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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下山后的施雅风躺在一家牧民的蒙古包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思考着:高山冰川是高山固体水库,祁连山有这么好这么多的冰川,只能灌溉少数平原,山北边还有大片大片干旱荒漠。高山冰川对于西北干旱区绿洲的形成作用重大,而中国对于冰川研究是一个空白,不搞不行啊。
多年后,施雅风成为举世闻名的冰川专家,有一位记者采访时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对冰川研究感兴趣的?"施雅风就如实讲了上面的故事,他说:"我有幸较早遇上了冰川。那次我一见冰川,就爱上了它,至今不变。"
1958年6月,中国第一支冰川考察队从北京出发,奔赴兰州。7月1日,在祁连山腹地柳条沟地区的托赖山脉,施雅风和队员带上水壶、干粮,拄着土冰镐,脚蹬长筒胶鞋,登上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最高点。阳光下,这条银光闪亮的冰川逶迤北上,宛如银龙飞舞。面对如此奇观,数十位考察队员禁不住大声欢呼。
这一天是党的生日,这条冰川就命名为"七一冰川"。这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并命名的第一条冰川。
此后,颇有大将风度的施雅风指挥冰川考察队分兵七路,考察了10个冰川分布区。他们统计了32条冰川群,125个冰川组,941条小冰川,描绘和计算了分布形态、类型及储水量。11月底,由施雅风主持撰写综合考察报告。次年初,《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出版了。这部43万字的大型著作,是中国冰川学第一部区域性专著,成为中国冰川学的第一个里程碑。在院部工作的沈健密切关注着冰川考察的进展。施雅风出差野外,几个月收不到信是常事。等施雅风回北京汇报,她问起野外考察的情景,施雅风轻描淡写,说得很轻松。她还是从施雅风同事的嘴里,听说了他们在西北考察中跋山涉水、转战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的艰苦。他怕她担心,无论酷寒、冰冻、狂风、飞雪,还是裂缝、陡坡、泥泞、滚石,冰川考察的危险,他绝口不提。
1960年春,严重的人为自然灾害席卷全国,刚起步的冻川研究事业也受到了冲击,编制不定,人心浮动。在兰州负责筹建冰川冻土研究机构的施雅风,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返回北京,他仍兼着科学院地学部的职务,户口和工资关系在北京,妻儿老小也在北京,这样理所应当,谁也不会说什么;另一种选择是坚守兰州,尽力维持初具规模的研究机构,用实际行动稳定人心。显然,他是所里惟一的高级研究人员,如果他走了,这个机构可能保不住。
权衡再三,施雅风以事业为重,选择了兰州。全家人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到了兰州,住进背阴的二居室,比起北京差多了。第一顿饭吃的是面糊糊,在江南长大的沈健弄不明白,兰州人怎么吃浆糊?兰州的供应也不及北京,肉和油都十分稀罕。施雅风有高级职称,在北京科学院的供应是有照顾的。他业务上细心,生活上粗心,没有提醒沈健买点食品带来,孩子们什么吃的也没有,沈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问他们,毕竟是从北京调兰州,从首都大城市到边远省城,难道夫妻之间没有好好商量吗?施雅风对我说:"这对家庭当然是个大变化。我回去跟她讲了以后,她同意了,没说不去。假如她说,哎啊,那个地方不好,生活不方便,我不去,那我要考虑了。"
知夫莫如妻,沈健没有半点怨言,她知道,中国的冰川研究从无到有,正在起步阶段,这门学科不能没有施雅风这个带头人。她更知道,施雅风离不开大西北的冰川,离不开中国的冰川事业。说起妻子识大体顾大局,与之同苦共甘,施雅风十分庆幸。他在晚年回忆录里郑重地写道:"我感谢我的爱人沈同志。"
患难时的真情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直到1966年,是中国冰川研究的黄金时期。施雅风和同事承担起与国民经济有关的许多考察任务。其中突出的有,乌鲁木齐河流域冰川和水文的观测考察,西藏希夏邦马峰的登山考察,西藏东南部波密地区冰川泥石流考察,甘肃河西石羊河流域水资源考察,甘肃木里煤田冻土考察等。
1965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冰川研究单位,施雅风被任命为主管业务的副所长。他积极筹备大规模的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科学考察,制定了将于1966年开始的三年考察计划。然而形势骤变,1966年春,施雅风正在外率队考察,突然接到一份要他返回兰州的电报。当他一身风尘地连夜坐车返回兰州,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上来的造反派给他戴上高帽子,呼喊着"打倒三反分子施雅风"的口号。然后被抄了家,施雅风莫名其妙地成为所里"头号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被大会小会批斗。
沈健正在外地出差,当她回到研究所宿舍时,家里一片狼藉。沈健赶到研究所办公室,把所有的大字报看了一遍。她看到吓人的帽子下面,都是歪曲事实、无限上纲的臆想,非常震惊也非常气愤。她找到研究所军管会领导论这个理,那位领导不以为然地说:"你想不通,就学学毛主席著作吧。"
沈健居然敢对大字报说"不",造反派说她太嚣张,给她扣上"保施黑干将"的罪名。加上她的弟弟和姐姐在台湾,这也成为"海外关系"的罪证。造反派天天叫她写交待材料,白天在"牛棚"隔离审查,只是晚上放她回家照顾孩子。批斗会上造反派叫她揭发施雅风,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沈健说,她只知道施雅风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一门心思搞研究,没有什么可揭发的。造反派气坏了,说她顽固,罪上加罪。
施雅风已经关进"牛棚",与外界隔绝,也不准与家人接触。沈健平时见不到他,只有在批斗会上,造反派把他押上台,站在人群中的她才能看到他。一个台上,一个台下,她知道他还活着,就足够了。
1968年,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越演越烈,对施雅风的折磨也变本加厉。反正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成为罪状,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读外文书是崇洋媚外",写调查报告是"白专道路",总之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硬是拼命整他,甚至大打出手。
施雅风感觉精疲力竭,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在他脑海中萦绕,尊严丧尽,生不如死,何必苟且偷生!
