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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曾经很多次去翻看日历,还是没有记住1999年的农历7月12日是公历的哪一天。我只知道,天堂与地狱的距离,不到24小时。
终于可以将实验和学生放在一边,独自一人坐上回家的火车,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家了。
火车到达县城时已过中午,回家还要坐汽车,先坐车从火车站到汽车站。
8月中旬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我暑假一般在这个时候回去。往年,车站门口会有不少卖葡萄的,我总是记得买上几斤,这东西适合老人吃。这一年只有一、两个人在叫喊“卖葡萄”,看上去不是很好。当时归心似箭,也就没有到其他地方找葡萄。
提前打电话确认父母已回老家,所以直接回老家去。有一段在修路,汽车开得很慢,花了2个多小时。到终点站还要走上一公里,到家时已是五、六点。
一边搂住祖母的脖子,一边和父母打声招呼。没有发现祖父的身影,于是大叫起来。听到祖父愉快地应答声从卧室里传出来,放下行李就欢欣地冲进去。没顾得上洗脸,也不管肚子饿,一古脑地把从上海带回的糕点、糖果、水果往祖父母的嘴里塞。
吃了点剩饭充饥,洗漱后就该吃晚饭了。妹妹们都不在家,除了我就是四个长辈。祖父身体不适,是一个人在卧室里吃晚饭的。向祖父母汇报了一番我一年多的情况后,我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也就是农历7月12日,也叫做“鬼节”。
那天天气很好,出现了久违的太阳。
一大早,祖父问我有没有买葡萄回家。估计是他想吃,父亲骑着摩托车上街去了一趟,没有找到葡萄。于是,我们建议他吃点香蕉。
早饭后,父母下田劳动去了。因为当地实行土地承包50年不变,我们这些当初是农村户口、已大学毕业工作的孩子还有责任田。
因为是“鬼节”,祖母也要回娘家去祭祀她那去世三年的母亲。因为和舅爷闹了点矛盾,祖母不是很情愿回去,祖父还数落了她一番。祖母临走前,还跟祖父开了句玩笑,说他太罗嗦,不要今天去给阎王爷扫地。
只有我在家陪着祖父,我坐在他的床边,拉着他干瘪的手,听他说话。阳光洒进他那间窗户朝北的卧室时,他想到禾苗要除草、要杀虫。我告诉他父母已经做去了。他又提起今年的天气太干燥,很多东西都没有种成。其实他们种下满园的蔬菜水果,只是为了等孩子们暑假都回家。他靠浇水辛苦地种了几十棵玉米,给我留了很多玉米棒子,他好几天没去看了,不知老了没有,长虫子没有。
在他的催促下,我去离家只有三、四百米的菜园子里掰回所有的玉米,总共剩下不到十个了。
很多年以前,祖父母曾到深山里为生产队种玉米挣工分。我五岁那年夏天,为了去看看大山和玉米地,曾用鞋带把妹妹绑在椅子上,赤脚偷偷地跟在祖父身后要去爬大山。在祖父的印象里,我是个爱吃玉米的孩子。
感受到阳光,祖父又想起他哪件衣服放了很久没晒可能会发霉,哪双鞋子很久没穿该洗了。我从小就是一个被宠坏的乖孩子,自己的衣服要母亲洗,却喜欢献殷勤为父亲和祖父母洗衣服。于是,我洗了所有的脏衣服、脏鞋子。
农村一般是一、两点才吃午饭。午饭是母亲做的,她还把玉米煮了。祖父说他吃不动玉米,都是留给我吃的。他吃了些糊状食物,饭量还算正常。
下午,父母趁着天气好,又可以找到帮忙的人,就去送公粮。只有我和祖父在家。
三点多钟,扶着祖父去了茅厕。沿着屋檐下的走廊回房间时,大伯父(祖父大哥的儿子)路过看到了,走下来帮忙。祖父在床上躺下不久,感觉身体有点痛,让我去叫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给他打一针。坐在自家大门口的三祖父(祖父的二哥,家族男丁中排第三)看到我叫来医生,赶紧跟了过来。把脉、量体温后,医生给祖父进行了静脉注射。我坐在床边,握着祖父的手,听他轻声地叨唠。他突然冒出一句,“打电话叫老二(我大妹)回来吧,我快不行了。老小(我小妹)回来了一下,又回学校了。”
后来,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慢慢地没有了声音。我感觉他手上的温度在慢慢地变低。我伸手去摸祖父的胸口,大声问医生怎么回事。医生拔掉针头,背着药箱离开了。大伯拉开伏在祖父身上大哭的我。大伯和三祖父对我说,不能哭,不能摸。我看了一下手表,3:45左右。
我磨磨蹭蹭地从祖父的房间走到东侧的卧室,在跨出南面卧室门之前碰上了刚从娘家回来的祖母。她痛哭着,后悔上午不该说那样一句玩笑话。而父亲和母亲也已送好公粮回来了,听到噩耗时已在屋后离家一、二十米的地方。只要三、五分钟的时间,他们都能到祖父的身边。
大家说,祖父最爱的还是我。年底他曾病倒,大家担心他熬不过冬天,可他在春天里竟奇迹般地康复了。他的康复,肯定是为了见到我。我后悔不该回去,没见到我,祖父肯定会坚强地一直活着。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生活在愧疚中,我后悔在高考后填报志愿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报考医学院。
在某种程度上,祖父的过世是医疗事故。父亲在祖父的房间里,看到了剩下的大半瓶静脉注射液以及用过的空药瓶。前些天给祖父看病的当地名医,曾交待过父亲,对于脉弱体虚的老人,绝不能使用镇定类药物。人死不能复生,我们没有追究那位赤脚医生的责任。
也许,老天爷也看不过去吧。后来的几天,天气变凉了,并且一直在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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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秋天,我回老家时,去探望了生病的外公。他的消瘦,让我想起了祖父最后的时光。当时,外公的精神状态和头脑清醒程度与祖父无法相提并论。我对母亲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我坐火车返回上海。当我在上海打电话回去,告诉父母我已经安全抵达时,得到外公已经去世的消息。外公去世的时刻,我还在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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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5 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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