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9654

您读过《周易》吗？其中的系辞，洋洋洒洒，一下子把一本占卜的书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西方一百多年前有个社会学家叫M·韦伯，他将人类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很可能他事先读了《周易》，受了点启发。

　　按道理，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总应该在形而上和形而下这两个方向上发展其民族理性，既要发展价值理性，又要发展工具理性。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与近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的当代西方文明，在形而上和形而下这两个方向的发育上是均衡的。但在中华文明这里，情况有些不同。

　　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在近代之前，中国有着西方远远不及的科技成就。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科技既然如此发达，为何近代科学不在中国首先出现？有一个现成的懒汉答案：中国当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道路。可是事情远比这复杂。西方近代科学起步的时候，他们那里也是封建社会，也不是商品经济。事实是，中国在人类历史跨入近代的前夕，就在形而下的方向上衰落了。

　　让我们看看在十七世纪明清交替的年代中国和欧洲知识领袖们都在干什么。这个世纪很能说明问题。

　　1578年，李时珍《本草纲目》脱稿；

　　1611年，伽利略制作成世界上的第一架望远镜；

　　开普勒的火星运行和行星运行的著作出版；

　　1628年，哈维发表了血液运行的研究成果；

　　徐光启《农政全书》脱稿；

　　1630年，伽利略发表了天文学和新科学方法的著作；

　　1637年，宋应星《天工开物》刊行；

　　1641年，徐霞客此年逝世；其游记应在此之前脱稿；

　　1644年，托里彻里完成了空气压力试验；

　　1655年，阎若琚开始考证《尚书》；

　　1661年，波意耳宣布了他的化学研究成果，提出波意耳定律；

　　1666年，牛顿创立了微积分，完成了白光分析；

　　1667年，顾炎武完成《音学五书》；

　　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原理》。

　　《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看得出中国的知识领袖在做形而下的总结，好像从此以后就洗手不干了似的。而刚从中世纪的神学形而上解放出来的西方知识领袖们却不是在做总结，而是在各个领域里直挂云帆，开拓起步。他们在形而下的方面突然来了精神，要接中国人的班了。

　　其中1655年阎若琚开始考证《尚书》一事，本来是形而上的探索。十七世纪中国的这一事件，颇受胡适的重视，他把阎若琚的工作同十二世纪朱熹对古文经的怀疑联系起来看。这样，在胡适看来，从朱熹到阎若琚，表明在世界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全球性的“疑”的思潮中，中国是往形而上“疑”，考证起儒家经典来了；而西方是往形而下“疑”，先是哥白尼推翻了“地心说”，进而是整个科学技术的乘风破浪。

　　胡适把西方的形而下的开拓和中国的形而上的经典考据看得同等重要，并对中国人在形而上的考据中所形成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传统颇感得意洋洋。他在1934年总结说：

　　“（东西方）这些不同国度的新学术时代的大领袖们在科学精神和方法上有这样非常显著的相像，使他们的工作范围基本不同这一点变得更加引人注意。伽利略、开普勒、波意尔、哈维、牛顿所研究的都是自然的对象，是星球、球体、斜面、望远镜、显微镜、棱镜、化学药品、天文表。而与他们同时的中国所运用的是书本、文字、文献证据。中国人产生了三百年的科学的书本学问；欧洲人产生了一种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

　　尽管胡适把中国人所创造的“三百年的科学的书本学问”看得同西方的“一种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一样重要，但他自己走的是形而上的路。现在的中国人跟胡适比，有所不同了吗？不管你怎么宣传袁隆平，他的形而下的形象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脑海里总是模模糊糊的。安徽大学有位教授，农民叫他“魔芋大王”，乃全国劳动模范、扶贫状元。他在电视上多次出现过，中央领导多次接见过，他的事迹也在不同的媒体上宣传过。我们都知道他的事迹，但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而走形而上之路的于丹易中天等等等等，转眼间便红遍全国如日中天。哪怕是一个学数理化出身的知识分子，达到一定的地位后，总要玩玩唐诗宋词，才显得深沉；他那支毛笔再臭，也有人拍他的马屁，于是到处题字污染环境，这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吗？有一个叫杨叔子的工科大学教授，博导，“素质教育”的始作俑者，官至某大学校长。做他的研究生，得先背诵孔夫子的经书，否则不给与专业的指导。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中国人一如既往，仍然走在形而上的大路上，虽然中国人的形而上并非泛指意义的拷问与价值的追求，而专指制度的维护和对弱势者的教诲。不管你怎么大喊大叫地强调形而下的技术创新，中国人的形而上的价值取向是明摆着的。

　　从阎若琚到胡适，恰是三百年。在这三百年里，西方是形而下的凯旋，中国则在形而上的道路上越走越铁。到了20-21世纪之交，西方造就了一个又微又软的形而下的比尔·盖茨，中国造就了一个又淡又定的形而上的于丹。两颗明星的璀璨度差不大离。

　　于丹是有自己理论的思想家，其次才是文学教授。她的理论核心就是“淡定”。主流媒体看好于丹之处，我猜想也是这淡定二字。社会要和谐，有人不淡定怎么行？当代大儒们拿孔夫子的原著来诘难于丹，说你于丹的“心得”根本就不靠《论语》的谱。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年孟轲提出了“义”的理念，就没有人批评他从“仁”处走迷了？当年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来制约君权，就没有人批评他从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处走迷了？在南宋，传统的儒家们也曾对朱熹有过同样的不理解。儒家思想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关键是儒家思想在今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孔夫子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淡定，汉朝的中国还用得着接纳佛教？于丹只不过是打着孔夫子的旗号来阐述她自己的思想。历代的儒家，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于丹淡定主义的作用，可以从网上反映出来，一些青年本来心里忒不平衡，也就是不大淡定的意思，总有点“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心理疙瘩。但读了《心得》，便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美好，他淡定了！至于淡定主义的世界意义，这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就不用我废话了，肯定不会小于比尔·盖茨的形而下成就对全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小布什一旦把《心得》印成传单，从空中往山里一撒，拉登们立马淡定。比尔·盖茨赚的钱虽然多，但解决这世界的大问题，我是说对付拉登们，还是要靠于丹来淡定他们。

作者简介：傅善增，男，1944年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在天津南开大学任大学英语教师，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和英语教学法。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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