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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振兴中华需要开展素质和敬业精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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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编者的话：这是一篇长文，但相信会吸引读者有兴趣读完，因为其中的故事和案例大都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其中的感悟和认识来自作者多年的深切思考。文章涉及的话题很大，关乎国家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文中的观点和建议也许未见得周全，但足见作者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对素质教育与敬业精神教育的殷切期盼之情。
振兴中华需要开展素质和敬业精神教育
作者： 郭开周
一些小事引起的思考
几年前家里装修，技术工人在接电视电缆时，采用接低频率电路的方式打了个结。即使低频率电路，熟练技工也有漂亮的标准接法。而电视电缆的内外导体“匹配连接”并不困难，只是他们不知道。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今年4月，有一次我看见修车师傅在卸一辆儿童车后架上的螺钉，他用一个小的十字改锥去卸那个大螺钉，破坏了螺钉顶端与合适十字改锥“配合”的表面，花了十几分钟时间也没卸下来。车主人已有些不耐烦，修车的师傅更是着急，只好用锯条在螺钉顶部开了个槽，然后用一把小一字改锥去卸。此时，我建议他用大改锥，师傅听了我的劝告，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如果修车师傅原来采用合适的大十字改锥，问题早就轻易解决了。这反映出我们对一些技术工人的技术培训尚不够。
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今年1月，我们小区进行数字电视改造，全部加装了机顶盒。除基本电视频道外，还增加了“时移电视”和“互动电视”的功能。应该说这是一个大的进步，可是几个月里，电视画面经常出现“马赛克”或者干脆没有信号。
五一前夕，负责改造的公司终于来人，换了一个同轴电缆的接头，对另一个同轴电缆接头，外用一个M2.5的螺钉固紧，问题终于解决了。国内一些电视电缆的同轴接头质量不太好，这是大家都习惯的事情了。不过，那个被重新加固的同轴电缆接头的设计实在是太令人费解了。同轴接头外导体的连接，一端有螺纹另一端却没有，这当然要接触不良了。
以上是关于个别技术工人的业务情况。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个别博士在实际工作中出低级概念错误的事故，也时有发生。
我在英国和美国参观了不少实验室、工艺生产线和个别工厂，不少单位的建筑远不如我们的漂亮，一些单位的设备也比较陈旧。可是就研制品和产品的指标、成品率、一致性、可靠性而言，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是不小的。
西方国家的大多数科技人员的敬业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具体反映在他们产品的质量上面。
下面就全民教育问题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和观点。
工作效率反映整体公民素质
全民素质的提高有一个历史过程。
龚其国在《中国人为何这么忙》一文中，提到中国人工作时间长效率却不高的问题时指出：“有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是世界上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1年约为2200小时。阿根廷是1903小时，巴西是1841小时，日本是1758小时，美国是1610小时，英国是1489小时。荷兰人均工作时间最少，1年才1389小时……我们来看看2006年不同国家的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财富：挪威名列第一，劳动力每小时平均创造财富37.99美元；美国名列第二，为35.63美元；法国人均每小时为35.08美元；中国人均每小时为5.75美元……中国与韩国比，以面粉工厂为例……有的中国工厂，设备比韩国工厂先进，（可是）韩国工厂的人均效率却是中国工厂人均效率的10倍。”
对这种状况，用“团队的效率低下”描述更合适一些。
我们一些项目失败或研制周期过长，一些产品成品率低、一致性差、可靠性不好；或是产品能耗太高、环境污染严重。一些本不应该发生的生产事故却时常发生。
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杨锦麟在他的一次讲演中提了个问题：“你的整体公民素质能否和一个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文明程度相适应和相匹配？”
这一问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笔者认为，归根结底是全民的素质教育水平和敬业精神的问题。
