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交流

医生和患者的互动是一个二阶的交流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进行交流。医患交流是多方面的；很多因素对双方交流如何进展产生影响，同时双方对此也都有所感知。医生或者患者的某些特性在医患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特性包括性别，年龄，民族，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和健康素养。医患交流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传播，这些方式可能影响患者采用治疗建议和患者对医疗护理满意度的能力。

医患交流是科学传播的一种形式，因为患者需要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相关的治疗选择以使得自己全身心地做出合理的决定，并遵照执行。然而，很多社会和情感因素影响了医生和患者间的信息交流。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影响医患交流的因素以及如何改变这种二阶传播的方式方面。很明显应该让患者充分参与到自己的治疗过程是重要的，这有助于让患者感觉他们在和医生一起商定治疗方案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是通力合作的。患者的参与可以通过人道主义的医疗护理以及医生对病人的关怀实现，即通过以患者为中心的方式来实现。

医生和患者的特点

大量的研究关注于医生和患者的性别是如何对医患交流产生影响的。黛博拉洛特和朱迪丝豪尔发现在医患互动过程中，与男性患者相比，女性患者从医生那里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交流，并且通常会有更多的参与式访问。研究表明与男性医生相比，女性医生会给她们的患者提供更积极的陈述，问更多的问题，开展更多的“反向通道式”的交流（比如，通过点头或者说“恩”以给患者回应），进行时间较长的问诊，而且也会询问更多的社会心理问题。总之，和男性相比，女性医生在和患者交流有关生活问题以及探讨情感问题等方面投入更多，也会让患者更多地和她们广泛地探讨身体和社会心理问题。研究还表明相同性别的医患组合和性比相反的医患组合相比，更容易产生不同的交流模式；在医患均为男性的组合中，医生会比患者说的要多，而在医患均为女性的组合中，双方的发言机会倾向于一致。

年龄在医患交流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年纪稍大的患者（通常是65岁及其以上的患者）和年纪较轻的患者相比更不容易参与到诊疗过程中，但是医生在他们身上花费的精力要多，也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也许是因为通常来说年纪稍大的患者有更多的生物医学问题需要探讨。和年纪稍大的患者相比，医生和中年的患者更容易采用非语言的交流方式，也更倾向于平等主义的观点，医生不会主宰诊疗过程，在人际距离上也会较近一些，他们会采用更共享的“反向通道式”的交流，同时他们也更愿意采用互动交流的方式。

民族问题在医患交流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种族和谐的就医会持续很长时间，患者也更容易满足，医生和患者谈话的速度也较慢，也更容易都参与到诊疗过程中。丽莎库伯-帕特里克和他同事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少数民族医生与费少数民族患者交流之间不一致的关注。少数民族的患者通常表示他们的医生在做决定的时候很少考虑他们的意见，和白人患者相比而言，非洲裔美国患者获得参与诊疗过程的机会更少。研究还表明医生可能会在对患者进行症状诊断、行为预测以及治疗方式选择中无心地采用一定的种族偏见（也就是说，种族和民族观念）。研究还发现与非白人患者相比，白人患者会获得高质量的照料，更多的情感投入，更多的信息以及更长的问诊时间。

患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影响医患交流。受过良好教育的患者比那些教育不好的患者更容易从专业医护人员那里获得较多信息，教育水平中上等的患者比经济收入较低的患者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详尽的解释。而经济收入较低的患者在诊断过程中也不会问太多的问题，虽然研究表明低收入的患者所需求的信息要比提供给他们的多。教育背景良好且年轻的患者从医生那里得到更多的诊断信息。教育水平较高的患者比教育水品较低的患者更能固执己见并倾向于更积极地自我表达需求。研究指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在医患有效传播方面所产生的障碍要大过于种族差异所导致的障碍。然而，少数民族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联会混淆上述研究发现。

患者的健康状况对医患交流也有一定的影响。患病先兆不明显的患者通常可以从医生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并且在诊断的过程中医生也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诊断过程中更加焦躁不安的患者通常会接收到更多的诊断信息和诊断程序。但是另外的研究表明和那些身体健康的患者相比，医生会对那些表示苦不堪言的患者采用厌烦的语气，同时在和病入膏肓的患者交流时会感到愤怒。这也表明医生可能需要对这些患者付出更多的精力，但是他们会通过自己的语气来表示情感上的不满。

