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可能仅仅是只在某一方面具有超人的天赋和使命感，我们就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机会，不能让其潜力埋没，但是其它方面，还是得跟普通人在一起。

宽谱化的精英教育/天才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将具有更大的稳定度，不会某个参数发生了一点点变化，稍有一个风吹草动，就会导致人生巨变，影响一辈子的前途。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那种Talented Program（资优生选修课）会更为合适、更为优异，这种教育项目，往往是跨校的，很多学校主动给这个项目提供生源，不同学校的学生凑在一起来上，课上完再回原来学校。

当然，美国的校车制度是其中的一个物质保障，中国的校车制度，也正在建设阶段，教育改革，本来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扯到方方面面的跨学科合作。

现在回来说中国，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轮校”制度，进行配套工程。不少中国重点校的校长们，私下里是反对这个“轮校制度”的，他们的反对，是有相当多的合理因素的，我们不能为了改革，把他们的合理因素也一盆水倒掉。

培养一个优秀师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一个团队能够凝聚起来，建设出一个好学校，也是一个极为不容易的事情，现在，一个“轮校”制度，就把他们这么多年的付出全打散了，是为不美。

“轮校制度”的大方向是对的，只要稍加改进，就可以既满足大方向，又照顾到教师团队建设的稳定性，那就是跨校区的资优生选修课项目，用这种教育项目作为“胶水”，把那些优秀师资仍然粘在一起，形成人才梯队，即使不在一个学校里，这样的团队因为有一个具体的教育项目，具体的教学课程，仍然能够保持住稳定性。

也就是说，施行资优生选修课项目时，不仅学生到课堂上来，参与这个项目的老师们，即使不是该节课的主讲，也会每堂课都来，或者直接听课，或者在旁边另外的教室举行教学研讨，为后继课程提供子弹，准备材料。

这样，我们的动议，就初见端倪，就是没有重点校，也没有重点班，但是，仍会面向那些天赋较高的孩子实行精深教育，哪个地方天赋高，就开哪方面的选修课。

这些选修课，也不必固定在某个学校，可以在项目组老师们所在的学校之间轮驻。

教师进修项目，现在已经在搞，比如北京的小学教师，每两周要聚在一起，进行一个上午的学习，不过，实践中会有些效果问题，比如，聚在一起时人数太多，两三百人听讲座，很难在精深层次发展。

精英教育，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需求，本人这里不做过多讲解，大家可以参看我以前的文档

追求卓越，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小孩子们未受过人生风雨的侵蚀，往往在这方面更是元气具足。

现在奥数热潮和英语热潮很厉害，家长们趋之若鹜，我们对群众热情，对于普通老百姓的自觉选择，要有充分的判断。普通老百姓的这种热情，我们都知道，并非来自于理性的思考，但是我发现很多教育界的高端人士，会容易忽视老百姓的无意识、潜意识能量中的合理性。

老百姓为什么会把学习热情，集中在数学和英语两门课程上，这种社会性集体选择，在我看来，真是我们中国百年历史被别人“打”出来的，打疼了就知道该学什么了，中国百年历史的教训，让老百姓们无意识地采取了行动，要让自己的下一代，把数学和英语学好。

如果仅仅以为升学挂钩，就能把这么多中国老百姓忽悠起来，那是小看了他们，关键是学好这两门知识，是家长们对中国百年历史教训的下意识反应。

中华民族也有着千年的文明沉淀，中华民族很久以来就有着巨大的教育热情，这种热情，其实并不是当代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的，甚至应该说，是大多数民族不具有的，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令其他民族尊敬的核心所在。

别的国家，都是要发钱给国民，要诱惑着他们把孩子送去多读书。我们中华民族倒好，家长们自己心甘情愿地费大钱，花大力，要把孩子培养好，培养出来的人才资源，将来还不是为国家贡献，现代社会就是这样，父母们能捞多少好。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教育热情，重要的不是打压，而是建设好一个良性的能量灌溉网络，引导好家长们的教育热情。很多中国人，旅居海外，一样是保持住这么高的教育热情，一样是把孩子送到各种课外培训班，就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主要就是，西方国家的教育系统，能够把家长们的教育热情，传输到比较好的管道上。

