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院士学习十八大讨论会的发言

这次大会开得极好。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大会还“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大会“为党和国家事业”，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天晚上，在收听十八大“关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的决议”后，我曾立即和好几位和我们同时代的老朋友们通了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大会非常恰当准确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有力地排除了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干扰。而这正是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受到的“左”的思潮干扰是太严重了！前一时期所谓“重庆模式”的提法，就是“左”的干扰的典型。当然，我们在反对所谓“左”倾思潮的同时，也要警惕“右”。典型思潮是“砍旗”。十八大前，纷传什么“马克思和毛泽东将销声匿迹”，还有“恭请毛泽东思想退出指导思想”，“马列主义”请退，恭请“马克思主义”升座，等说法。甚而造谣说，这是哪位领导人提出的建议。
    真实目的：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主张实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次大会决议说，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有力地回击了传说中的谣言、谎言。

十八大最重要的成就，是“确立了科学发展观”。
    决议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今年7月，我在2012年7月的《学术界》杂志上写了一篇《科学发展观和捍卫国家安全》约2万多字的长文。其主要内容是探讨为什么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表现”。

我在文章中说，“‘科学发展’ 的理念，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一书，提出来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很多社会主义的先驱者，提出了很多社会主义的理念，各家各派，众说纷纭。自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一经面世，许多社会主义者纷纷聚集在马克思、恩格斯旗帜之下，社会主义运动也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世界面前。”    “把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结合起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所做出巨大贡献”。“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理念，上升为哲学，上升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升为科学发展观。”到了十八大，就进一步深化和应用科学发展观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

中国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坚决贯彻《决议》所说“八个必须”：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至于“怎样发展”？怎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议》又提出另“一个必须”：
    “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前一个“八个必须”，所回答的是发展的“方向”的问题。后一个“一个必须”，所回答的是实现的“方法”问题。将发展“方向”和实现“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就是科学发展观。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来说，更关心的是科技界或中国科学院将如何学习研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这同样需要科学地回答发展“方向”和实现“方法”，这两大问题。

我们的希望是，请科技领导部门把未来的发展方向、目的、要求，以及这些方向、目的、要求和国家、人民利益的相互关系说得具体一些，不要泛泛议论。因为科技部门、科技界也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不幸，时代的思潮是，喜欢空谈某某主义、某某理论、某某思想、观念如何重要，如何具有伟大意义；但却不去做深入调查研究，深入贯彻落实等，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

请恕我直说，在基层的许多单位，在组织学习中央有关路线、理论、方针、政策时，只是形式主义地议论一通，很少贯彻落实。这就需院领导机关狠“抓” 。

最为重要的，领导部门“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
    这不仅要“抓”，而且要“带头”！

在当前，在科技界，在院士群中，也是存在许多“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的。很希望我们科技领导机关，“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带领我们“坚决破除”存在于科技界和在中国科学院的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

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太多太多了！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比起“两弹一星”时期，我们的科研经费至少是增加了100倍。而30年来，却很少出现同“两弹一星”那样的超级重大科学成果！

这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研究，而且必须找到解决途径，做出重大科技决策。这里面既有利益机制作怪，也有思想体制障碍。而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集中科学智慧，“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包括利益格局。

很高兴参加今天组织的共同学习。我的学习心得是：如有需要，我会对中国科学院未来的举措，反映有用情况，提供参考意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