夏季的一天中午,看守他的人睡午觉了,挨了批斗的施雅风溜出了"牛棚"。他拼命地跑到邻近的黄河大桥上,飞快地跨过水泥护栏,跳进了滚滚的黄河急流。也是他命不该绝,他被河水冲出老远,一直被冲上浅滩。后面追他的人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往医院检查。还好,从这么高的桥上跳下去竟然只有胸因拍水有些疼痛,其他部位丝毫未损。
施雅风自杀未成,沈健还是看大字报知道的。施雅风这么倔犟,造反派对他的看管只得放松些,他们也怕出人命。他被造反派"强制劳动",拿着扫帚打扫院子,沈健有意识地走近他身边。夫妻见面不能说话,眼睛传达着许多话语。他从妻子关切的目光里读到了责备。"假如我死了,妻子老小怎么办,我怎么这样自私呢?"
黄河水冲洗了施雅风胸中的块垒,他见到沈健时微微一笑,表示他将顽强地生活下去。沈健在给施雅风送衣物时,同时送去书报和考察笔记本。看"牛棚"的造反派只给他留下了一本《中国地图》,其它的东西全没收了。这本《中国地图》使他如获至宝。凭着记忆,把所有在野外考察的地点和时间,标在地图背面,还把考察时有意义的事情也记下来。他仿佛回到考察的日子,在"牛棚"里也找到了乐趣。
后来,造反派内部争斗,施雅风这只"死老虎"得以松了口气。他的专业特长得不到发挥,内心十分痛苦。向来依从施雅风的沈健,此时变得刚强而豁达。她管三个孩子和施雅风的生活,不让他操心,刚过40岁一头黑发全都白了。"不让你干,大不了你就不干了,我的工资养活你。"虽说这是沈健安慰他的话,施雅风铭记到今天:"我们是患难夫妻啊。"
幸福的晚年
"文革"结束。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年近花甲的施雅风这才迎来自己事业的青春。他的研究成果世所瞩目,《中国冰川概论》可谓我国冰川学的奠基之作。这位中科院的学部委员深感时不我待,事业需要后继有人,着力发现、培养、选拔了一大批中青年接班人,其中有冻土专家程国祯院士、极地冰川专家秦大河、冻芯专家姚檀栋等。在老伴沈健的精心照顾下,施雅风战胜了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侵袭,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态。1988年,年近七旬的施雅风还能够飞抵南极,进行15天极地冰川考察。
三个孩子少时经历磨难,甚至被称为"狗崽子",却都从苦难中奋起,个个学有所成。如今,兰州的大女儿施建生和南京的小女儿施建平是高级工程师,儿子施建成于1985年赴美留学,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是微波遥感领域的专家。施雅风夫妇对他的要求是,你不管走多远,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施建成牢记父母教诲,应邀担任了北京中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和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每年都要回国进行学术交流,为祖国的前沿科学发展尽一份力量。
1984年,施雅风退出行政领导岗位,1988年的秋天,施雅风与沈健踏上了回乡之途。拿出5万元积蓄捐给家乡中学,建立奖学金。施雅风夫妇捐款设立的奖学金不是以一个中科院院士的名义,而是以施雅风父母、一对不知名的普通农民的名义。上一辈长眠在曾经辛勤劳作的故乡土地上,他们以独特的方式献上一片孝心。他们觉得,这比修墓更有意义。
施雅风院士的家就在南京古城墙边一栋普通公寓楼里。每当他与夫人沈健并肩漫步玄武湖畔,驻足眺望青翠的紫金山脉,神思会飞向遥远的冰山大川。他的客厅里有一幅横挂着的希夏邦马峰彩色大照片,不仅铭刻着他攀登6200多米的海拔高度,而且也是这个科学家的家庭与冰川紧密相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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