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孟孟

在距今900多年前的北宋仁宗年间，有两个十五六岁的英俊少年在父亲的授意下去向一位年仅三十岁的先生问学。这位先生既没有教两个学生如何读书修身，也没有指导他们如何在科举路上获胜，而是经常让他们探寻和思考“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这个问题。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学生问学、先生指教，这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北宋年间的这个问学事件，却几乎成为一个影响中国思想史甚至中国历史的大事件。

这位先生名叫周敦颐，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和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而这两个问学的少年，其实是河南洛阳的一对兄弟。一个叫程颢，另一个叫程颐。他们两位后来都成为理学的领袖和奠基人，都是影响了宋以后中国七八百年历史的大思想家。

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县人，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今年恰逢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大多数情况下，周敦颐是因为那篇著名的《爱莲说》被人们记住的。那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境界，特别是那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简直是妇孺皆知、千古绝唱。然而，很多人对周敦颐的认识也仅止于此，可能是《爱莲说》射出的文学家的光芒遮蔽了他思想家和教育家的身份。

说周敦颐是大思想家，主要是因为他接续了孔孟思想，同时开启了程朱理学。说周敦颐是大教育家，不仅因为他以“圣可学”为目标的教育思想，更因为他对程颢、程颐等人进行教导时表现出的高超的教育智慧。

二程后来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就是说他们兄弟俩从前跟周敦颐学习，周敦颐经常让他们探寻孔子和颜回当年在艰苦贫困的条件下还能长期感到快乐的原因。

我们知道，孔子一生到处奔走，四处游说，颠沛流离，“累累若丧家之狗”。追随他的弟子也同样受苦受罪，可是，他们大多都能保持一份快乐的心境，特别是孔子自己和他的高足颜回。孔子自道：“饭疏食饮水，曲躬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孔子赞颜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如此贫穷，如此艰苦，却还如此愉悦，如此快乐。这究竟为何？快乐的根源何在？

是因为贫困吗？显然不是。人不会因为自己贫困而快乐。越贫困越快乐，显然更不符合人性的基本特点。可见，孔、颜所乐的是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能置换为财货，也不能带来名声，却能给人的心灵赋予一种力量，让人不论处于何种境遇皆能保持内心的快乐。正是这个东西让身处贫困的孔子和颜回依然能感到快乐。

“周敦颐之问”在程颢、程颐兄弟的脑海中应该徘徊了很久，他们琢磨得也很深。后来，程颢再次跟随周敦颐学习，他在语录里便这样说：“自再见周茂叔之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哲学家冯友兰说，吟风弄月之乐便是孔颜之乐。从这里可以看出，程颢应该是弄懂了老师周敦颐的问题。至于“‘吾与点也’之意”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境界。“吾与点也”是《论语》中的一个师生对话片段。孔子向他的几个学生询问各自的志向。有的说要做官，有的说要做有功业的事，有的说想传承历史文化。而曾点说，他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他想在暮春之际，领几个童子到大自然当中去郊游。爬上山坡任清风吹拂，最后再欢歌笑语地返回家中。孔子便说：“吾与点也。”他和曾点的想法一样。可见，孔颜之乐，不是因获得功名利禄和功利性的成果而喜悦，而是因人格的追求、精神的完满、内心的自足、心灵的审美而快乐。

这种快乐，对现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学生而言，非常珍贵和稀缺。有人调侃，现在的学生“上学比上坟还难受”。有的学生不愿进学校，有的学生惧怕见老师；少数老师漠视学生的健康，眼中只有分数；部分家长也只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而轻视孩子的内心感受。这些情况直接导致学生的快乐指数下降，侵蚀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出现了不该有的厌学、厌师、厌校，甚至厌世的现象。

“周敦颐之问”对当代教育应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孔子和颜回在艰苦贫困的条件下，能保持长久的快乐。那么，为什么当代人的物质生活很富足，却很少能有发自内心的快乐？在校园里，师生们的笑脸为什么越来越难看到？孩子们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他们学习得不快乐，生活得也不快乐？

我们知道，“钱学森之问”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果说“钱学森之问”关注的主要是人的才能和成功，那么，“周敦颐之问”关注的就主要是人的德性与心灵。

