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迅

本文以发表在《数学文化》第4卷第1期上。感谢欧阳顺湘博士提出的宝贵意见。

蒋硕民先生在北师大校园休息(李小烈摄影，陈黎提供)

欧阳顺湘博士在《数学文化》第3卷第3期里有一篇非常精采的文章“最美的数学就如文学”，其中提到一位受哥廷根的两位中国学生──魏时珍和朱公谨影嫌邙赴哥廷根随柯朗做博士论文的人，他就是原北京师大著名教授蒋硕民 (1913年3月11日 ─ 1992年5月11日) 。2013年3月11日是蒋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说起蒋硕民教授，可能现在的年轻数学家们大多不知道他。根据互动百科，“蒋硕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是偏微分方程、近世代数。蒋硕民是中国偏微分方程学科的先行者，近世代数早期介绍者之一。他集中西学问于一身，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把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教育事业。”（材料取自程民德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三卷）这样的论述比较精辟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蒋硕民先生1913年3月11日生于北京一个民主革命派的家庭。父亲蒋作宾，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参加辛亥革命。母亲张宏楚，是辛亥革命志士张通典之女。蒋硕民先生1928年进入世界有名的德国哥廷根大学 (University of Gottingen) 学习。在德国，他受教于希尔伯特、柯朗、埃米·诺特 (Emmy Noether)、赫格洛兹 (Gustav Herglotz)、冯·诺依曼、雷立奇 (Franz Rellich)、范·德·瓦尔登教授 (van der Waerden)  等大数学家。蒋硕民先生的博士导师原为柯朗。他得到柯朗所拟定的题目后，经过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证出该题是错误的，才又换为偏微分方程中一个层次相当高的命题“双元N次偏微分方程的一个混合边值问题”。在二战期间，柯朗因是犹太人被一些走了极端的学生赶出德国。他不得不转从雷立奇教授。1934年秋，雷立奇被聘为马堡大学数学系教授，蒋硕民先生随其前往，一方面撰写论文，一方面帮助雷立奇做些工作，写讲义，还上讲台解释。1935年6月19日他获得马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回国后，蒋硕民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年仅22岁。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开大学被迫迁往长沙，不久迁往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蒋先生随学校辗转到了昆明。1940-41年，日本侵略军大轰炸西南联大，一年级被迫搬到四川叙永去设立分校。蒋硕民、程毓淮和刘晋年三为教授前往并同住一单身教授房间。1941-45年，他转往贵州湄于的浙江大学数学系。1945-46年，他回到西南联大。这一段时间里，他先后教了很多课程：微积分、高等代数、近世代数、微分方程论、偏微分方程论及变分法。抗战胜利后，联大的三所学校复员，蒋先生因为原来是南开聘请的，有约在身，故前往天津南开任职。1947年蒋硕民先生由南开大学休假去纽约柯朗研究所进修。1948年再次回国，当时西南联大给云南留下了一个昆明师院，由杨武之教授任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力邀蒋先生留下任代系主任，于是蒋先生向南开大学请了一年假到昆明师院，后来新中国政府成立，冻结人才，他没能再回到南开。1954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时候，蒋硕民先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二级教授，直到退休。当时教育部的人似乎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资历颇为丰富的数学家。蒋先生身为昆明师院的教务长到教育部开会，很多大数学家都与蒋先生寒暄，而且中山大学和南开大 学都邀请他去，这才意识到这个人很了得。当时那两所大学都归高教部管，而教育部不愿意把他让给高教部管辖的学校。于是一个调令让他10天 内从 昆明到北京，任北京师大二级教授。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到，一家人从昆明到北京，光汽车就坐了七八天。在北京师大，他先后主办了分析数学方向的青年教师讨论班、进修班、研究生班及助教班等，担负起了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工作。此外，他还为研究生班、助教班系统讲授实变函数论、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等课程。1992年5月11日，他在北京去世。

蒋硕民先生身体一直不好，文革期间又被迫做他不能承受的体力劳动，到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校读书的时候，蒋先生已经因身体原因不能站在讲台上上课了。记得那时我们同学一起到图书馆前散步，时常看到蒋先生坐在椅子上晒太阳。我们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上去与他聊天。77级有一些同学因为在文革期间自觉学习了英语，学校允许他们免修英语。于是数学系领导找到蒋先生，希望他能为这些同学开一个数学英语学习小组，他愉快地接受了。课堂就设在他的家里。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学生上课，而且不是一门正式的数学课，但他仍然认真准备。上课时，同学们都聚集到他的家里。虽然他是留学德国的，但他的英语、法语也同样精通，甚至能阅读英文和法文的文学名著。1950年，他旁听俄语课，一年后就阅读俄文文献。

到我们大学毕业时，其中一位同学在申请留学时请蒋先生写推荐信。蒋先生让他先用英文写了一个自我介绍。这位同学的英语虽然还不错，但写出来的东西还是跟西方人的写法有很大差距，比如中式倒装句，用词不当，从句过长等等。没有想到蒋先生亲笔为他把这篇短文重写了一遍，而且一段一段地告诉他为什么这么修改。1986年，这位获得密西根州立大学助学金并将要赴美留学的学生去向他告别。蒋先生高兴地介绍了这个学校，就好像他在那里生活过一样。后来，蒋先生把他手写的推荐信交给了这位同学，我也得到了一份复印件。它印证了高枚老师在他的文章“高山仰止 ─ 忆蒋硕民师”中对蒋先生“清丽的小字”的描述。

