌。 

科西莫和布鲁内莱斯基用了“复兴”这个词来形容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封顶工作，因为它是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明，仿照罗马万神殿的穹顶。
科西莫这种做法的背后还包含着富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他知道财富和荣耀终有一天会随着他的生命一起结束，但是他建造的大教堂将永世屹立在佛罗伦萨。

在17世纪，天主教廷愈发保守，而美第奇家族对艺术和科学的大力资助也即将完结，这标志着文艺复兴的结束。但是科学的曙光在欧洲已经出现。就在伽利略去世一年后，一位科学巨匠在英国诞生了，牛顿开创了整个科学时代。 

1533年，法国王储亨利二世迎娶凯瑟琳· 美第奇，当时法国还处于“粗鄙”的状态。于是，凯瑟琳决定把美第奇家族的优雅生活方式带人法国：她教会了法国人社交礼仪，教会他们使用刀叉，烹饪美食和讲究时尚，并且写了本相当于贵族生活指南的书《生活的绝妙论说》，这本书成为西欧宫廷礼仪的参考书。 

1600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再次迎娶美第奇家的女儿——玛丽娅· 美第奇。她的孙子路易十四和中国的康熙皇帝处在同一个时代，而且在王位上的时间（72年）甚至比康熙还长（61年），是一个将法国带到文艺复兴顶峰的王者。路易十四是法国历史上文治武功都最为出色的君主，他确立了法国在后来两百年里成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地位，并且制定了被后世认为是典范的欧洲宫廷礼仪。 

大航海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地理的大发现，为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和人口的大量繁育找到了殖民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也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做好了科学和技术上的准备。 大航海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海权的重要性首次超过了陆权。 

牛顿这样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能够完成小学、中学和高中的教育，除了他母亲尊重了牛顿自己的选择外，也说明当时英国的大众教育已经相当普及，正是靠普及教育，使得英国后来人才辈出。

牛顿颇为爱财。牛顿接受造币局长一职的主要原因是这个职位不仅有权，而且薪水很高。此外，他还积极参与投资或者说是金融投机，并且“有幸”赶上人类历史上早期著名的股市泡沫“南海泡沫”。牛顿因此感叹到“我能算出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
牛顿晚年花在炼金术和神学上的时间可能并不比他花在数学或者物理学研究上的时间少。往好里说，牛顿对未知领域的探求一直没有停止过；往坏里说，牛顿把大部分宝贵的时间全浪费在不可能有结果的事情上了。
牛顿的贡献还在于发展并完善了自伽利略和笛卡尔开始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得到科学的结论。
牛顿是幸运的，他生在了一个变革的时代，并且生活在当时引领世界发展的国家。能够发现拉格朗日所说的“最伟大的宇宙”的机会只能是在那个时代的英国，要是出生早或晚半个世纪，即使他同样聪颖和努力，但是没有了那样特定的社会和科学背景，也就没有了这只有一次的机会。 

如果要问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哪个，答案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英国，而是荷兰。 
荷兰人很务实，喜欢经商。由于没有什么资源可卖，因此他们的商业活动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比如荷兰人喜欢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以获取附加值。荷兰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政治没有太多兴趣，对于名义上的统治者，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干涉他们挣钱。
荷兰独立后成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股份公司——东印度联合公司（不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千上万的荷兰人敢于把自己的积蓄投入这项冒险，原因有这么几条。首先，荷兰人喜欢冒险，这也使得他们的后裔建立起了华尔街。其次，东印度公司有荷兰政府的背书。再次，但也是最重要的是——荷兰商人信誉良好，并且是世界上最早恪守信托责任的群体。 

在葡西两国，大航海的受益者只限于王室、贵族、富商和冒险家，对国家的强大或百姓的富足没有直接的帮助。而在荷兰，全球贸易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行动。通过全球贸易，这个低地国家做到了民富国强。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靠挖金银及从事暴利的贸易获取财富，而英国人和荷兰人更多地是靠从事生产来获得财富，即使在其殖民地地区，他们也主要是经营而非掠夺，更多地从事生产而不是直接开采贵重金属。因此，英国和荷兰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是可持续的。 

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

• 人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是以谋求个人的利益为目的，就在每一个人都在试图最大化自身利益时，他们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超越他们本意的目的，最终让全社会获益。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市场供求规律。

• 分工协作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

• 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对劳动者的肯定，而且解释了商品价值的规律，即其中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

• 全球贸易的战略——自由贸易。这条原则成为后来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愿意帮助中国富裕起来，根本原因就是希望中国富裕起来后能够多买它们的商品。亚当· 斯密提出了一种让世界各国双贏的策略，而不是通过贸易保护或者制裁得到双输的结果。 
  
  

在《国富论》提出的思想前提下，亚当· 斯密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对外保卫国家，对内维持治安和司法，以及建设和经营公共工程。而对于经济生活，政府少操心为好。让商业发展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 

美国作为荷兰人和英国人殖民的国家，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性上，比这两个欧洲的祖宗更进了一步。1901年，老罗斯福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上任伊始，他就要求国会立法，对托拉斯的经营活动给予合理的限制，并发起44起针对大型垄断企业的诉讼，最终导致了洛克菲勒石油帝国的解体。

洛克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人民承诺纳税来维持政府，而政府承诺保护人民的利益：他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这一思想后来被杰弗逊写进了《独立宣言》，并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准则：美国颠覆他国独裁政府的法理依据都来自于此。 

乔治· 华盛顿缺乏恺撒或者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和铁腕，他也不像杰弗逊和麦迪逊那样高瞻远瞩、对国体有深刻的见解，他更不像汉密尔顿那样善于玩弄权术。在外交上，华盛顿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在需要精明、耐心和谈判技巧时，都是由富兰克林、杰弗逊和亚当斯等人担当。华盛顿甚至不是一位好的演说家，他不仅不像亚当斯那样雄辩，而且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口才算是非常差的。在政治上，华盛顿天生保守，他没有法国革命家那些激进的思想，他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平等社会，如此而已。在独立问题上，他显然不如杰弗逊和塞缪尔· 亚当斯来得坚决，但是当北美殖民地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他便义不容辞地担起了领导独立战争的重任。今天，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感谢这位来自弗吉尼亚农庄的国父，他不仅把北美殖民地从英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实现了这块新大陆的高度自治。华盛顿一生不贪求权力，不计较得失，对荣誉也看得很淡，在这些方面，他是历代领导者的楷模。他有极高的道德品质，坚毅而自律，并且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 

今天信仰自由被看成是一种天赋的权利，但在历史上却不是这样。而在北美殖民地，外来移民受到殖民当局的欢迎，有的还获准建立自己的宗教机构。在当时对异教徒的宽容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样北美殖民地的实力就迅速增强了。 

建国之初美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而这个联邦日后不仅没有分裂，反而成为了超级大国。这当然是很多代美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也和这些开国者为这个国家确立了良好的政治体制和树立了无私的道德规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