那么，今天的教育应当如何关注学生的德性与心灵，让学生成为充满快乐的人呢？

首先，要注重情感的熏陶和教育。快乐是一种情感体验。快乐学习一直被中国古代教育家所推崇。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趣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清代教育家王筠说：“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现代心理学研究也证明，轻松愉快的良好情绪，不仅能使人产生超强的记忆力，还能活跃创造性思维，充分发挥人的内在潜能。

二程有个弟子叫侯仲良，他有问题请教程颐，但程颐费尽心机还是不能让他摆脱疑惑。他便偷偷去找周敦颐。周敦颐让他住在家里，两人对塌而卧，每天晚上都谈到很晚。三天后，侯仲良便满意地回去了。后来有人问他这次见到周敦颐的感受，他只说了一句话：“如在春风里坐了半年。”听周敦颐的课如沐春风，如此这般舒适快乐，难怪侯仲良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现在我们有很多老师的课都无法给学生如沐春风的感觉，常常是让学生如坐针毡，甚至如蹲监狱。主要原因在于今天的老师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认知的刺激和技能的训练，课堂中充斥着听讲、背诵、抄写、做题、练习、作业等模式化教学动作，学生的学习几乎沦为一种机械的训练。这样的学习实在无法让人产生快乐的情感。另外，家长也常常成为老师的“帮凶”，在家里继续监督、督促甚至逼迫孩子学习、读书、做作业。家长更多的在关注孩子的知识获得和成绩进步，而对孩子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感受非常漠视。孩子放学回到家，家长问的常常是“今天在学校学得怎么样”，而不是“今天在学校感受怎么样”。孩子是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人啊，而不是学习的机器。教育缺乏情感的关怀和温暖，孩子是无法快乐起来的。

其次，要重视人格和理想教育。学习并不总是一个轻松快乐的过程，对于那些繁难、艰涩的学习内容，比如背诵文言文、记单词、学习高中物理等，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需要反复学习和钻研。这个过程往往是辛苦的、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那么，如何才能让学生“苦中作乐”，因苦而乐呢？这就需要人格和理想教育。周敦颐对二程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他让二程探寻孔颜乐处，就是让他们以孔子和颜回为榜样，学做圣人。用周敦颐的话说就是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程颢正是因为“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最终成为一代理学宗师的。

当一个人以“学做圣人”为理想时，他在求学和求道过程中遭遇的一切辛劳和苦难就不算什么了，甚至是一种快乐了。例如心学大师王阳明，为了求道，格亭前之竹七天，最终劳神成疾；他被贬至贵州龙场，几乎陷于绝境。这些磨难都没能让他放弃求道之心，其原因就在于王阳明始终怀抱着一个人生理想，那就是“做第一等事”、“读书做圣人”。

可惜的是，当前是个过于务实的时代，凡事都讲眼前的实在利益，而很少谈未来的理想。成年人不谈理想，中小学生也慢慢不谈理想了。因为，老师看中的是眼前的成绩，家长看中的是能考中哪个名校。人格和理想教育的缺失，必然导致学生缺乏因人格不断完善和为理想不断奋斗而获得的精神快乐。

最后，要加强审美教育。现代社会有很多人缺乏的不是物质，也不是知识，而是审美。吴冠中先生说：“今天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美盲很多，其根源就在于审美教育的缺失，其结果便是失去了很多心灵该有的快乐。如果一个人，一个学生有着良好的审美素养，他（她）在生活、社会和大自然中随时随地都可以捕捉到美，那他（她）还会不快乐，还会闷闷不乐吗？木心先生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解救不了。”既然得了绝症，自然快乐不起来。

对学生开展良好的审美教育，他们便可以时时处处因发现美、欣赏美甚至创造美而快乐了。程颢说：“自再见周茂叔之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其实，“吟风弄月”之乐和“吾与点也”的境界更多的就是一种心灵的审美之乐。

周敦颐一生留下的文字不过六千余字，但他的人格、道德和思想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周敦颐之问，不只是在问他的学生二程，也是在问他自己，更是在问天下有志之人。周敦颐的一生也如孔子和颜回一样，是快乐的。他有一首题为《春晚》的小诗，诗虽小，却表现出了一种和谐、宁静的心灵之乐。诗的内容是：“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吟余小立阑干外，遥见樵渔一路归。”

（本文主要参考《周敦颐集》和王立新先生的《理学开山周敦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