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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不但抹去了先前不列颠人的烙印,而且在其后频繁遭受的侵略活动中保持了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语言,他们表现出惊人的百折不挠。同时,英格兰拥有岛国的先天地理优势,岛国民族通常也热衷于航海。他们很快发展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政体,这是撒克逊人血液里对自治的坚持以及诺曼人中央集权的传统之间斗争的结果。
英格兰在王权和民意的较量之下成长,但民意通常很难达成一致,至少建立第一个“英帝国”的不列颠群岛上的凯尔特人的民意很难达成一致。这产生了很多矛盾,导致了英国《大宪章》、亨利三世之战和农民起义的出现,最后以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收场。这些革命发展出议会民主制监督下的君主立宪制,事实证明这是欧洲最稳固的政治体制。
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是有着各自历史的国家。自成立以来,它们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隶属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种隶属关系往往使它们在大不列颠传统历史中处于从属地位。
英国人的精神在于容纳各种出身和种族,并认同这片最初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的土地上特有的文化。
英格兰人不擅长描述自我。在信心爆满的大英帝国时期,他们觉得不需要这么做。而如今,大多数英格兰人不喜欢把自己当作欧洲人,却也不擅长将自己和其他凯尔特邻居区分开来。
对一些人而言,历史是机遇的问题;对一些人而言,历史是英雄和坏人缔造的;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历史是地理、经济,甚至是人类学方面的往昔岁月。历史不仅是平铺直叙的年表,而是一系列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的集合。
亚瑟王是大部分北欧骑士文化意象内容的源头。不列颠人、撒克逊人、诺曼人和都铎王朝人都声称亚瑟王是自己的祖先,那段纯净而恢宏的历史仿佛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撒克逊人一向忠于家庭、乡土和宗族,这份忠诚体现在一句盎格鲁—撒克逊短语“亲戚朋友”(kith and kin)中,该短语从“有教养的(因而相对就有‘没教养的’)和熟悉的”(couth and known)这句话衍生而来。
655年,英格兰的最后一位异教徒统治者死去。撒克逊传统里的自然守护神兼战神蒂乌(Tiw)、沃登(Woden)、托尔(Thunor)和弗雷娅(Freya)后来演变成一周中某一天的名称。
7世纪末,英格兰也许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但惠特比宗教会议却使其进入了欧洲教会文化主流。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才结束。在这样一个内乱不断的国家,西奥多建立的教会面向全体英格兰人,教育他们,并向他们提供福利和公共管理服务。
挪威的海盗长期袭击苏格兰和爱尔兰海沿海居民,而丹麦人则沿北海掠夺,行迹甚至深入法国境内。起初只抢掠战利品,后来才逐渐建立殖民地,并在欧洲海岸周围创造了一种“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或诺曼文化。
正如奥法让国王们臣服于教会一样,阿尔弗雷德让国王臣服于法律。这是民意统治的最早萌芽,经常被后代律师们提及。
无能的约翰导致的英国混乱,凝结了巨大的力量,最终为英格兰留下了《大宪章》。这是欧洲第一部人权宪章,明确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了公民的自由。该宪章开创了一个先例,历史上后来的立宪主义者往往加以借鉴,并被后世人赋予了当时所不具有的重要意义。对17世纪的革命者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明确了与王权相对立的贵族权力,权力的基础发生了转变,从君主权威和自由裁量权向现代法律与现代议会变化。
1348年,瘟疫爆发。黑死病是一种威力前所未见的瘟疫,是通过船只从远东带入的老鼠带入英国的。港口城市最先遭了殃。英格兰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Bristol)在几周内失去了40%的人口,韦茅斯(Weymouth)也是如此。英格兰总人口从550万下跌至400万,这是英格兰历史上人口下跌最快的一段时期。黑死病最终夺走了四分之一的英国人口,加速了封建体制的瓦解,只是暂时地中止了英法百年战争。
1534年,亨利正式颁布《至尊法案》根据该法案规定,国王“是除上帝之外,世界上拥有最高权威的人,不受普通律法的约束”。这部法案标志着英格兰国教的创立,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皆归国王所有。
