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他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绪言里开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我当日看了以后也是激灵灵一身冷汗，从小的梦想就是“教育一批人，感悟一批人”，要当个教育家啥的，看了之后就不敢这么说了。而且自此对道德问题和道德家很不感冒。当然我能够对这段话敏感，说明我当时已经有了些思考，我的思考是作为一个平常人，可以有平常人的血性，但作为一个不平常的人，可能影响或者支配别人的时候，就要战战兢兢，唯恐有所闪失，贻害不浅。

可惜，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战战兢兢的人，是不容易上位的。所以为了平衡，就像影星有狗仔队烦着一样，上位的人就要多受些攻击，好让他们时刻警醒，不要自以为大。

今天又翻到了王小波的《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并顺便将王力雄先生《渴望堕落》也搜了出来。其实人类社会思想的进步是非常缓慢的，30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觉得很多人其实也没搞懂。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读读王小波的杂文集，即使你不喜欢。反正我是爱极了。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王小波

看到《东方》杂志一期上王力雄先生的大作《渴望堕落》，觉得很有趣。我同意王先生的一些论点，但是在本质上，我站在王先生的对立面上，持反对王先生的态度。我喜欢王先生直言不讳的文风，只可惜那种严肃的笔调是我学不来的。

一、知识分子的罪名之一：亵渎神圣

如王先生所言，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放弃了道德职守，摆脱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正在“痞”下去，具体的表现是言语粗俗，放弃理想，厚颜无耻，亵读神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语言的确应当斯文些，关心的事情也该和大众有些区别。不过这些事对于知识分子只是末节，他真正的职责在于对科学和文化有所贡献；而这种贡献不是仅从道德上可以评判的，甚至可以说，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举例来说，达尔文先生在基督教社会里提出了进化论，所以有好多人说他不道德。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可以说：一个科学理论，你只能说它对不对，不能拿道德来评说。但假若你是个教士，必然要说达尔文亵渎神圣。鉴于这个情况，我认为满脑子神圣教条的人只宜做教士，不适于做知识分子，最起码不适于当一流的知识分子。

倘若有人说，对于科学家来说，科学就是神圣的，我也不同意。我的一位老师说过，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识，经历过若干个阶段。首先，视科学如洪水猛兽，故而砍电杆，毁铁路（义和团的作为）；继而视科学如巫术，以为学会几个法门，就可以船坚炮利；后来就视科学为神圣的宗教，拜倒在它面前。他老人家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后，才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认为他最后的体会是对的，对于每个知识分子而言，他毕生从事的事业，只能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不是顶礼膜拜。爱因斯坦身为物理学家，却不认为牛顿力学神圣，所以才有了相对论。这个例子说明，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知识不神圣——我们用的字眼是：真实、可信、完美，到此为止。而不是知识的东西更不神圣。所以，对一位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言，亵渎神圣本身不是罪名，要看他有没有理由这样做。

二、知识分子罪名之二：厚颜无耻

另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应不应该比别人更知耻。过去在西方社会里，身为一个同性恋者是很可耻的，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图林先生就是个同性恋者，败露后自杀了，死时正是有作为的年龄。据说柴可夫斯基也是这样死的。按王先生的标准，这该算知耻近勇吧。但我要是生于这两位先生的年代，并且认识他们，就会劝他们“无耻”地活下去。我这样做，是出于对科学和音乐的热爱。

在一个社会里，大众所信奉的价值观，是不是该成为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呢？我认为这是可以存疑的。当年罗素先生在纽约教书，有学生问他对同性恋有何看法。他用他那颗伟大学者的头脑考虑后，回答了。这回答流传了出去，招来一个没甚文化的老太太告了他一状，说他诲盗诲淫，害得他老人家失了教席，灰头土脸地回英格兰去。这个故事说明的是：不能强求知识分子与一般人在价值观方面一致，这是向下拉齐。除了价值观的基本方面，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应该有点独特的地方。举例来说，画家画裸体模特，和小流氓爬女浴室窗户不可以等量齐观，虽然在表面上这两种行为有点像。

