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的由来

           ——读史偶记（2）

温景嵩

（2013年4月4—6日写于南开园）

      这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下册》之第十九章的题目。实际上这一章是他下册的第一章。由于吕先生用的是总排次序，既然上册到第十八章为止，所以下册的第一章就成为他全书的第十九章了。我们已经讲过，由于吕著《中国通史下册》对中国王朝轮替之政治史，讲得比较简略；所以读吕先生这本书时，要配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上下册》一起来读。因为，钱先生的这两册书是专门讲中国政治史的。吕先生这一章的内容，则相当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第一篇：“上古三代之部”中之第一章：“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然后还要再细分，是钱先生大纲中第一篇第一章里面的第一节：“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于是，我们就应当把这两本书的这两个章节对照起来读了。

       吕思勉先生通史的这一章，原来是要讨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来源。按照他的说法，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汉族来源的学说。一是古代汉武帝时曾有过的：汉族源于新疆的于阗河源的昆仑山之理论。那时人们相信中国民族来源于黄河之源的昆仑山，因汉朝使节曾穷河源于此。《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案古图书，河源于昆仑。实际现在却搞清楚了：黄河并非源于新疆，而是源于青海，且青海又并非汉族的发源地。吕思勉先生在本章中最后的猜测是：汉族的发源地应为大河的下游，而非上游。他说：“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的下游。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所以，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上游，不如说是起于黄河之下游更切于事情了。”当然总起来说，要考察一个民族的来源，要靠考古学，而并非史学。关于考古学在中华民族起源问题上的重要性，吕先生对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在本章中他明确地指出：“茫昧的古史，虽然可追溯在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总是远后了。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诸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史学。”然后，他并且提到了在1903年，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考古所发现的北京人——Peking Man.   对此，吕先生说道：“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北京人其时约距今40万年。但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在这里吕思勉先生留下来的问题：要根据考古学来定出中华民族的来源地，此事要由钱穆先生来做了。

       吕先生在本章中提到的第二个中华民族起源的理论，仍然是“西来说”。不过这个西来说，可不是“土特产”，而是来源于西方的一些学者。他们所说的西方来源却是更远的西方，他们说我中华民族是经由中亚，土耳其斯坦而进入中国本土的。然而，吕先生马上就否定了这一说法。在钱穆先生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西来说”，然则钱先生和吕先生一样，他也马上就否定了这一“西来说”。在综合了我国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后，钱先生指出：“至于西方学者早先曾有过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西来之臆测：那是由于在民国十年（1921年）发现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彩陶上绘有几何花纹，即所谓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西方学者乃认其与中亚，南欧一带有关系，但至今并无人相信。”根据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北京人，陕西蓝田猿人，山西芮城猿人，广东曲江马坝村的马坝猿人等，钱先生论断道：“在远古时代，我中华民族的祖先殆已遍布华北，华南之地。”他并且指出，“北京人的年代距今约五十万年，其时北京人已知用火，当早于欧洲人用火约三十万年以上。”这就彻底破除了西方人所谓的中华民族起源的西来说。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原来都有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的倾向，而其他民族都是由他们那里衍生出来。我们的国家名叫中国就有此含义。当然，我们绝不会因为钱先生的书中讲了，北京人学会用火要早于欧洲人三十万年，就认定欧洲人竟是从我们这里西迁过去的。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我中华民族的语言是单音节的语言，由此发展起来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而西方民族的语言是多音节的语言，所发展起来的文字是拉丁字母，是拼音文字。所以我中华民族不可能是从西方迁移来的，而西方民族也不可能是从我东方迁移过去的。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交通业的发达和发展，东西方文化才开始接触才开始交流起来。这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所谓的“西来说”和“西去说”都不符合真实，因而都是不对的。

          在讲过中华民族的缘起问题之后，接着钱先生就讲到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这时，他是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讲起。这里面有：

一.  前面谈到的仰韶文化；

二.  就是山东历城龙山镇发现的黑灰陶文化，即所谓龙山文化；

三.  湖北京山县屈家岭文化，尤其是淅川遗址；

四.  最后是黄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塞北高原，以及东北地区，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处，皆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

在讲过考古学上的这些重大研究成就以后，钱先生就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全部发现综合起来，对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做出了判断。他说：“中国文化最早开始，应在山，陕一带之黄土高原。东至太行山脉，南至秦岭山脉，东南至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区。自此逐步向东南发展。及至新石器时代时，当转到以渭水盆地及黄河大平原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再向东发展，形成龙山文化。向西传播，乃至黄河上游，以及西北高原。”这就是钱先生对我国文化起源问题做出的明确判断。

看来，钱穆先生对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他对这两大问题所做出的论断，都是有相当充足的考古学上的根据，因而是很可信的。就此，在结束本文前，我们不能不讲到在考古学上作出以上卓越成就的这些杰出的考古学家们。首先就是裴文中先生（1904—1982）。是他在1929年12月2日独立主持了周口店的发掘，结果挖掘出一块距今约60万年前的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并定名为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此一重大发现，当时震动了全世界的学术界。随后是贾兰坡先生（1908—2001）。他接着裴文中的工作，1936年仍是在周口店又发掘出三块北京人头盖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杨钟健先生（1879—1979）为首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看来，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也在这个所，他们都是杨钟健先生的助手）。在这个研究所的集体努力下，在60年代又先后发掘出距今约50—6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猿人，山西芮城猿人，云南元谋猿人，广东马坝猿人等等。

由于有了这些考古学上的重大研究成就，我们现在才能对我们是从何而来？我们的文化又是从何而来？这样重大的两个问题有了一个像钱先生书中所做出的那样明确而又科学的结论，从而使我们能从混沌状态脱颖而出，走向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我觉得现在确实是到了应该好好地感谢这些考古学界里的各位先生们的时候，感谢他们为祖国做出的杰出而又重大的研究成就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