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5日，我参加了第五届软科学国际研讨会，与两年前的上届会议相比，感觉这次会议在论文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进步，参会代表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几百名代表。

成思危委员长做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的报告，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看法，与复杂的经济学研究模型结论相比，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现在政府课题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文字和简单统计居多，缺乏模型，甚至被认为是一些能干的学者的某种福利。因此有学者认为研究生最好不要做政府课题，不然是自废武功，这是正确的，因为年轻人甚至一些学者在做政府课题时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研究结果和计量模型结果较为吻合。一些学者之所以是大家，就是因为他从理论上所做的结论往往和计量模型结果较为吻合，具有很深的洞察力，注意，这样的学者极少，我们一辈子未必能认识一两个。

冯之浚教授做了“中国发展——改革开放前30年、后30年”的报告。他用一句形象的话加以概括，即从中国自造（建国后）、中国制造（改革开放30年）到中国创造（后30年）。从一位教师的角度，冯教授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的演讲很风趣，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空洞的理论形象化，把枯燥的说教务实话，整个演讲笑声掌声不断。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做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转基金作物和世界粮食控制”的报告，他主要从负面的角度论述了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如国外发明了转基因玉米可以杀死人类的精子，转基因食品使物种退化，并且容易使人生病，转基因并不能提高产量，转基金食品的种子会被少数公司垄断等等，我对此没有研究，但深刻感觉到作为一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他是令人尊敬的。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梅永红司长做了“科技战略与重大现实问题”的报告，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认为政府应该扶持企业，当然这总是有办法的。但是有一些问题难以解决，比如他认为中国的希望是企业家的追求和素质，广大民众也应该信任和理解发展中存在问题的企业。我认为这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可以引导，但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比如三鹿事件，比如企业家小富即安，缺乏长远的战略和气魄。

最后半天主要是参会者交流，不同学者的水平和差距很快显示出来，人大顾海兵教授思想比较深刻，但发言较为尖锐。个别学者的论文引用了国外的某个概念加以发挥。发明概念从来不是研究，如果不能形成某种理论体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比如“科学的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二者有多大区别？我们只不过将别人40年前的伟大理念加以推广和应用，当然这也是相当伟大的行动。个别名牌大学的博士发言空话套话连篇，不要说博士，如果是硕士的论文遇到我审也得嘎然而止。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软科学研究领域主要是人文和社科研究，感觉不同学科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较大的，比如经济学、情报学、管理工程方面的水平是较高的，但是管理学的水平总体是有差距的，当然也不能怪，因为管理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参加这样的大型会议，如果有几个人的几句话使你产生映像，从而能进一步启发思维，这就够了，这也是我参会的最大收获。

                                       2008年11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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