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感谢《中国科学报》W老师抬爱，笔者在该报“文化版”辟一专刊，每月一篇，名曰“触史生情”。今天刊载第一篇，发表时开篇语有删节，这里原文照录。

余研习科学史十余载，初窥堂奥。尝读前辈戈革先生《史情室文帚》，史与情激荡澎湃，令人心驰神游，岂不快哉！历史绝非冰冷之学问，乃先生之识，于我心有戚戚焉。由是不避效颦之嫌，搜罗考究，品评科学大椽巨匠、治（科学）史良材、手札著述、逸事闲闻，兼论两种文化、科学教育诸事，抚触历史、感物生情，故名之“触史生情”。不揣冒昧，以俟博雅君子教正。

戈革先生（中国石油大学刘超卓老师提供）

许多人并不知道戈革，包括在国内科学史这一很小领域内，特别是对青年研究者而言，戈革已经成了一个远去的历史符号，也许偶尔可以在一些科学文化的回忆文章中一瞥其名号，若追问一二，恐怕只能让人陷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地了。

整整100年前，戈革生于河北献县，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9年又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后来长期在中国石油大学从事物理教学工作，同时研究量子物理学史，尤精玻尔研究，因以一人之力翻译皇皇十二卷《玻尔集》而荣膺“丹麦国旗骑士勋章”，一生著译文字近2000万。

戈革治科学史，迥异他人，由于其旧学功底深厚——平生创作了不少“曲高和寡”的古体诗，再加上物理学及物理学史素养过硬，曾亲炙于著名物理学家余瑞璜，又与西方多位近现代物理学史家私交甚笃，在阐释物理学史的若干问题时，总能阐前人之未发，纠他人之误读，文笔犀利明快，嬉笑怒骂不留情面。其史才、史学、史识超然卓立，史林素来称道，无需赘述，拙文专门谈谈戈革之“史情”。

他早年自费出版过一本文集《史情室文帚》。这书若是放在现在，估计也得自费出版，因为单看这名字，估计鲜有人能琢磨透其意的，自然也吓跑了出版商。但若真的读过此书的人——估计也只能是科学史这个小众群体的人了，才会觉得如获至宝，必生相见恨晚之意。他在“自序”中对书名做过微言大义式阐释。所谓“史情室”，便是他自号的书斋名，何谓“史情”，即历史是有情或多情的，他还引用清代袁枚的诗以抒发治史之志向，笃信历史之多情，“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再说“文帚”，即作文敝帚自珍也。谈先生之“史情”，笔者认为从“真”与“趣”二字入手可得其玄妙。

先谈史情之“真”。这里的“真”自然是指求真，史学者研究的第一要务与科学家没什么不同，也是求真，求史料之真，求秉笔直书。但可能有人问了，若是如此，这岂不仍是“史识”的范畴，因为史识内蕴了去伪存真之旨，与史情之求真有什么不同呢。史识之求真，在于眼光与判断力，史情之求真，在于对“真”饱含深情的向往、推崇与拥抱，对“伪”深恶痛绝的鄙夷、厌恶与摈弃。

对通常的科学史学者而言，就一些讹传的伪历史，无非两种处理方式，写论文考证式纠正，或者在随笔文章中辨析式谈及，多数此类文章很像起承转合的八股文，于历史研究有益，但读上去索然无味，更别寄希望有点“史情”意味的阐发了。戈革之文章，多在纠正之余，每每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带有浓厚个人情感色彩又不是偏狭私见那种，对伪史料、伪史论毫不留情的批驳和嘲讽。这种强烈的求真之情，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戈革身上，独步史林。

兹举一例以领略其求真之史情。早年有人从《易经》中的“泽中有火”出发，认为这是我国古代对石油的记载。他不认同，专门写了一篇论文驳斥了这种牵强附会之说，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专门写了“几点感想”。那几条感想已经超出了史料辨析的范畴，而上升到了治史的态度与方法论方面，也即具有了普适性的教育和警示价值，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读者可以从这些文字中，听到他发自心底的疾呼与批判，摘录一段如下：

学术工作，这是人类的一种严肃的、艰辛的、光荣的、宏伟的文化活动，来不得半点虚假，开不得半点玩笑，弄不得半点狡狯，投不得、取不得半点机、巧，至于连“机巧”也谈不到而以搞笨拙的抄袭为能事，那更自郐以下，吾无讥焉。出现上述种种情况，难道不说明我们的学术风气还颇有不正之处吗？

这段文字写于40年前，如今读之，丝毫不觉得过时。学界多擅“能事”诸公，能不愧乎！

再谈史情之“趣”。在历史研究与通俗化过程中，“真”与“趣”似乎是一对矛盾，类似于正史与演义，就像《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样，在历史的舞台上并行不悖地传播着。科学史学者或爱好者曾做过有益的尝试，试图挖掘科学史的趣人、趣事。早年戈革的《学人逸话》，近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范洪义教授的《物理学家的睿智与趣闻》算是此类尝试的代表作品，这里仅谈《学人逸话》。

虽其名曰“学人逸话”，其实多是量子物理史上的诸多大家的逸闻趣事。整部作品张弛有度，绝非那种地摊杂志汇集的野狐禅，部分取自当事人或其学生、亲属的回忆录，还有一些是他的亲历，加上先生独有的分析、释读，使得整本书可读性极强，特别对研习现代物理学史的同仁而言，不啻一本诸贤“趣林广记”。

既然是逸话，有些事便可能不止一种说法，这反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与回味的空间，也算趣味之一。譬如关于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卢瑟福有一个外号叫“鳄鱼”，流传甚广。但就此雅号的来源，并无确凿的说法。一说是来自卢瑟福的学生——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一说是源自童话故事《彼得·潘》。特别是卡皮查后来竟然还有回忆（此说戈革认为需要谨慎采信），说因为在苏联的语境中，鳄鱼是受到尊敬和敬畏的，它有一个僵硬的脖子，不能回头，只能张着大嘴一直向前，以此比喻卢瑟福的进取精神。这里暂不论卡皮查回忆是否可靠，单说这种进取前行的类比，再贴切不过了，笔者过去多次读到卢瑟福与鳄鱼的关联，始终未谙其意，今得卡皮查之说，意味隽永又趣味盎然！

除了上述这种掌故之趣，戈革“常恨乾坤有外行”。他最怕他人不懂常识，最不能容忍他人犯低级错误。有一次，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把德国物理学家约尔丹（Pascual Jordan，也译作约当）改作了乔丹，且不说鉴于球星乔丹的名望，太容易误导读者，就是按照德文的读音，也没有读成“乔丹”的道理。他为此长叹，大呼“天哪，天”的感慨。这种匪夷所思的人世奇谈，每次都令他“刻骨铭心”。此类也算是史情之趣吧。

“有好都能累此身”，戈革于治史之外，尤嗜古诗词与篆刻。其古诗词，已由学界贤达评品；其治印，累计有上万方，有获钱钟书赞赏。这些雅好，固然“累”及身心，但他“累”此不疲，以此舒怀，否则对他而言，放眼乾坤多外行，胸中多有不平事，岂不苦闷！

1989年，戈革题赠其晚辈熊伟一首诗，其中一句云“莫笑先生溺丝竹，黄连树下弄琵琶”。这固然是他雅好与生活的写照，又何尝不是其治史生涯的画像呢！治史爬格，非亲历不知其苦；雅好娱情，得其趣才可以遣怀。史情之真与趣，先生兼备矣！

[今年1月22日，是戈革先生百年冥诞日。当时草草写有一小文，参见：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1927&do=blog&id=132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