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及思考

吴国林

20220812

近日去到了遵义会议会址。几年前去，是下午五点，刚好开门，这次专门上午去。遵义会议会址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

历史经过与意义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史称“通道转兵”），会议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先前往贵州，但最后仍然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召开黎平会议，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前往贵州转移，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猴场会议，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决定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更大的提高，实际上他在猴场的住处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主报告，他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同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这次会议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开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取消“三人团”。朱德、周恩来负责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只是军事指挥之一，提供建议，周恩来是最后意见的下决定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由于军事机会紧急，3月中旬，在贵州苟坝会议上，再次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人，十分危急，而蒋介石仍然在红军的道路上前后部署重兵，但毛泽东能够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做出最正确的红军转战的决策，跳出了蒋介石严密的包围圈，真正拯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