本文之所以动笔，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以助朱永新的提案一臂之力。

“轮校”制度，必须配合“资优选修课”制度，请注意，我用的连接词是“必须”，也就是说，不这么做的话，教育改革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成为中华民族教育热情的能量管道中的堵塞点。

我用一个类似的例子来举证之，是大学实行的学分制（很多国外高中现在也在用），学分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就是很多课程算作选修课，每个课程及其成绩，算作学分，加在一起，总学分够就可毕业，而不是一定要每个课程都学。

本义是好的，就是要给学生们多元化的选择权，促进他们自由地、个性化的成长。实践中却发现，学生们在学分制之下，为了多挣学分、快挣学分，都去选那些相对容易的课了，那些精深级别的课程，反而少有人选，很明显地影响了毕业人才的质量。

学分制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在的普遍做法是，只要实行学分制，就必须配套一个荣誉学分制度，荣誉学分是总学分的一个子集，专门针对那些精深的课程，普通学生必须达到一定的荣誉学分，而那些颁授的优秀毕业生，则需要达到更高级别的荣誉学分。

一个示例，可参看我以前的博文Stanford大学数学系本科生选课单简介，当然中国大学一直到现在都未建立起这个制度。

一阴一阳，方为正理，有学分制，就必须配套荣誉学分制。同样的道理，施行“轮校”制度，就必须配套“资优选修课”制度，或者称“精深选修课”制度也行。

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完全可以理论现行，根据历史经验，预估效果，不用像美国当年初创“学分制”那样，等发现不良副作用之后，才在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建设配套工程。

朱永新提议的“择校”制度，是日本的，我动议配套的“资优选修课”制度，是美国的，都是有前例可循，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如果我们认真做事，完全是可以择善而治，形成教育制度的后发优势。

第一个链条说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了，大家看到，教育行业是一个高智力行业，有其中的复杂性在里面，说是“斩断”，其实里面有相当多的“道道”，这个“斩断”，动作上不能是屠宰场里那种极为粗暴的“砍”，那对杀伐式革命是够用的，但是，我们这篇文章花了那么大篇幅讨论，就是要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提议的“斩断”，是手术刀似的精细操作，必须懂生理结构，按着生理结构来操刀，更何况，同样的生理结构分析，不同的外科医生有不同的医术，碰见庸医，反而“不做”比“做”好，需谨慎。

第二个链条，是奥数培训中的商业利益，北京的学而思，做奥数培训起家，去年已经在美国上市了，据讲，他们一个培训点一层的租金，就有每年几千万，其中的利益可想而知。

我认识的一位老师，是中国数学会负责普及教育的高层，他讲，这里面有巨大的利益，我们数学家是根本插不进去的，那些商业化培训机构，也根本不愿意听我们这些数学家的教学意见。

实情如此，你们看看，现在除了国家最高级别的奥数比赛和冬令营培训，有哪一位知名数学家，去参和那些社会上的奥数培训，据我所知，一个也没有。

商业化培训机构，在教学上的最大弊端是，采用大容量授课的方式，那么难的题，在我看来，孩子能用一个学期做出来就非常不错了，这样的题却要在3个小时中讲出10道左右。知识是囫囵吞枣地灌下去了，美其名曰，虽然没学会，但是扩大了知识面，混个脸熟。

幼小阶段的数学教育，不能这么搞，它打掉的是孩子的数学敏感度和专注力，是数学教育中最宝贵的两样东西（点击链接可见我的解释）。

社会上现在批判奥数的言论很多，大多是从外在来讲，从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来讲，其实，我这个子弹，力度更锐，因为是由我们数学界人士来批，是从内在上批的，商业化教育培训机构，并不能培育出真正的奥数冠军。

我的一位数论同事，王崧，获得了两届奥数金牌，他在科学时报的访谈中就点明，那些真正进入国家冬令营，拿得奥数金牌的学生，并不是商业化机构培训出来的。

他的这一观点，已经被我在数学界见到的许多实例验证，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奥数金牌获得者，走上数学研究之路，所以从他们的言谈接触里，可以大致判断王崧说的不错，但是具体的资料，应该由中国数学会专门统计一下，告诉社会，包括那些知名商业化教育机构的统计资料。

其实国外的奥数培训，大多都是不收钱的，我的匈牙利数学同事告诉我，他们就是如此，由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志愿来做，要知道，匈牙利数学竞赛也是历史悠久非常有名的，经常能从著名科学家传记上看到里面的趣闻。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奥数培训的公益机制，要提倡“不收钱”呢？

