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拙文发表于8月24日《科技日报》“嫦娥副刊”，编辑有删节，这里发布的是未删节版。

科学革命，是科学史领域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美国科学史家阿诺德·萨克雷（Arnold Thackray）曾提到10个科学史研究的中心领域，科学革命便是其一。这方面早年西方学者的经典著作，比如有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哥白尼革命》，I.B.科恩（Ierome Bernard Cohen）的《科学中的革命》、《牛顿革命》等。近些年国内也出现了可圈可点的相关论著，比如吴以义的《科学革命的历史分析：库恩与他的理论》、《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尽管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他在国外完成的。科学革命提供了科学理论相互竞争、博弈的舞台，同时展现了诸如伽利略、牛顿这些科学巨匠的智识风采。此外，围绕科学理论的盛衰演化，产生了旨趣迥异的科学编史观（理论）。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不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吗，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的《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就是一部立足当代、回望过去，重新认识科学革命的新著。

需要指出的是，伍顿这本书不是一般的通俗作品，也不是某种学术著作的简编本，而是厚实、严肃的学术著作。16开本的中译本，仅注释和参考书目就达130多页。拙文不准备就全书做综述或点评，仅就笔者感觉颇有新意的两点做些阐发。

首先，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或者说工业革命的科学起源问题，学界争议不断。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对工业革命没什么贡献，因为在1870年代之前，科学与技术还是相互独立的。老一代的科学史（含技术史）家均持此观点。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科学在工业革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伍顿持后一种看法，尽管他坦承这是新近的经济史学家（工业革命史家）率先提出的（允许我插一句，威廉·罗森的《蒸汽机、产业革命和创新的故事》极好地佐证了这一观点），但在论证上，伍顿又不同于他们。

伍顿好似手持一单反相机，不断变换长焦和短焦镜头，远观近窥，审视历史情境、剖析事实案例。法国的帕平（Denis Papin，通常译作巴本）和英国的纽可门是瓦特的先驱，这没什么争议。但帕平在蒸汽机方面的研究直接受益于惠更斯和波义尔，因为帕平曾担任他们的助手；而纽可门研制蒸汽机极可能参考了帕平的《新骨头蒸煮器续编》——这恐怕还是伍顿的新见。总之，在他看来，就科学对工业革命的影响而言，要远比历史学家愿意承认的多，结论是：科学先行，工业革命接踵而至。

其次，伍顿毫不留情地批驳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有很多版本，但总体上反对科学的普适标准、普遍定律，否定真理与谬误的差异）。当然，并不是说伍顿倾向于实在论，而是他对两者都打了板子，只是由于相对主义这些年误导太甚，他对此开足了火力。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大概是科学史中相对主义的始作俑者，它描述了科学理论通过科学革命不断更替的现象，却否认进程中迈向真理的指向。后来在国内外颇走红的建构主义（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便是相对主义的延续或升级版，夏平（Steven Shapin）、谢弗（Simon Schaffer）的合著《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以及谢弗的论文《玻璃制品：牛顿的棱镜和实验的运用》便是如此。以后者为例，谢弗不断强调的是科学知识（牛顿的棱镜实验）不是靠证据取胜，而是通过权力和说服。尽管这种观点遭到了科学史界诸如艾伦·夏皮罗（Alan Shapiro）的反击，但谢弗的“影响力”从未衰减。联想到国内相对主义的拥趸们何尝不是如此。科学文化或科学事业，既然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自然有社会、文化建构的成分，但科学较之于其他文化现象，最核心的法则在于科学共同体，而不是孤立的一人或几个人，通过可重复实验验证来确保证据充分的理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听任于建构论者，无异于伍顿所言的：哲学家克里莫尼尼（Cesare Cremonini）拒绝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进行观测（否认新事实），他们无视任何不符合他们的理论的东西，即使证据证明他们错了，他们仍可以坚持他们的信念。

此外，伍顿就一些与近代科学革命相关的词汇在词源学上做了细致分析，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深厚素养，这对读者加深理解科学革命的演化进程有所助益。

最后谈一点中译本的不足，译者不谙一些学界已达成共识的译法，有时会使读者一头雾水。比如古希腊的四元素说，通常译作水、火、土、气，译者却把土（earth）译作“地”；爱丁堡学派的strong program通常译作“强纲领”，译者另译作“强方案”；Steven shapin通常译作夏平，很少译作书中的“沙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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