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知识和观点是如何塑造的

从火焰到飞翔，这没有什么发明，这并没有被称赞为是对某些神明的侮辱。（John B.S.Haldane）

一张接受激素注射的奶牛的图片可能会引起动物权利活跃人士的想象力，同时会担心其对母亲健康的潜在影响。相反，这会让奶农们高兴不已，因为这意味着牛奶的产量会得到提高。

这不是心理实验，而是德国科学家针对一组公民开展的真实的测试。无论传播的是什么，其结果都不会以白板（tabula rasa）而告终，但是公众理解科学这个十分自相矛盾的方法会在下列几个方面同公众互相影响，即公众在这个主题上已知的或者他们认为自己已知的，他们的信念和情感，他们的不信任，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以及他们个人的经验。

对科学家来说，立足于由科学事实和自身研究领域所塑造的自我态度是特别具有误导性的。他们对科学的态度是特定智力训练的结果，而这些智力训练是由他们接受的科学教育所提供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没有去权衡一个具有最大公正性立场的利弊，这个立场寻求的是最好的逻辑和理性解释。相反，我们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观点，以及我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文化情境，来对此作出一个相当迅速的评判。特别是，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与我们已知的事情相吻合的因素，对其他的则不管不顾。

因而，我们要传播的信息所植根的土壤是不能被忽视的，因为它们的反应决定了这个信息是被忽视、被扭曲、被误解，还是被理解和接受。换句话说，你需要一个有关你要面对的公众的真实模型。

公共科学（the public ofscience）目前还不常见。尽管科学对文化，社会和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但是这和可借鉴的有利于广告市场的精确调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一个科学理论或者事实成为常识的时候，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些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历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们冒险从事的任务。即使不存在对科学的大众版本的塑造进行描述的模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机制。很多分析的起点就是信息—科学的或者与科学事实相关的—变成了碎片化的，通常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来源于不同的渠道且缺乏一个诠释框架，可能是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框架，或者这个框架过于复杂。然而，我们的思想会回避这些缺乏意义和重要性的零星信息，并且会利用可获得的碎片化信息对世界的图像进行重构，把这些信息匹配到那些通常主观且非理性的关系中去，进而弥补了我们所拥有的空白支出。换句话说，我们的思想试图积极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概念和工具在那些不存在有意义的结构的地方建立这种有意义的结构。

对一个科学理论或者事实的“挪用”（appropriation）一点也不是消极被动，相反它是一个积极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我们试图对具体需求有所回应的常识的指导。

比如，在其最流行的版本中，一个有关大脑半球的过时的理论通常把大脑分为一个与情感和社交相关的“温暖的”右半球，以及一个与理性和“邪恶”相关的“冷酷的”左半球，不过这只是一种对人类利用类型学—比如“画家”或者“工程师”—来区分个体的迫切需求进行回应的方式。

然而，这些重建的最常见目的是在新的发展与已知的之间建立一个桥梁，更确切地说就是通过把它归纳到一个更普通的镜像中从而使不熟悉的变得熟悉起来。意识的“懒惰性”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它通常会寻找捷径以让我们节省自己认知的能量。每个科学家都知道为了注意到这些事实，以及抵制住把他喜欢看的东西写入到自己的大脑中的诱惑，他们需付出多少精力和决心。

因而，一个科学理论或者事实就可以转变为社会表征，这个社会表征不局限于保证以及恢复自己对世界表征的持续感，但是会具体地指导行动。就像过滤器一样，不同的表征会导致对相同科学事实、新闻或者发现的不同解释，从而把行动引导到同一个方向上来。对于每一种效果来说，表征都承担了预先判断的角色。

同工业生产的食品相比，有关传统食品的一个流行的社会表征就是“自然”（等同于真实和安全）。这个社会表征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那个特定的文化情境、并且在食品工业领域经历了一系列糟糕阶段之后建立起来的，因为法律部门需要知道最后放在我们餐桌上的是什么。它最终影响了我们同所有食品的关系，使得逐个检查每个案例没有任何空间。

当然，把他的观点建立在偏见（预先判断）的基础之上显然不是每个科学家在其研究工作中都试图尝试的。然而，在公众传播领域中忽视了这个方面重要性的科学家会犯大的错误。

不知道社会表征起着什么作用，或者忽视了社会表征的作用，会导致误解，稍好的结果就是导致无效的传播，最坏的结果则是损害了信息。

实际上，社会表征“抵制”专家的思维模式，因为它基于其他因素和其他也比较强大的思维方式。

社会表征在风险传播领域可能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境下，科学家的声音会轻易地丧失其特权作用，并且成为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各种观点中的一种。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只是一种简单的观察。不幸的是，这是经常发生的：因而，时刻对此加以注意并铭记于心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