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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问题都有两个主要的维度—“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所以“科学传播”也是如此,这会导致无法保证但是却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除非少数人学会牺牲他们的“私利”,发展问题的客观性会持续不断地忍受着把多数人的“私利”牺牲的风险。“科学传播”的作用在当今世界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有着科学、工业、商业、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的利益冲突的复杂问题中,这时公共政策的制定者需要理解“纯科学”;“科学传播的传播”在分析、理解、塑造“公众理解科学以及政治理解科学”方面的作用有着更大的价值和影响,使得这些可以通过新的模型,方法论以及实践进行完善。科学对个体在社会中的思考,行为以及举止具有影响。科学地思考可以和自然和谐共处。而这最好通过科学传播以科学的方式来实现,因而进化的技术引导我们科学地在进化的社会中存在,因为任何的曲解,如果存在的话,就会产生巨大的后果。一份科学传播期刊就像整个科学和技术机构一样全身心地致力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本文基于第一手的观察和互动,同科学传播专家面对面地探讨着当前的科学传播境况,描述着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并且探寻未来的期望和可能的解决办法。
一份科学传播期刊对于这个特定的跨学科领域的学者,研究人员,从业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平台。毫无疑问,就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以及科学文化来说,这个领域的成长,即科学传播,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有着巨大的重要性,然而,不幸的是基本上它缺乏科学领域和传播领域同行的恰当评价。进而,一份科学传播期刊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怪胎。在2001年,当我的脑海中出现一种在印度出版一份科学传播期刊的时候,不仅是平民,甚至是很多专家都开始怀疑这个即将出现的期刊会是另外一个无法出版核心科学研究或者科学文章的期刊或者杂志,这和现存的毫无差异!
所以争斗开始于解决“人们对科学传播的误解”这一挑战。在我看来,解决“人们对科学传播的误解”这个任务要比解决“人们对科学传播的理解”容易的多。似乎每个人都有自由以自己认为可以有效利用科学传播的方式选择理解和误解科学传播。对科学家来说,把这等同于撰写一篇研究论文会更容易一些,对老师来说就等同于教授科学课程,对记者来说就等同于报道某一科学院的选举结果,对于政客来说等同于仅仅在他的演讲中夹杂几个科学术语,对于菜贩子来说就等同于向其顾客解说绿色蔬菜,对于神父来说就等同于全能,对于作者来说就等同于撰写一本科学著作,等等不一而足。
类似的是,图书馆学,信息科学,推广学,公共关系学,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电信技术等很容易就进入科学传播这个领域,虽然它们有些重叠,并且最好被当作支持系统以及继续留在科学传播的外围。然而,大体上它们试图成为核心而把科学传播推向边缘。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传播发展所需要的创造性方法被击溃;那些边缘的专业和专家使得整个科学传播的概念和目的暗淡无光,最终科学传播的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和实践也失去了基础,从而使得公众变得一穷二白。
科学传播不能被看作是这些边缘领域的集合。虽然这么说,但是我并没有强调坚定的界限或者说完全消除这些领域的跨学科交互性,我强调的只是那些试图在本领域或者是那些有着清晰边界的类似学科中废除科学传播的不当且不合规的做法,以及那些挡在科学传播成为一门独立知识体系路上的做法。这在某些国家确实正在发生。
我在这里要阐述的观点是科学传播这个学科本身的身份危机,然后是科学传播专业人员的身份危机,最后是科学传播期刊也有着身份危机的风险。这种影响是多重的。在公共机构或者私营机构中说服相关的权威人士出版这样的一种期刊已经成为一种费力劳神的工作。经费,如果有的话,也变得相当少,这使得期刊不得不自负盈亏,这在一些增加了其不确定性和挑战。作为一个高度专业化且发展路径狭窄的领域,这样一本期刊很有可能吸引越来越少的读者,订户以及作者。所以一直以来,你自己作为这个专业期刊的一名编辑或者出版商要随时保持高度警觉。
