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塔塔楼钢结构上进行实测

为了赶工期，我们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甚至加班熬通宵。总装车间上下一条心，通力合作，士气高昂。电视塔上墙队集中了全车间铆接、焊接等技术最棒的工人。幕墙板块吊装后期正值隆冬季节，塔上风刮得像刀子，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也很危险，但上墙队硬是高质量地按时完成了吊装任务，甲方非常满意。

厂领导没有料到的是，总装车间的新产品产值扶摇直上，不仅超过了45万，而且超过了100万！年关逼近时，厂领导眼看着各车间即将贫富悬殊，不禁为难起来。若遵守诺言，该车间人平年终奖金超过一千，而有的车间职工拿不到一分钱奖金。若承认那个非官方的“君子协定”，那几位有功技术人员的奖金恐怕太刺眼了，机关那么大，怎么摆得平？关于奖金如何发放，当时主管部门没有明确指示。而国家有关文件要求不滥发奖金。为了不得罪大多数人，为了不犯错误，厂长和书记商定暂不发年终奖，理由是厂一年前的文件没能体现党中央关于“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头拿小头”的分配原则。

总装车间顿时炸了窝，群情激忿。该车间主任和支书再三找厂里交涉，要求厂长亲自与职工见面对话，但无商量余地。车间职工几乎停止了工作，有的消极怠工，故意拖延工期。车间领导无法做工作，双双提出辞职。技术科长大鸣不平，参与开发的技术人员也反映意见，但他们得到的是干部会议上的批评：“你们身为干部，怎么能和工人一般见识？不要一切向钱看嘛！”技术科长忍不住和厂长大吵了一场，并递交了辞职报告。

想来想去，厂长还是决定给该车间职工发放奖金，基本上是在打了折扣的超额利润上实行“三七开”分成，人平年终奖约在500元左右。不过，“君子协定”无效了，我们参与开发的技术人员只拿到全厂机关的平均奖20元。负责电视塔铝合金幕墙设计的WY和我得了个厂科技成果一等奖，共得奖金100元，还得照顾两个描图员。

    面临不公平的分配结果，我们这些参与新产品开发的技术人员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无奈之下，我们打算周末去郊外野餐，散散心。

无奈的自娱自乐

阎工与我在动物园合影

在实际工作中，我深感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是管理而非技术，关键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我对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学之余，决心寻找机会系统地学习管理学知识。我想报考管理专业的研究生，但厂里的政策不允许考研。于是，我试图调走。经过深思熟虑，我打算进入当时缺乏师资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当时，我在厂里比较受重视，而学校的收入比企业低，同事们都不赞成我调走，只有阎工坚决支持我。

调离企业数年后，阎工退休回江苏老家养老，我们失去了联系。与CJ在雨中的巧遇，让我们立即联系上了，不但通了电话，而且互通邮件，互访博客。她遍访名川大川，拍了无数风光和花卉照片。

春节前夕，阎工回武汉小住。我们久别重逢，在她原来的家中叙旧。令人欣慰的是，她服了名医开的300付中药之后，头痛病治好了。

阎工与我在家里叙旧

晚上，我请阎工全家在新海景酒店共进晚餐。两家人在一起聊了许久，感慨万千。

分别时，我与阎工紧紧地拥抱。她在我的耳边说：“我一定争取多活几年！”是啊，我们都要珍惜生命，争取多聚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