三、知识分子的其他罪名

王先生所举知识分子的罪名，多是从价值观或者道德方面来说的。我觉得多少带点宋明理学或者宗教的气味。至于说知识分子言语粗俗，举的例子是电视片中的人物，或者电影明星。我以为这些人物不典型，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有疑问。假如有老外问我，中国哪些人学识渊博、有独立见解，我说出影星、歌星的名字来，那我喝的肯定是不止二两啦。

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了海，引起了王先生很大的忧虑。其实下了海就不是知识分子了，还说人家干什么。我觉得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穷，而非特意地喜欢熬穷。假如说安于清贫、安于住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变态。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和自己过不去，就是和爹娘过不去。再说，咱们还有妻子儿女。

王先生文章里提到的人物主要是作家，我举这些例子净是科学家，或许显得有点文不对题。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事业透明度更大：字人人识，话人人懂（虽然意思未必懂），所以格外倒霉。我认为，在知识分子大家庭里，他们最值得同情，也最需要大家帮助。我听说有位老先生对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有如下评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不管贾先生这本书如何，老先生言重了。真正的妖孽是康生、姚文元之辈，只不过他们猖狂时来头甚大，谁也惹不起。将来咱们国家再出妖孽（我希望不要再出了），大概还是那种人物。像这样的话我们该攒着，见到那种人再说。

科学家维纳认为，人在做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一类如棋手，成败由他的最坏状态决定，也就是说，一局里只要犯了错误就全完了。还有一类如发明家，只要有一天状态好，做成了发明，就成功了，在此之前犯多少次糊涂都可以。贾先生从事的是后一类工作，就算《废都》没写好，将来还可以写出好书。这样看问题，才是知识分子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王先生说，知识分子会腐化社会，我认为是对的，姚文元也算个知识分子，却喜欢咬别的知识分子，带动了大家互相咬，弄得大家都像野狗。他就是这样腐化了社会。

四、知识分子的真实罪孽

如果让我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罪状，我也能举出一堆：同类相残（文人相轻），内心压抑，口是心非，……不过这样说话是不对的。首先，不该对别人滥做价值判断。其次，说话要有凭据。所以，我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在一个方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以人口比例来算，现代一切科学文化的成果，就该有四分之一出在中国。实际上远达不到这个比例。学术界就是这样的局面，所以我们劝年轻人从事学术时总要说：要耐得住寂寞！好像劝寡妇守空房一样。除了家徒四壁，还有头脑里空空如也，这让人怎么个熬法嘛。

在文学方面，我同意王先生所说的，中国作家已经痞掉了，从语言到思想，不比大众高明。但说大家的人品有问题，我认为是不对的。没有杜拉斯，没有昆德拉，只有王朔的调侃小说。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王朔的小说挺好看，但要说那就是modern classic，则是我万难接受、万难领会的。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贫乏。没有感性的天才，就不会有杜拉斯《情人》那样的杰作；没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没有昆德拉。作家想要写出不同流俗之作，自己的头脑就要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再丰富些，而不是故作清高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国的作家朋友只要提高文学修养，还大有机会。就算遇到了挫折，还可以从头开始嘛。

五、知识分子该干什么？

王先生的文章里，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结尾的一段。他说，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已经千疮百孔，知识分子应司重建之责。这个结构是指道德体系吧。我还真没看见疮在哪里、孔在哪里。有些知识分子下了海，不过是挣几个小钱而已，还没创建“王安”、“苹果”那样的大公司呢，王先生就说我们“投机逐利”。文章没怎么写，就“厚颜无耻”。还有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出卖原则、亵渎神圣（这句话最怪，不知王先生信什么教）、藐视理想。倘若这些罪名一齐成立，也别等红卫兵、褐衫队来动手，大伙就一齐吊死了吧，别活着现眼。但是我相信，王先生只是顺嘴说说，并没把咱们看得那么坏。