蒋先生在现在的数学界的知名度不高，但是老一辈数学家都知道他。1985年7月4日，当代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到北京师大作“微分几何50年（1935～1985）”的学术报告。在我的印像中这是陈先生唯一一次到北京师大演讲，据说是因为蒋先生的邀请。在会上，他一开始就专门提到了蒋先生。上面提到的“互动百科”上关于蒋先生的条目，很详细，材料取自程民德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三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蒋先生在哥廷根的同学程毓淮博士也曾应蒋先生的邀请到北京师大做过学术报告。我手中还有一份田方增先生手写的回忆蒋先生的资料，不知道是否发表过。徐利治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西南联大数学系，除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马录】这“数学三杰”十分突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比较突出的数学人才？”徐先生说：“应该提到的是两位从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回来的教授，一个是程毓淮，另一个是蒋硕民。……蒋先生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程先生后来去了美国，十五年前回国时，我在长春还接待过他。听说，他现在也去世了。这两个人学问很好，但不大写文章。因为他们不怎么写文章，也就没有什么名气，报纸也不会宣传。他们在哥廷根大学听过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和库朗（Richard Courant，1888─1972）的课。哥廷根大学当时是世界数学的一个中心。”

蒋先生与夫人杨维仪先生是在法国 (不是在西南联大) 认识的。杨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回国。1955年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工作，先后任法语讲师、副教授、教授。杨先生有时候显得对蒋先生厉害了点。蒋先生有糖尿病但又喜欢吃糖。记得有一次蒋先生刚刚拿起了一块糖，一下子被杨先生抢了过去。但谁都知道这是杨先生对他的细心关照。她一直是蒋先生的贤内助。我在美国留学期间需要学习法语。那时候互联网远没有现在发达，杨先生立即把她为北大编写的法语课本送给了我，还为我专门录制了两盒磁带，把其中全部课文都朗读了一遍。1994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原来她要到华盛顿特区去旅游，希望见我一面。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几天之后，杨先生在返回中国的国际航班上突发脑溢血，在东京病逝。

我在高枚老师的文章中读到“蒋师一直保持着自己在哥大求学时的作业，其中就有一些是经韦尔批改并且在卷后签名的”。高枚老师在回忆录里写了很多关于蒋先生书籍的片段。在文革期间，蒋先生一家“只留得一大一小两间。没有地方安放书橱，又不忍将藏书作废纸处理。于是，依著一面墙，将书一层一层摞起来直至屋顶，形成了一堵书墙”。“先生拣出几本书让我带回阅读，其中有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新近寄赠的英文版《希尔伯特传》。此书后来有了中译本，可惜没有收入原书卷首许多珍贵照片。”在他去世以后，杨先生把这些书籍和笔记都捐献给了北京师大数学系。联想到高枚老师的记述，我猜想那里面很可能有大数学家留下来的笔记呢。记得当时北师大数学系把这些书都存放进资料室。如果这些书籍还在的话，也许里面会有很多珍贵的文物。但愿数学系（现改名为数学学院）被搬出数学楼时，这些书也跟随到了新家。

前面说过，蒋先生的身体不好，晚年多次住院。记得有一次我到北医三院去看望他，在病房里看到的是一瓶鲜花。这是我第一次在病房里看到鲜花。那个时候人们到医院看望病人一般都是带去水果罐头，第一次看到鲜花让我眼前一亮，原来还有这样的好礼物。他的家人轮班到医院陪伴他，到实在排不开的时候，我也加入进去。记得有一次他在病床上要小便，但不愿意麻烦我，竟然一直憋着。我当时没有经验也没有发现。后来一直后悔自己粗心大意。最后蒋先生过世也是在医院里，他那次一开始只是感冒，但因为年龄大了，又有多种疾病，所以还是住进了医院。医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没有重视，将他跟好几位病人排在同一个病房里。结果，他的病不但没好，反而加重，最后竟与世长辞。

令人欣慰的是，蒋硕民先生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我们可以列出的曾经受教于他的就有：李政道、林家翘、樊畿、程民德、万哲先、田方增、黄祖洽、王宪忠、叶彦谦、越民义、秦元勋、杨忠道、严志达、曹锡华、段学复、钟开莱、江泽坚、江泽培、谢邦杰、栗汝书、崔士英、郭本铁、杨忠道、陈国材、聂灵沼、王寿仁、孙本旺等等。很多人，比如华师大的曹锡华教授、南京大学叶彦谦教授和南开大学严志达教授，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林家翘教授、康奈尔大学教授王宪忠等，到北京时都会去看他。他育有四个子女。除了大儿子溺水身亡外，其他三位都成了数学工作者。他淡薄名利，真的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切。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北师大的后来人，什么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京师大校训)。

正值蒋硕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笔者特地写了以上一点回忆，以纪念这位数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