科学传播期刊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在其他专业领域已经出现成为一种趋势—剽窃。这也许是因为这个领域的原创工作很少以及很多机会主义者倾向于通过剽窃制造虚假的成果来获得商业或者职业上的收益。近期的一个案例就是一本科学传播图书的所谓的作者声称自己拥有著名的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科学传播专业的理科硕士学位。这只是一系列王婆卖瓜的小人物中的一个,他们毫无羞耻地参与有组织的剽窃行为,这包括内容,思想,概念,项目以及活动等等,他们对于这些偷窃而来的智慧丝毫不感到羞愧,还装作似乎他们是这些知识的首位创造者一样!剽窃图表,文章章节,论文,概念,表格和图片而对来源没有阐述的案例经常会出现。甚至是某些期刊上发布的科学传播会议的主题,副标题以及概念都原封不动地照抄,或者是稍作修改就用到别处。这不仅需要期刊编辑部采用筛查软件,同时也要求有创造性的科学传播专家保证自己能够不断地提升自我。
加载在科学传播中的两个学科—科学和传播—隐含的张力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挑战,其深深地植根于历史的职业身份之中,并且彼此理解是最好的颂歌!传播者和科学家之间冲突的本质不是个人的,而是职业的。科学共同体需要对传播学有更好的理解以及文化欣赏。传播者也需要对科学进展的方式,科学家的工作,他们的局限性以及科学的专业情景有恰当的理解。这确实是科学家和传播者之间达成的一种协议。这样事情就会变得更好,科学家和传播者都有改善科学传播的方式。
一份科学传播期刊也希望解决散发在哲学中的议题以及基本上需要应用于各行各业的科学方法和逻辑途径的科学的价值。首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在20世纪中期向全世界提出了“科学气质”这个指导性原则,我们很多人开始成为这个原则的布道者,好像这个原则提供了一个如果我们诚实地追随科学气质就可以作出通识,理性和逻辑决策的教条。然而,当它涉及到践行科学气质的时候,特别是在琐碎且复杂的境况下的时候,它屡次地难以奏效,因为这些境况主要受到“非逻辑性逻辑”的控制,同时“犬牙交错的利益”成为主流而使得“科学气质”毫无存在的空间。当某人基于自己的情况试图证明一个逻辑观点是非逻辑的,或者证明一个非逻辑观点是逻辑的时候,非逻辑性逻辑经常出现。这在政治中非常普遍,但是一旦科学和学术开始玩起“非逻辑性逻辑”,那后果会更加严重,这是对当下损害了科学和科学气质全体的概念的情况的一种反应,这也正面临着威胁和挑战。科学传播能否让其走上正轨呢?
作为一个有着狭窄领域的科学传播期刊需要恰当的认同,因为这是一个职业路径有限的专业,也是新手进入这个领域的途径,同时还是有经验的人员职业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同核心科学技术以及主流新闻学和大众传媒相比,科学传播中的研究设备,会员资格,资助以及职业发展机会的可能性都是相当低的,虽然它被认为介于科学和传播之间的跨学科领域,但是似乎这二者都不买科学传播的账。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琳伽的法国天体物理学家Jean Audouze在一次接受《印度科学传播杂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退休后才进入到科学传播领域。很多科学家都是在本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并退休后才进入到科学传播领域。类似的是,传播学教授或者说主流的记者都不太喜欢科学传播这个工作。只有激情,爱好和个人兴趣是促使个体进入科学传播这个领域的一些动机,科学传播有待于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蛋糕以及一个吸引人的职业。科学传播期刊能改变这个现状吗?
就像我本文开头说的那样,因为科学传播对于社会福祉以及以文化为导向科学发展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未来的科学传播期刊是极为重要的,尽管一些有趣的议题和情况需要严肃地解决,同时这也可能会激发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本领域的一些新研究。一份科学传播期刊必须成为研究人员的灯塔,专业人员的看门狗,学生和青年人的顾问,政策制定者的批评家,以及科学传播整个领域发展的火炬手。
M.K. Patairiya, ‘Science-communication’ journals:navigating through uncertainties, JCOM 12(01) (2013) C06.
原文地址:http://jcom.sissa.it/archive/12/01/JCOM1201%282013%29C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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