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为什么苏联式的科学院产生不出多少诺贝尔级的科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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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苏联式的科学院不能产生多少诺贝尔科学奖和诺贝尔级的科学成果
温景嵩
（2011年5月25日初稿写于南开园）
在展开本文之前，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诺贝尔级的科学成果。首先应该指出，在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之中，除了属于诺贝尔科学奖的少数几个学科外，还存在着广大的不属于诺贝尔科学奖范围的基础科学学科。在这样的学科中如果做出了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而且这个成果已经得到国际同行的公认，在这门学科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就可以把这种成果称之为诺贝尔级的科学成果。在基础科学研究中，通常都把诺贝尔奖视为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但这还很不够，事实上这种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只有把非诺贝尔奖范围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也包括进来，才能对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理解。所以我们才在本文的标题中除了诺贝尔奖以外，还着重地增加了诺贝尔级的科学成果一词。以下我们转入本文正文。
河南工业大学的刘广明老师昨天（24日）在科学网上发表的博文《科学院的:“大学化”和大学的“科学院化”》很重要。它引发了一场有关苏联式的科学院问题的讨论。就此我在网上已经发表了些意见。刘广明老师建议我把这些意见整理出来写成正式的博文发表。接受他的建议于是才有这篇短文。
关于为什么苏联式的科学院不会产生多少诺贝尔科学奖或诺贝尔级的科学成果；以及相反，为什么在世界上大多数这样的科学成果却产生在西方研究型的大学之中？对这一问题，已故国际流体力学大师，剑桥大学的G.K.Batchelor教授早已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三十年前我曾有幸在他那里进修了两年多，因此就有幸聆听过他的这个教导，借此机会再把他的见解整理出来介绍给各位朋友们参考，可能还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那时我还在科学院工作。时值改革开放的初期，科学院也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问题。当国门打开以后，大家才发现西方的体制和我们的体制原来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体制原来是照搬苏联的：所有科学研究都集中在科学院，而大学则只管教学不搞科研。但西方却与我们这种苏联体制完全相反。那么现在我们这种体制要不要改，又应该如何改呢？带着这一问题我们来到了剑桥，来到了G.K.Batchelor教授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Batchelor教授是国际上一位著名的大科学家，听听他对这一问题有何看法，当是有益的事。于是我们就向他提出了这问题：中国科学院应如何进行改革？对此他很坦率地谈了他的意见。
他说：你们的科学院改起来很难，原因是体制上的问题。它原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所以这种体制上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苏联科学院体制上的问题。对于苏联科学院，Batchelor教授说他曾有过一些了解。在苏联十月革命前，他说那里也曾有过西方式的科学院，亦即是一种荣誉团体，它下面原来是没有科研实体的。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对它进行了一番改造，把原来分散在各个大学中的科研人员都集中到苏联科学院中来，成为政府机构的一个部分。意图让他们完成政府所面对的各种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而原来的各个大学也就成为一种单纯的教学单位。于是苏联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就都承担了政府所下达的各项建设任务。对这种有确定目标的任务你可以制定确切的规划和计划，并进而可以进行严密的组织实施，检查监督，直至任务完成，还要进行严格的鉴定。当然西方的科学院没有这些研究实体。在西方这类任务是由大公司大企业完成的。事实证明，由大公司大企业来完成这种工作，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性，世界上各种经济建设中以及各种军事建设中的新创造新发明，大多都出现在西方的大公司大企业之中。至于科学研究，按照Batchelor教授的说法是Basic Science，按照我们的说法则是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Batchelor教授说对这样的学科这类苏联式的科学院的办法则完全行不通。因为基础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发现新的规律或发现新的现象。这时Batchelor教授强调地说你可以发现一个新的规律或发现一个新的现象。但是你完全无法预言你将会在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样的新规律或新现象。这也就是说对于基础科学而言，人们是无法规划无法计划的。也就更谈不上去进行严密的组织，检查监督了。苏联科学院的成立原是应该以研究基础科学为主的。但是，Batchelor教授已经证明，对基础科学研究制定不出确切的目标，制定不出确切的计划，更没有办法去检查监督。因此，这种科学院其失败也就势必是必然的了。有鉴于此，Batchelor教授向我们推荐了西方的做法：就是把这类基础科学研究分散到各个大学中去，科学院只能是一种荣誉性的团体。作为在大学中工作的科研人员，教学是他必须承担的任务。这是可以计划，可以组织，可以检查，可以监督的。另一方面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却是一种不必由学校硬性规定的，完全由他自己自觉自愿自主进行，虽然也是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Batchelor教授说，像基础科学研究这种工作，它所要求于人们的是完全自觉自愿的主动性，若没有这种主动性，一切行政办法都是徒劳的。当然，在西方的大学中，对于基础科学研究也不是绝对地放任自流。按照Batchelor教授的办法，这就是通过组织高水平高频率的学术活动来推动大学中的基础科学研究。有关这一点，我在前年所写的纪念Batchelor教授逝世九周年的文章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重复。综上所述，人们才可以理解西方的办法能够成功的原因。除此之外，Batchelor教授还谈到把基础科研放到大学中去的另一个好处：亦即大学中青年人多，他们对新事物最敏感，精力最充沛，这也是在大学中容易出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的另一个原因。
后记。很凑巧，几年以前，大约是在06年底，和07年初，我曾写成了两篇文字：《三个为什么》和《再谈三个为什么》。这两篇文字的主题是讨论《为什么我国到现在还产生不出诺贝尔级的科学家》。显然可以看出，那两篇文字和本文的主题是一致的。只不过现在这篇是从科研体制角度出发来讨论，而那两篇则是从科研管理政策的角度来讨论。因此我现在感到必须同时考虑改革科研体制，也要考虑改革科研管理政策，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两篇文章曾经指出：现行的科研管理政策是使用行政的办法来推动学术的发展。我们还指出这种办法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阻碍学术的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使用学术的办法来进行。至于什么是学术的办法，我们在文章中都有说明。为使朋友们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这一重大的科学研究问题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认识，作为本文的两个附录，我们把那两篇文章再次引过来供朋友们参考，欢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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