中世纪的英格兰有两大支柱,一个是教会,另一个是贵族,亨利八世成功掌控了这两股力量,将两者置于个人特权的统治之下。他做了很多欧洲君主认为不能为的事,挑战罗马的权威并存活下来。他堪称欧洲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
伊丽莎白一世是荣光女王、英明女王贝丝,她统治时期(1558—1603年在位)通常被视作英格兰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包容、胜利、传奇和愉快的年代,孕育了莎士比亚和英国文艺复兴。在此期间,英格兰历史得到不断深化,从静态画面变为动态影像。
究竟是新教还是天主教,伊丽莎白一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她直觉认为,英格兰人民宁愿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愿得到他们不喜欢的答案。
当议会催促她选一位丈夫的时候,她一如既往地表示自己将“统治并以处女之身死去”。这样英格兰就会“有一位妻子,而非主人”。
时年67岁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其“黄金演讲”(Golden Speech)中言道,她不是“一个贪婪的敛财之人”,而是一位冗累王位的守护者。她用以下这番话结束了统治时期的最后一次演讲:“也许你们见过很多更能干、更聪慧的王子登上这个宝座,但你们却再不会遇到一个比我更加爱你们的人。”
查理二世复辟后,执政期间先后发生伦敦瘟疫、伦敦大火(伦敦中世纪所建的城墙内有90%的房屋被烧毁)、荷兰人逆泰晤士河而上等事件。
威灵顿公爵的绰号是“铁公爵”(Iron Duke),这不是因为他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败拿破仑,而是因为他不得不在自家窗户上安装金属护窗。政治敏锐度不高,军事能力强,忠于王国(起先支持国王加税,后因王国稳定建议国王同意改革),赞同镇压抗议,言语耿直(在议会中说“我这一生中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可怕的坏蛋。”)
19世纪中叶留给人的印象是英国处于渐进式变革状态,遍及商业、文化、精神和建筑领域。1848年是欧洲的“变革之年”,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波兰等国君主纷纷被推翻。
不同于汉诺威王朝的廉价华丽,维多利亚女王和艾尔伯特重新建立起王室的形象,将婚姻幸福作为“维多利亚价值观”的核心。维多利亚女王展示了对家庭的热爱和世界大同主义,这两者是始终贯穿时代变迁的主线。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维多利亚女王满足了他们最期望从一位君主身上得到的东西:稳定和完整。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继英军与殖民地南非布尔人作战失败之后,震撼并动摇了大英帝国的信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影响力巨大的国有化进程,众多从未离开村镇的男男女女迁往陌生的地方,接触到新鲜的异乡口音。人们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参战,政府利用“全面战争”这一概念征收前所未有的税项,并在全国各地落实法规、征兵制度和审查制度。
1918年的英国是一个满身伤痕、满怀期待的国度。那些为战争付出一切的人相信,海外国家安全应该能够促进国内社会保障。
有房者比例从1910年的10%上升至30年代末的三分之一,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由此带来的低密度住宅区在英国郊区呈“带状发展”。英国人口只有20%生活在乡村。
经济大萧条时期,电影为人们提供了逃避现实世界的空间。
1949年,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共同缔结了一个更为强大的联盟,这便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该组织旨在抵御苏联扩张,并且如一句口号所说,“遏制德国人,推美国人上台,赶走苏联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英国首位女首相,她在就职演说中提到,“我们有过无数的教训,这将使我们得到无数的益处。”她是首位公开反对福利政策共识的政治领袖。
英格兰早早成立国家,没有付出多少流血杀戮的代价,历史上只有两次持续时间比较久的内战,分别发生在15世纪和17世纪。到乔治时代结束之前,大多数英格兰人实现了安全、繁荣和公民自由,这在当时是世界其他地方所罕见的。
纵观历史,只有当统治者对人民疾苦或至少对事件进展无视的时候,英格兰的宪制才会被迫变革。
历史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当变革潮流自下而上涌动的时候,无论是在社会、经济,还是政治领域,这时国家的发展往往是最成功的。中央权力令行使这种权力的人堕落,沦为一股保守、压迫性的力量。凡是相信自由和民主的人都必须永远约束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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