非语言交流

就像语言在交流互动中的重要性一样，非语言交流也会影响医患传播的效果。研究表明医患交流中有超过70%都是非语言的形式，主要是通过语音声调，眼神交流，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和相互距离的形式。苏珊米尔莫，罗伯特罗森塔尔，霍华德布兰，莫里斯查非茨和欧文沃尔夫共同开展的早期研究认为语音声调是医生用来劝诫嗜酒患者接受治疗建议的一个重要的非语言措施。后来弗兰卡伯尼尔和罗伯特罗森塔尔开展的研究中强调了医患“同步交流”的重要性，医患交流的程度是共同反应性决定的，比如同步的动作，节奏的相似性，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姿势的“对照”。这个研究表明当医患在同步交流方面有效果的时候，患者也会产生共鸣和热情。

医患交流的结果

对于很多医患交流的结果都有所研究，但是研究最多的还是患者的满意度以及他们对治疗建议的坚持。研究发现，当医生在患者就诊期间表现的十分客气，善于倾听并且给他们提供信息以及采用非侵害性的，友好的方式和他们谈论社会心理问题的时候，患者最容易满足。实际上，与仅仅将交流局限在生物医学方面的效果相比，在医患交流中采用探讨社会心理议题的方式会让患者得到最大的满足，

在就患者对治疗方法坚持方面的研究上，结果表明多达一半的患者没有坚持采用治疗建议。患者对治疗方法的坚持对于保持健康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医患交流是患者遵循治疗方案的主要影响因素。医患双方积极的谈话，更多的意见分享，患者的参与以及积极的交流都会让患者遵循治疗方案。一般来说，当医生和患者进行顺畅的交流时，双方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一起做出相关决定，因而降低了患者的焦躁不安，也提升了患者遵循治疗方案的几率。总体来说，影响患者遵循治疗方案的两个重要的因素是患者对生活规则的信仰以及患者遵循生活规则的能力。当医生能够有效地和患者交流时，他们就可以给患者对生活规则的信仰以及他们采用治疗建议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什么是好的传播？

在医生和患者交流方面，有很多有效的方式。研究发现了几个改善医患交流的模型和方法。践行人道且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生能更好地考虑患者的需求和偏好，并能在做治疗决定的时候获得患者的参与。这些实践原则的核心就是和患者心有灵犀——对患者的感觉变化采取灵敏应对的过程，同时也会向患者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美国内科理事会把人道主义界定为包含对人尊重的品质，正直且有同情心。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以及表达关切，尊重以及善解人意的态度和行为的交流技巧。安东尼萨奇曼，凯瑟琳马卡基斯，霍华德贝克曼和理查德弗兰克尔的著作中概述了改善医患交流的一些认知策略和行为策略，包括对患者感觉的精确理解，和患者有效的交流以让他们感觉自己被理解，以及专心于患者情感体验的能力和动机。

布鲁斯朗伯和他的同事认为以患者为中心的照料方式应该聚焦于患者对病痛的经历，这涉及到尊重患者的价值观，喜好和需求；协调并整合患者的治疗；对患者进行教育并使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情感的支持并减轻他们的不安情绪；以及让家庭成员和朋友参与到治疗过程中。这些以患者为中心的方式构成了好的传播。

共同的（或者参与式的）治疗决定也被看做是让患者参与做出治疗决定以及让他们有责任感并掌控自己的治疗方案的有效传播工具。在他们对参与式决定的研究中，谢莉卡普兰，芭芭拉甘德科，谢尔顿格林菲尔的，威廉姆逻各斯和约翰威尔表明年纪最大的和最小的患者最少参与自己的治疗方案，少数民族患者和男性患者和非少数民族患者和女性患者相比，也不容易参与自己的治疗方案。研究还表明在患者身上花费更多时间的医生反过来也更容易使患者参与自己的治疗方案制定过程。对医生问诊技巧的培训也会影响参与式患者如何参加治疗方案制定。接受过问诊技巧培训的医生在他们的问诊过程中不会主导整个局面，也更容易让患者陈述精确的信息，同时还会有更好的患者满意度。

结论

医患交流涉及到很多可以影响交流成效以及患者治疗结果的因素。大量的研究聚焦于识别这些因素并把这些因素作为改善医患交流的工具。健康传播这个领域还将继续关注医患关系，以其改善患者的满意度，对治疗方案的遵循以及提高患者的健康水平。

（译自ESTC，仅为练习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