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全民素质的整体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中国人对热兵器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有几千年高度发展的文明史，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可是，明朝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携带大量西方工业产品和技术来到中国，其中就有火炮技术。在明末清军与明军的战争中，部分明军已采用前膛枪这种“热兵器”。但前膛装药太慢，被清军的骑兵、大刀砍得溃不成军。“马背上用冷兵器得天下”的清王朝立国后，朝野上下莫不狂妄自大，藐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本质——所谓“文化氛围”是务实的、科学的、发展的、进取的。1840年，中国与英国侵略军发生战争。战前，林则徐等人竟然认为，英国军人只会走“鹅步”（正步），军服紧裹身体，倒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与中国军队的功夫相比，战斗力很差。结果，在与装备有快速填弹枪的英国军队的战争中，中国大败，割地、赔款。
李约瑟评论说：“过去，中国和外界也有接触，但是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所特有的文化及科学的格调。”
张鸣在《甲午兵败的另类原因》中说，甲午战争中，我们战败并不是武器不如人！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李鸿章的“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之……过了30余年，洋枪已从前装变成了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有限。
“在义和团时期，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开始，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
“一位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军官回忆说：‘在朝鲜战场上，日本各师团一碰到中国军队就立即卧倒，一动不动。这时候，中国士兵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放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子弹打光。等到枪声渐渐稀少，日本军队就开始冲锋’……清末以后，中国军人打仗时仍然‘朝天放枪’。
“1920年的直皖大战，双方动用兵力20万，消耗子弹几千万发。可是几个回合下来，双方死了200多人。真正在战场上被枪打死的也就几十人……英国记者在报纸上挖苦道，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一来弓箭比较便宜，二来可以对敌人造成真正的威胁。”
到了1926年“北伐战争”时，中国军人才真正懂得了开枪打炮是需要瞄准的。几十年不瞄准也能当兵打仗的历史总算结束了。
关于当年军官的素质，马骏教授在《晚清海军那些秘事》中，有如下内容：“……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邓世昌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军舰快被击沉的时候他指挥战舰向‘吉野号’撞去，被‘吉野号’的鱼雷击沉。他和他的狗一起被淹死了。这就怪了，炮火纷飞的(海战)战场上他带着狗来干什么？……看来我们的邓世昌将军平时经常在军舰上遛狗了。而且别人都不以为诧，反以为是风雅。”
笔者中学是在成都石室念的书，初中的数学老师王伯宜先生是留日学生。一次谈到满清末年的中日甲午海战，王老师说，中、日的海军军官不少是留学英国朴茨茅斯海军学校的同学，有的中国留学生成绩还高于日本人。大战前，两国海军军官互访。日本海军军官来访时，看到中国军舰的大炮筒上还晒着裤衩。回去后，日本海军军官评价中国海军战斗力，认为中国海军的军纪太差，“可以战而胜之”。终于，甲午海战中，中国以优势装备和兵力（世界第七、亚洲第一）被劣势的日本海军打得惨败。
同样是出国学习，有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成绩还优于日本人，为什么经实践一检验，差别竟这么大！深深热爱祖国的王老师感叹万分！
军官没有军纪概念，士兵随随便便，空有满腔爱国热情，结果当然是惨败。
不少中国人认为“学习先进国家的文明”是没有错的，但是应该怎么学？大把花钱购买先进装备、派人出国留学还是不行，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明古国的光彩早已载于世界史册。但是，200～300年前开始的近代工业革命中我们落伍了。历史学家分析了许多原因，笔者以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演化出来的“重视理论、轻视实际”的观点——即所谓的“文化氛围”是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玄妙高深，在现代也不失其崇高的地位。中国明清两代乃至民国初年，不乏熟读兵书的将领和军事理论家，可是就连射击需要瞄准的实际问题都不明白，理论再好有什么用？
历史上惨痛的教训终于使人们明白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快慢，与对民众的素质教育程度紧密相关。
在中国，理论水平的高低
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
笔者亲耳听到过有人说：“（工业部门）那些老总没有理论水平！”也听到过极为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的）理论公式拿到实践中检验，差距十万八千里！”，“研究所的研制品基本上都是展览品，再做就做不出来了！”笔者认为，双方的论调都有一些偏颇。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张恩虬院士在世时，一次情绪非常激动地对笔者说：“有人当面指责我们（业务上）没有水平。”笔者听了之后愕然。张恩虬院士早年留学英国，是国内著名的电子学专家，他组建了我国最早的电子学研究机构，开展了热阴极、冷阴极、光电阴极、二次发射等方面的研究。关于热阴极，他在国际上提出了“发射中心”理论。实际成果方面，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张恩虬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的钡钨阴极已成功用于多个型号的实用行波管中。当时某国的热阴极水平不如我们，该国专家不相信中国的热阴极比他们先进。当时，我们对该国人的保密制度不严，他们学习和研究后，热阴极的研究水平也提高了。