第一个原因是，你收了钱了，那些好的数学家们，反而不来主持奥数培训，避之唯恐不及，害怕毁了自己在数学界的声誉，让别人以为自己在里面拿了多少好处。

第二个原因是，商业化，只要交了钱，学生就能上“精深”课程，其实，很多学生的基础尚未打牢，这么做对他们来说，只能是有害无益，但是普通家长们有盲目性，哪能懂这么多啊，既然你开了班，交钱就能上，那我就“交”吧。

奥数培训，变成公益机制之后，“不收钱”了，师资和学生的水平反而能得到提高，这是教育领域的特有规律。那么，培训总要花点“钱”，“钱”从哪来呢，从国家和公益性基金会来，其实没多少，不就是一个教师津贴吗，顶多再加几个助教的，教室都是现成的，全中国周末有那么多空教室，只要用于公益，就有理由不用花钱。

我们在批判奥数培训的时候，不是要打死它，让中国社会不闻奥数之声，恐怕那样做只会让我们中华民族退后百年，回到清朝那种自高自大不自知的封建状态。（这实际上是教育领域纲领性原则的第一条，少用否定性思维，多为学生们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权）

国家应该对奥数培训负起责任，参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相应做法Talented Program，拨给奥数培训一定的经费，由我们前面述及的跨校级别的资优课程项目组来做，这些个项目组一旦成型，自然还可以吸引当地的数学家们加入，帮忙和指导。

国内的一些公益基金会的领导人物，如杨东平老师是对奥数批判最多的，教育领域中另一个纲领性原则是，不仅要告诉学生这样做“错”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学生，什么样是对的，光有批判，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杨东平老师对奥数这么关注，那不妨就利用自己的基金会，资助和组织良善的“奥数培训计划”，形成范例，造成先行贡献，供国家政策的后继制定参考。

这么来说，我们的建议，岂不是封死了学而思、新东方这种商业化教育培训机构的路吗，有那么多不花钱的培训，而且师资还更好，岂不没有人去学而思、新东方这种地方了。

道理是这样的，但是现实会是在各种力量冲击中进行的，我们这篇文章，本身也是在呼吁潜藏于学术界的力量出水。

学而思、新东方，有了公益性培训机构，作为竞争参照物，就必然要反思他们的教学方法，改进到更为良善的地步。

商业化培训机构，不可能死掉，一是这方面的立法应该是很困难，如果是那么容易的话，杨东平和朱永新发一个议案，要求撤销学而思和新东方的教育培训资质，不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有巨大的教育热情，即使展望将来，也不可能完全由公益性机构来覆盖。

更何况，商业机构和公益机构，正好可以形成一个竞争对手，互相促进。

商业教育培训机构的主持人中，也不能说没有真的关注教育，愿意尊重教学规律的人士，只不过家长交了钱，如果像我提倡的那样，一个学期只讲两道题，家长们就不答应，恐怕一节课只讲一道题，家长们都会觉得亏了呢。

公益性机构，正好形成竞争性力量，让家长们认识到教育规律，这样来说，公益机构和商业机构，可以在教育改革的潮流上，互为先锋。

商业性机构，往往胆子大，那些最新潮的的教育探索，其实应该是他们来做。公益机构，邀请的都是教育界学术界正规人士，往往相对保守，喜欢使用较为传统、效果稳定的法门，等商业化机构探索好了之后，再采纳那些新潮做法也不迟。

所以，对于商业性教育培训机构，我们本来就不必关它们的门，也不必扣他们的重税，那些税收了，还不是转嫁给家长们来交，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总结一下，第二个链条的斩断，其实是“不斩之斩”，本质上还是要靠第一个链条的建设，不过作为行文方便，我们另做一段而已。

我跟杨东平和朱永新两位老师，在出身背景上有所不同，本人就是专门从事数学研究的，自己水平虽然低微，但是，一者比起不学数学的人来说，还是会知道更多的数学研究和教育的内在规律，二者，多年参加高级别的数学研讨班，从那些数学高手们的亲身示范中，还是得到了不少渲染和感受。

所以不揣浅陋，设计如此，以助关注奥数培训的人士雅兴，尤其是杨东平和朱永新两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