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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以来,大英帝国开始越洋冒险,寻找食物。如今,食品不再只为富人进口。贸易力量和海上力量相互依赖。战争年代,商船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许多老练的水手就来自于此,皇家海军保护了贸易航线。货物征收的关税又为制造军舰提供了经济支持。
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帝国”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占有殖民地,而是具有统治贸易的力量。
食品网,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全球系统,把有人类居住的五大洲全部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纵正最偏远的角落都拉了进来。
中世纪以来,英格兰一直依靠制衣业的支撑,以此进口本国几乎所有的奢侈食品。16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英国羊毛在欧洲市场全线崩溃。纽芬兰的腌鳕鱼贸易奠定了大英帝国的基础。腌鳕鱼是一种便携食品,也是一种贸易商品,它是大英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英国的美洲殖民地滋生出的大西洋贸易体系使贸易结构发生了改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最终在英国工业革命中达到顶峰。
17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不再每次都谨小慎微地估算一个贸易门类的成本和利润,而是开始将国家的贸易视为一个整体。
圈地运动让许多农村劳动者没有了养牛羊的共用土地。许多劳动者负担不起自己酿啤酒,转而喝茶,因为茶没那么贵。而且茶很烫,在英国的恶略天气中,燃料价格的上涨导致啤酒酿造的减少,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吃得起热饭只能吃面包。茶还有一个优点,可以抑制食欲。加糖的茶最终取代啤酒,成为穷人的主要饮料。
糖不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大麦和豆子做的烤饼让人像砖头一样有力,吃白面包喝茶则搞得人一半力气也没有。
失去美国殖民地的英国政府为了尝试促进中英贸易,大幅削减了进口茶关税,差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众消费品。但中国人只买了一些英国羊毛和印度棉花,于是东印度公司寻找了一种能垄断中国市场的商品——鸦片,解决了东印度公司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鸦片贸易这种机制让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消耗了大量资金,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造成中国白银短缺的原因却相当复杂,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贸易失衡。英国为了确保鸦片的供应,决心把自己的贸易体系强加给中国,这毫无疑问非常残酷,但是说英国这样做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滔天罪行,那就太夸张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英国人谈论鸦片战争,原因复杂同意,没有滔天之罪就呵呵了】
整个19世纪,欧洲移民扩大了世界的可耕种土地面积和高产的草地面积,大约在十五万亿到二十万亿英亩之间。这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刻的影响,为新世界在19世纪最后十五年出现的食品制度奠定了基础。
坚持维护英式标准,不仅仅是为了不遗余力地表现种族优越性。殖民地模仿英国饮食,是在不熟悉而且经常受到辰威胁的环境里寻求对熟悉事物依附的一种尝试。
19世纪发生了广泛的味道殖民化。腌牛肉炖菜和烤猪肉或腌猪肉以及油炸面团是第一批真正的国际食物。”英国饮食由来自全世界的食物组成,把世界上日益增长的人口与大英帝国的贸易系统联系起来。殖民地的影响力完全辐射到了周边地区,破坏了本土的饮食文化,把它们融入了帝国的商业食品世界里。
英国议会委员会在1810年被要求回答有关殖民地劳力的问题。一名皇家海军军官推荐了中国人,他发现在东南亚的荷属蔗糖、棉花以及咖啡种植园里的中国人非常“勤劳”。19世纪40年代,当这个契约体系系统地建立起来时,中国“苦力”便定期被送到西印度群岛。但是最终还是在印度,英国蔗糖种植园主找到了低廉的劳动力,其成本之低足以让他们在世界市场竞争。
印度茶商将他们的产品介绍建立在这样一些偏见之上,即吸食鸦片的中国人生产的东西是令人怀疑的,而他们的产品则与之完全不同。印度茶口味强烈,香味醇厚,在英国管理的干净整洁的环境下种植、加工和包装。到了1900年,中国已经退出英国市场,让贤印度茶和锡兰茶了。
19世纪的年代,棉花工人吃的糖是其他工人的两倍:糖的确促进了工业革命。吃这种贫乏的食物长大的孩子有营养不良症,而且在工业城市不卫生的条件下,他们感染肺炎、肺结核、痢疾和风湿热。那些撑过童年时期的人严重发育不良,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把那些食物里的营养用来恢复而非生长了。无休无止的贫困和悲惨让曼彻斯特人的生命周期刚刚达到二十六岁,比国家平均水平足足少了十年。
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美双方的小麦市场对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越来越感到失望。美国人想通过打开新市场脱离利物浦的控制,而英国人开始开发印度。19世纪70年代,印度农民已经不再存储多余食物,而是把所有的收成卖掉。这使他们很难度过衣食短缺期。到1900年,英国小麦进口量的五分之一来自于印度。到1910年加拿大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小麦出口国。
到了1939年,帝国供应了超过一半的农业进口货物。英国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肉类,约百分之七十的糖和奶酪,以及百分之九十的脂肪和谷物都依靠于海外资源。从16世纪西部农村的渔民寻找鳕鱼开始,英国人对食物的追求至此达到顶峰。多亏了进口食品,工人阶级的饮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大英帝国的贸易,一直是为英国制订的。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绿色革命带来的生态影响,以及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吃洒了农药的蔬菜,或者打了激素的肉。如果不愿意的话,如何才能为全人类提供负担得起的有机食物呢?我们对饮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焦虑让我们掂量,吃在阳光下成熟并用船从远方运过来的土豆是否更好一点,还是那些在本地温室里长大的土豆更好一点。如今我们发现自己在颂扬本地食品生产的同时,也在购买一系列贴有美国标志的食品,这痛打了19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者们的脸。我们不再自信我们知道解决应该如何种植或获得食物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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