最后说说知识分子该干什么。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的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儿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我们这个国家最敬重读书人，可是读书人总是不见太平。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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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堕落---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痞子化

王力雄

对王朔的大红大紫，不喜欢的人当时有自己的解释---王朔就如他自己书中所写，是流氓转业干起了“码字儿”，是痞子写痞子，中国社会在文革废墟上生长起来的众多痞子，为他提供了畅销的市场和走红基础。这种解释其实回避了一种现象，即为什么王朔的书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相当影响？连他的痞子语言和文风也被不少知识分子模仿？

《废都》的出现更让做上述解释的人困惑，一向以“严肃文学”著称的贾平凹，一旦把笔锋从乡土转向其身边的生活圈子，涌出来的竟然也是一群痞子，让王朔都如小巫见大巫。相比之下，王朔写的只算一群嘴皮能耐的小痞，贾平凹笔下才写出了真正入道的大痞、老痞、灵魂之痞。而那些庄之蝶们跟贾平凹一样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 这回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写出来的为什么也成了痞子？而且稍有眼力的人即可看出，贾平凹并非在写一个杜撰的世界，也非冷眼旁观，他与他写的世界血脉相通、百感交集地纠缠在一起。作者如此投入，那不可能不是一个真实世界。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以拉了半辈子大提琴的王启明为主角，有些观众认为姜文把王启明演得太痞，倒象拉了半辈子排子车。但姜文以他身边的艺术家们证明，他们比他塑造的王启明还要“糙”，嘴更“脏”，刘欢也对此发表了支持的旁证。观众心中的艺术家不过是概念，而姜文和刘欢自己就是艺术家，生活在艺术圈里，当然更有发言权。最近新闻界披露王启明的原型---小说作者曹桂林的所作所为，也从侧面证明了姜文的正确。

庄之蝶、王启明一类“文人”既是今日中国之真实存在，说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近年天翻地覆的众多变化中，一个尚未引起人足够注意、但却足够深刻的本质之变。

◎痞子成功的时代

中国曾一直是以“道”（价值准则）为先的社会，或者至少保持表面上的以“道”为先。“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之深刻无比的意义，就在于使中国与几千年的轨道脱离，全面而不可逆地转变为以“利”为先的社会。这个本质之变首先产生于意识形态的转变，并由国家政权推动和保障。在实际效果上，这固然有助在最短时间完成如此根本的转型，但却不能给“道”以循序过渡的足够时间，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道”与“利”的巨大冲撞。

“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重负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几乎已化作国人本能之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连续革命虽然导致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但其中的价值符号与相应的价值关怀，如耻于言利、正派、守法、忠诚、助人、不争、不贪……等，仍然深深地渗透在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有力地节制人们的行为。当中国从道德社会向功利社会猛转，道德禁忌消失，“利”的大门呼啦啦洞开，这种价值关怀就成为妨碍人及时抓住利益契机的障碍。而这时，从来没有道德束缚的痞子却生逢其时，在时代交替的空白中抢到起步的先机，并由此奠定后续发展的优势。原来为“正派人”所看不起的懒汉、二流子、流氓、不法分子和劳改犯们首先迈入万元户、老板、私营企业家的行列，成为“先富起来”的模范和改革初期的最大收益者。而在随后越来越赤裸裸的利益竞争中，相应规范与制约（更别说社会价值系统）远不能同步建立，更使得竞争具有强烈的恶性性质。这种恶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谁有道德意识，谁在竞争中就注定只能处于下风。任何人若想在这个新时代获得成功，就不能不与痞子采取同样的行为准则，象他们那样“敢干”和不受道德的束缚。

◎沉重的贞节牌坊

中国知识分子经受几十年“改造”，只在八十年代有过短暂的地位上升，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摆脱“被改造者”或意识形态“驯服工具”的角色，被扭曲的人格也未来得及舒展，很快又面临新的失落。他们习惯的是以“道”取“利”，几千年的中国士阶层都如此，即使在被改造时期，只要顺应当时的“道”，也能得到相应的“利”. 然而现在，“道”却成了获“利”的障碍，以“道”为本的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失“利”者。短暂的上扬只能把再次失落对比得更强烈。

