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拙文发表在今年9月23日《中国青年报》“思想者”栏目。下面是初稿，发表时有删节。下文第二段麦田怪圈部分观点参考了方舟子《谁制造了麦田怪圈》一文，第三段参考了《环球科学》2012年第12期“美国政要‘反科学’”一文。

   发表文稿见：http://zqb.cyol.com/html/2013-09/23/nw.D110000zgqnb_20130923_3-02.htm 

从2010年的张悟本、李一，到今年的王林事件，这是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又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随着他们的伎俩被识破，新一批的刘悟本、王一或者什么赵林什么的可能已经在筹划新一轮的“造师”运动了，正如美国著名科普大家卡尔·萨根所言，夜色已经来临，烛光在摇曳，魔鬼就要蠢蠢欲动了。

西方伪科学的历史比我国要悠久，声势也不小，有时还会成立一些专门的组织，甚至某些著名科学家也乐于其中，比如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华莱士和物理学家克鲁克斯（恩格斯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他们的伪科学活动）。西方伪科学的“传统项目”有：占星术、神创论、麦田怪圈、UFO、永动机以及各种替代疗法等。占星术发源于两河流域，传到希腊之后形成了以预见个人命运为主流的世俗占星体系（我国古代的占星术以服务于王朝更迭和战争胜负为宗旨，称军国占星体系）。在早期，占星术与天文学有扯不清的关系，近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开普勒生活困窘，不得不靠占星术谋生，他曾自嘲说，如果占星术女儿不为天文学母亲挣面包的话，母亲便要挨饿了。近代天文学确立之后，占星的文化传统在西方仍比较盛行。神创论是原教旨基督徒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从而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随着生物学的进展，他们日渐式微，但是又不断改头换面打着别的旗帜鼓吹超自然力量创造万物的观点，比如智能设计论等。1920年代，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莱恩曾发起一场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并试图把进化论从美国的课堂排挤出去，后引发著名的“猴子审判案”。近几年，神创论在美国部分州又有所抬头。麦田怪圈与UFO之类的，纯属一些神秘现象爱好者的癖好，有的靠制造或宣传这类内容吸引眼球，有的干脆把前者作为一种行为艺术（如果不声称那些怪圈来自地外文明的话，自然也谈不上是伪科学了）。永动机已经被证实是违反能量守恒或热力学定律的，西方设计曾上演过许多与永动机有关的骗局。至于各种替代疗法，有点类似我国常见的电线杆上贴的那种“祖传秘方”。

西方的种种伪科学活动，会掩盖以真正科学探究为依据的客观真相，进而损害民主的根基。这已经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认识。比如美国，早在18世纪，开国元勋杰弗逊就把牛顿、培根和洛克的思想作为美国独立的依据，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获得的知识才能发现真理，才能达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尽管近些年反科学的保守派人士与后现代主义者联合起来对科学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伪科学提供了庇护空间，但是西方社会的理性根基不会受到动摇。

我国的伪科学活动、反理性思潮，有一些就是拾西方的牙慧，经过再包装兜售过来的。但是我国的伪科学活动又有自身的特点，使得颇具迷惑性、“感召力”，从而加大了识破、揭露的难度，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首先是与传统文化粘连在一起。我国伪科学的重灾区是保健养生领域、风水学说。前者与中医相粘连，后者就是古代堪舆的翻版。近些年，弘扬传统文化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一些伪科学也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在招摇撞骗，文章开头提到的三人莫不如是。如果说王林在家里表演一些诸如空盆来蛇、断蛇复活等传统杂耍还谈不上伪科学的话，他利用这些迷惑使人相信他有治病神功就是彻底的伪科学了。养生保健领域的伪科学实在太多了，什么频谱仪、元气袋、磁疗枕等等。这些伪科学产品无不与中医的阴阳平衡、经络学说、穴位等联系起来，迷惑消费者。风水更甚，已经乘着国学热的快车，名正言顺地成了高校各种培训讲习班的香饽饽。

其次是与“名人”粘连在一起。这里的名人，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政界人士，一种是娱乐圈名人，有时甚至包括著名的科学家。政要痴情于迷信，并不是我国的专利，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夫人就钟情于占星术。但是像我国的伪科学活动，与政要、娱乐名人联系如此紧密者，的确罕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特异功能大师、气功大师遍地开花，代表人物有张宏堡、严新、张香玉、李洪志等。加上当时个别科学家也在鼓吹人体科学的革命，因此一些大师能够直接与某些国家领导人面谈，实施表演。这无疑增加了他们行骗的砝码，成了日后行骗的重大资本。与娱乐圈名人交往与之类似，目的仍然是扬名、获利。王林的那本名人合影集恰好说明了这种人的心态。至于各地出现的为了保住乌纱帽、匿好不义财而请风水师移坟动土、拆路改道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古人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前伪科学活动的泛滥，这些名人“功不可没”。

面对汹涌而来，并且许多就发生在身边的伪科学活动。我们该做何反思并积极应对呢？众所周知，近代科学产生在西方。自明末传教士“捎带”一些近代科学过来，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我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科学极少识得其要。当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高举科学、民主两杆大旗之后，随之而来的“科玄论战”引发了关于要确立科学的人生观还是玄学的人生观的大讨论，胡适疾呼道，中国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建国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政治风潮的影响，科学事业受到严重影响，科学精神遭到严重扭曲。改革开放后，科学事业迎来了春天，同时思想的大解放也带来了一种急切期待科学革命的心理，伪科学活动趁机滋生。近些年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主义的引入，一些反科学、反理性的思潮有所蔓延。该思潮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和迷信没什么根本区别，不存在什么客观的东西，导致国内目前出现了一股反智主义，就是公众对科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反而不信任，宁可去信一些非专业人士的言论甚至谣传。

科学需要普及，就是需要使我国广大公众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英国的大科学家法拉第当年亲自给少年儿童讲解蜡烛燃烧中的化学知识，赫胥黎为了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做了许多普及工作，道金斯的科普著作几乎成了“神创论”者挥之不去的梦靥。美国的卡尔·萨根为科学普及不遗余力，他曾荣膺美国“科学先生”的称号。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有类似这样的科学明星、反伪科学明星，在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与伪科学针锋相对，不能总是何祚庥院士、方舟子、司马南这几个人在呼喊，应该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科学教育要落实，公众科学素养提升的关键在科学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美国的“2061计划”在稳打稳扎地推进，奥巴马去年又承诺美国在未来十年要培养十万名科学和数学教师。反观我国，小学阶段的科学课在许多地区仍是形同虚设，有小升初导向的问题，有师资匮乏的问题等等。如果从小丧失了对科学的兴趣，而后又不能运用科学知识和思维方法去处理个人和社会问题，那么崇尚科学就会成为一句空谈，萨根所说的“魔鬼”真要蠢蠢欲动了。这将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