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的年代

——读史偶记（3）

温景嵩

（2013年4月9—10日写于南开园）

      这是吕先生《中国通史》第二十章的题目，实际上也就是他下册的第二章。在本章一开头吕先生说道：“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如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同样，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历史事件发生在悠远年代的某一时期，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如何，和前后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吕先生这一段开场白把研究历史，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之重要性，讲的非常清楚。接着，他就讲到如何才能搞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正确年代。他说：“正确的年代，源于（一）正确，（二）有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而又不间断的记载始于何时？那就是周朝西周的周厉王和周宣王两王之间的共和元年。这一年下距民国纪元有二千七百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历纪元841年。在世界各国之中，要算是很早的了。”

书到此处我们必须指出，这里必定有个印刷错误：公元841年不可能是在周朝时代，那已经是在唐朝时代了。我猜想这里掉了一个“前”字：应该是在公元前841年，而不是在公元841年。经在网上查证，果然如此：西周的周厉王和周宣王两王之间的共和元年，确实是在公元前841年，而不是在公元841年。这样一正一负前后相差1682年，这个版本在这里发生了一个不算小的印刷错误。我觉得这个错误不可能是吕思勉先生原书的错误：吕先生是位史学大家，他不可能犯这个史学上的ABC错误。此书的这个版本是在2011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的。此时吕先生已经去世五十多年，所以这个最新版本不可能再由吕先生亲自校对，这是在他没有亲自过目下重新排印时发生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谅解。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以下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在距今50—60万年前，这是北京人，陕西蓝田猿人，山西芮城猿人，广东马坝猿人，云南元谋猿人等生活的年代。这条线是由考古学家来研究的，这条线决定了中华民族主体汉族的祖先发源地；

第二条线是在距今6000—8000年前，这是在那个时代生活在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文化遗址等处的人们之年代。这条线也是由考古学家来研究的，这条线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起源；

第三条线则是距今2854年前，这是生活在西周王朝的周厉王和周宣王之间共和元年的人们之年代。这条线以近，才是史学家所研究的时代。感谢这将近三千年中的历代史学家们，正是由于他们辛勤的不间断的工作，我们现在才得以比较确切的了解到：我国近三千年来我国的历史；才能了解到近三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遗产，很不简单，很不容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地对待它，爱护它，并且要很认真很仔细地研究它，以探明我们的未来方向。

需要强调地指出，这三条线乃是三条重要的带有标志性的线；而非僵死的不可逾越的线。例如，考古学家就可以逾越第二条线，再往晚近发掘到河南殷墟文化遗址；而史学家们也可以逾越第三条线往更古的年代发展：例如夏商周三代，或更古的三皇五帝时代，甚至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时代。虽然那就没有如吕思勉先生所说的正确的不间断的文字记录，甚至那就是些传说，甚至那更是些神话故事。

关于史学家应如何对待传说和神话，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中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的结束部分，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在那里他说道：“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之极端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整。从一方面看，古史是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地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地遗失之真古史，尤待探索。此其一。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和带有“神话”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一切古史就无从说起。此其二。且神话有在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的传说，后则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排斥传说。此其三。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的史书整段地描写和记载，或可出于假造，然其散见各书中的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之传说，非出于后世一人或后世一派的伪造。此其四。或欲排斥某一传说，应提出与此相反之论据；否则，此传说就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此其四。也有乍一看来两个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而经一番新的编排和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此其五。而且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他的民族追述其古史时之充满神话气味的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并非古之所有，而是后人想象称述，更与人类历史文化演变进程先后符合。因此，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当的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追求，往往难得其真相。然而，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寻找，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从以上钱穆先生的这段论述看，古代的传说与神话不可都信，也不可不信。总之，我国现代的史学家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突破公元前841年那条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整理出关于上古时期的我国古书中各种传说与神话，从而得出我国上古时代历史的大概，这就是现代史学家的任务了。再往后细读，我们就将看到，吕思勉先生是如何突破了上面的公元前841年的第三条线，然后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以及三皇五帝的神话开始，整理出我国的上古史；而钱穆先生又是如何也突破了那公元前841年的第三条线，然而他的中国上古史则是从比较晚近的虞，夏时代的传说开始，然后整理出来的。两位都是我国现代的史学大家，他们又都各有千秋，我们且慢慢地欣赏他们各自的精华所在和精彩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