他们初始进行了相当一段抵抗，力图用道德优势获得心理平衡，以对痞子们所用手段的蔑视，否定其成功的结果，将其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但这种抵抗很大程度并非出于真正的道德追求，而是在惶惑、嫉妒之中的本能反应，以及出于平衡自身失落感的需要。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系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近几十年意识形态的摧毁下已经基本解体，新的价值系统却无建树。没有体系的支撑，人的内心世界是不可能抵御“利”之诱惑与挑战的。内心失去了“道”，“道”的体现就只在所谓的“面子”. 但“面子”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很有分量的，即使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也从来装成正人君子，满口仁义道德，或即使先从黑道起家，成功后也大做捐资办学一类善事挣面子。“当婊子立贞节牌坊”虽是骂人话，却从另一面可见“面子”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威力之大。“道”传承千年，已化作基因溶进社会及每个成员的潜意识，即使价值体系分崩离析，“面子”也照样沉重。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死要面子活受罪”出名，有时甚至到可笑地步。长期生活于贫困使人易向金钱倾斜，面对社会转型，他们内心的欲望早已耸动燃烧，迫切期待投身于利益场的角逐。然而他们过去的角色---无论是作为历代道德的养育者和守护人，还是作为后几十年的道德受难者，都决定他们的道德遗传之深，即使仅剩“面子”，也极难摆脱。

然而只要还讲面子，就只能处在“当婊子立牌坊”的尴尬之中，遮遮掩掩地逐利，不敢放手拼搏，那样既赢不了，又受苦心伪装之累，最终仍然不免暴露本相，反更丢面子，结果既当不好婊子，也立不起牌坊。

◎无耻告别羞耻

摆脱“道”的压抑---无论在面子上还是在心理上---成了获“利”的前提，而“道”又如此沉重，必须在相反方向趋于极端才有可能，就象撬动愈重的物体需要愈长的杠杆一样。

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学说，让很多人如释重负地明白（或自以为明白）人人内心都是一口欲望煎熬的大锅，道德不过是锅盖，起到压抑作用，让人异化而已。当年曾在中国知识界掀起的现代主义热潮，希冀从中找到摆脱道德压抑的理论支持，实为动力之一。

然而最长的杠杆不是哲学，恰恰是“痞”. 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平等化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乏接触痞子，尤其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更与痞子有不少相同渊源。他们不难从痞子手法中受启发：如果干脆不要脸，何从受面子之苦？打碎神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亵渎，把神圣弄成滑稽可笑，自然就不会神圣；嘲笑道德，完全不跟它来正经，反而是最容易摆脱其压抑的途径；这种亵渎嘲笑的痞子之道同时还有另一个作用，即最适于拉大伙一块下水。谁也不想显得滑稽可笑、“假正经”或“跟不上潮流”. 只要大伙都下水，就不会显出哪个人独自的卑下，大伙全都没尊严，人人也就不必有自尊。这种“串通效应”可以很快地造成氛围，把力图独秀者剔除在外，免其成为能衬托出集体卑下的参照物。后者也往往在孤立的威胁面前而投降。

王朔的走红在于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套适合上述转换的调侃结构和亵渎词汇。而且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之嘴脸不但不那么丑陋，还颇有一些可爱。他以机智犀利的嘲弄，暴露出曾被全民族顶礼膜拜的神圣有多么虚伪和荒诞，同时他就手把世间所有的神圣一块当成脏水泼掉。快刀斩乱麻，免却“理还乱”的纠缠，让人一身轻而进入随心所欲的境界，这特别适合知识分子心理转型的需要，给了他们一个能够“痞”与“理直气壮”兼而得之的形式，体面地以漂亮的无耻告别羞耻。

