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10年7月18日作，10年9月29日第一次修改，10年10月5日第二次修改）

(1)天赋之思——天赋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还是something else?

   昨日，莫君突然提及“天赋”这一东西，并称之为我的一道“坎”。虽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是在有关“天赋”的讨论中，我却有一些自己的感想。

   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偏远小镇里。从小到大，我从没进过重点小学、初中和高中，也从没上过辅导班。按现在的主流观点看，是属于严重输在起跑线上的那类人。记得那个时候，在城里的孩子们因书店玲琅满目而茫然不知选用何种辅导书的时侯，我却为镇里书店没有一本教学参考书而发愁，因此每学期都乘坐两个小时汽车到城市里去淘书。更为可笑的一点是，我在高中竟然不知道“百度”为何物。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我接触知识的通道就只剩下教科书了。然而，教科书中的知识不仅少而且片面——只关注公式和解题方法的讲解，而忽略历史的演进和思想的分析——导致我成为了一个十足的理性主义者。后来上了大学，突然接触到了更广大的世界，实在是有段时间难以消受。大一时，我开始接触华科“四大才子”之一姚国华老师的讲座和书籍，他对当前大学的怀疑与否定在当时无疑是对我的当头一棒,破灭了对大学痴迷的崇拜感。一场酣畅淋漓的思想革命开始了。

   以前，要是一提起“天赋”这东西，那自然是崇拜的不得了的。那个时候,我喜欢把天才的成功归结为"他有天赋"，我们是只能望其项背的。后来，接触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历史之后，我发现其实绝大多数专著上那些漂亮的、简洁的公式，那些通过故事渲染的传奇，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那么完美，而现在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个优美的表达式是需要很多年发展、很多学者提炼而成的。比如，牛顿的运动定律的提出，是经历了第谷、开普勒、伽利略好几代人的努力才建立的，而非仅仅是一个“苹果”掉落的贡献。所以我认为：之所以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些惊人的能力，除去极其微弱的先天的遗传因素来说，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包括严格的训练、浏览的书报以及交往的人群，这些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毕竟在一个没有学术氛围的落后的地区，的确很难以想象会出现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

   哲学的转向——从自然到人的转变

   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所谓的“理性”的存在，“理性”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数学能力能证明我们存在“理性”么？以前，我认为数学是人类“窥探”到的自然的逻各斯（即规律），人在自然面前只能敬畏地、渴求地、甚至崇拜地跪拜在其面前以求珍馐。对这种思想最具摧毁性的打击来自休谟的理论，他对因果律的责难使我无比的惶恐，“我们赋予万物以因果律到底是自然所固有的？还是因为我们人类是个喜欢规律的动物，从而通过对映像加以因果以便在我们的思维中呈现出一幅井然有序的图景？”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后来，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康德一改传统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应当是一个乖乖地听从老师教导的小学生，而应当是一个拿起鞭子训斥自然的拷问者。再以后，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也都成为影响我的因素，于是我一改以前的作风，从理性主义者转变为经验主义者，从强调自然到强调人。

   经验主义——人类想象不出一个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其原型的事物

   人类想象不出一个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原型的事物，这是有道理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人的思想基本上来自后天的经验。科学中所谓的理性，在我现在看来，并不是什么令人无比敬畏的神乎其神的东西，而是一种“约定性”,而作为理性的一个强有力的代表的数学是这种约定性的典型。我拒绝接受数的实在性，我认为认为它源于生活实践而且产生于人的抽象思维，我们需要计数并在思维中“构造”了一种来自具体事物而忽略其个性的抽象产物：“数”，于是算术产生了。我们需要丈量土地，并在思维中“构造”了一种来自具体事物而忽略其个性的抽象产物：“形”，于是几何就产生了。无疑地，“数”与“形”的产生，并不是出于极少数衣食无忧人群的凭空想象，而是来源于人类的生活实践。我们发现日月的交替、四季的更迭、潮水的涨落等等是那么的有规律，是那么的有利于我们掌握农耕，我们的经验恒久确证着这样一个很有用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人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叫做“时间”，空间的产生大体也是如此。在这里我要声明以下，我并不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实在的，它们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们的出生并不异常“高雅”。

   约定主义——1+1=1，2还是其他？

   我们拿一个苹果，再拿一个苹果，将它们放在一起，于是我们称现在我有两个苹果。现有一根水管，上面有两个并行阀门，那么无疑只要我们打开两个阀门中的一个时，水管就能放水。1+1=2是从“具体苹果实体放在一起操作”抽象出的，后例1+1=1也是从阀门的开关和放水抽象出的。那么1+1=1还是2还是其他呢？无所谓正确和错误，我们约定它们，它们就是正确的。我们对于不同现象的抽象得出了不同的算式，进一步，我们出于表示的需要，我们也可以构造。我们的推理也同样是一种人为的约定，“或”、“且”、“非”与“蕴含”的规定仅仅是我们需要用它们来表达一种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而已。这就可以说明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像物理和化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存在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一种理念的或者说是信念上的改变）”，而数学界却基本没有存在这样的革命。就是由于数学是一种思维的游戏，就像象棋一样，我们规定了下棋规则，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不同的精妙的战法，我们可以玩的很乐此不疲而从不怀疑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按着规则走。所以，只要满足我们构造的逻辑，数学就不会出错。而数学中的真理，只是一种逻辑上的不矛盾（就是不破坏我们自己下的约定），而不应当是符合或者实用。这样的话就为我现在非常强调的“构造性”奠定了基础，因为数学是一种思维的游戏，显然运用我们的思维就可以构造，这就充分地展现了人的作用。包括时间，空间和因果律，以我现在的观点来看，是人构造出来的。这种构造不一定是出于强烈目的性的主动地构造，而有可能是出于经验地有用性。这或许又可以在某个方面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经典时空观的动摇，如果时间和空间是实在的，而且我们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似乎科学的革命不会改变时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