◎又一次自我改造

中国知识分子多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经历了多次运动的“洗脑”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造”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了自觉行为，长期人格扭曲造就的“原罪”意识使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自卑与媚俗心理，一旦跟不上社会发展，不适应形势变化，就感到惶恐不安，首先认为是自己出了问题。尤其是长期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对他们的“脱胎换骨”，使他们几乎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气质丧失一净，刻意追求平民化，以社会认同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并时刻以改造自己而求得与时尚和潮流保持一致。

“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又一次自我改造。与过去的改造相比，重要的区别在于这次改造无人强迫，完全出于心甘情愿。逃离神圣，摈弃价值，否定道德，集中体现在“我是俗人”（与“普通一兵”、“螺丝钉”内在逻辑一脉相承）的口号上。既是俗人，就不该坚守寂寞清贫，就无所谓理想信仰，就该满足七情六欲，就有贪心、想挣钱、该下海、高消费、搞女人……并且当然也不必以此为耻。事实上，当今的知识分子是在渴望品尝堕落的滋味。他们悔恨当年的“纯洁”、自制，惋惜虚度的年华，痛心过去的“傻冒”. 他们以索债的急迫补回蹉跎岁月的损失，有些人的贪婪程度已近疯狂。1992年以来的“文人下海”，更让他们钻进钱眼，并且理所当然地把腐败当成经商的共生物，心安理得地尽情腐败。即使还有些羞耻感，只是羞耻自己还不够无耻，还有文人的酸气，不够敢干、实干，比不上痞子放得开和会逐利。这种自卑往往会在某些人身上推动一种“草莽化”的倾向---即为了掩盖内在的孱弱，用外在的粗鲁、口出秽语、行为不端披上所谓“男子汉”的“阳刚”之皮，同时将这种草莽倾向大量地塞进他们的文化产品。

全神贯注于经济的当今社会完全无意建立对“无用书生”的保护，面对弱肉强食的现实，一向缺乏行为能力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有些人因此会由生存能力的自卑而生出对痞子“混世”能力的羡慕与佩服，使其在精神的痞子化之外，言谈举止也会对痞子有意加以模仿，以增加自信心和“威慑力”。这一点目前在文艺界最为突出。再通过文艺的塑造与传播，让痞子从形象上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成为时髦。这是当今中国文艺日益鄙俗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一体的”

我虽用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却非囊括全体。无疑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仍然保持洁身自好，或出于污泥而不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知识分子总体而言，痞子化的趋向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真正在嘴脸上成为痞子的还为数极少，但精神世界里的“痞”---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厚颜无耻、出卖原则、逐利投机、亵渎神圣、蔑视理想……已不能不说相当普遍。精神的痞难道不是比嘴脸的痞更接近痞的实质吗？事实上，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之低下，已经充分地证实了“有知识的恶棍是最恶的恶棍”这句民间评语。

亚里士多德说过：“道德是一体的（Virtue is one thing ）。”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即使从动机上仅为自己，但实际结果却不可能只限于他们个人堕落，因为他们个人是不能与他们营造社会价值系统的社会职守分开的。虽然他们仍然进行学术研究，写冠冕堂皇的文章，发表动听的言论，但他们却回避不掉一个悖论：如果他们真心地去创造和信仰一个包括终极关怀和道德伦理在内的社会价值系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越发衬托出自己的堕落和龌龊。他们需要为个人的堕落制造合理性，必然不断地利用自己掌握的社会职能和文化能量，创造支持自己的文化，让那文化提供堕落的依据和相应的社会氛围，同时使自己进一步被那文化“说服”和“改造”. 这是这些年中国文化走向的一条潜在轨迹，是一连串“思想解放”的实质，也是近年勃兴的“痞子文化”之根源。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个人堕落为什么会腐蚀整个社会的原因。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痞子化某种程度上正在带动整个国民精神的痞子化，这后一种痞子化对中国社会的摧毁性，将会在未来岁月难以逃脱地逐步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