张恩虬院士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竟然被批评为“没有水平”。
袁隆平院士对提高水稻单产、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作出了极大贡献，他的成就可以载入史册。他对理论的正确、深入理解以及在不同环境中利用理论认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意义远远超过一些不太切合实际的纯理论文章。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就所谓水平问题品头论足。
谁都不否认理论的重要性。我国各行各业中都有一些著名的理论权威，他们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景润院士在数论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达到陈景润院士那样水平的人是非常少的。数学是一个较为抽象的学科，它有自身的逻辑。不过数学的大多数分支学科是能够联系实际的。
宇宙、基本粒子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是物质的，理论水平的高低在于是否能很好揭示事物的本质，在于是否能对问题给出精确的认识，在于能否提出发明创造和解决实际问题。
近年来笔者阅读了不少国内科技文章，认为一些文章实在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些文章既不属于首创、没有新意，又不联系实际或给出更精确的理论计算精度。
《北京青年报》记者邓兴军曾发表文章说：“高校教师搞科研热衷出纸上专利。”该文称高校科研“投入全国最多，但大多数却没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我们追求文章的数量，实在是太偏离根本。
国内各种评比太多、过滥。某些单位对一些人的评价，一看材料就知道“水分太大”，是“揠苗助长”。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一度形成了风气，对个人、对单位、对国家都不好。这类评比活动应该尽量减少。
《飘》（又译《乱世佳人》）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有一次与一位青年人对话。那位青年人十分骄傲，对颇为低调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宣称自己发表了大量作品。玛格丽特平静地回答说，自己一生只写了一部小说……按我们某些单位的“定量评价标准”，在某些情况下，那位年青人的“得分”一定远远高于玛格丽特。
我们教师的日常工作如此，学生毕业之后的实际工作能力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报载“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建议给高校教育下猛药”，刘道玉建议“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实在是很合适的。
我国科技、教育界时不时冒出一些剽窃、造假丑闻，以及对一些实用产品的检验弄虚作假的做法，不过是教育制度下问题的延伸。
我国与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差异
这里就个人的亲身感受谈一谈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现代教育理念方面的不同。
英国利兹(LEEDZ)理工大学并不出名。我在该校时看过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和所做的实物，他们的毕业论文理论上并不弱，而且都能联系实际。记得一位大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介质谐振器振荡器》（当时还是属于世界上较新的产品），实物就已像模像样。
我帮助辅导过3个研究生。一位是靠替一家公司（按公司图纸）加工、调试微带线微波带通滤波器获得生活津贴的，我陪他到桑德兰（Sunderland）的一个大学作过学术报告；他还到德国参加过学术会议，宣读论文。他的学位论文是在答辩前两个月提交一位教授审阅的。答辩那天，这位教授来了，关上房间门，一对一，翻开提交的论文，教授考他理论问题，这花了一个上午。下午，关上实验室的门，打开网络分析仪等几种仪器，教授考他实际动手能力，又是半天。结束后，教授认为这位学生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于是写下评语，签上字。
另一位研究生是靠当助教辅导大学生实验而获得生活津贴的。毕业前他到过北京，参加亚太微波会议，宣读自己的论文。获得学位后，在北伦敦大学任教，不久就升高级讲师。
再一位是靠替一家公司检测每批（不同尺寸）产品的介电常数和损耗获得生活津贴的。我在英国利兹时，他曾参加在意大利开的一个国际会议，宣读自己的文章。我离开后他才毕业。
他们对大学生、研究生的教育方式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教师的情况与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不一样，他们极愿意动手干实际工作。
笔者在英国利兹期间，节假日常常被一位家住附近富人区的大学老师（他刚刚出版一本关于空间通信的专著）邀请去住几天。一次他修他太太的汽车，我当下手。打开汽车库边上的工具间，仅仅改锥就有一百多把，长桌上固定依次由低到高一系列长木条，其上有大小不等的孔，改锥就插在这些孔中，井井有条。其他工具也很多。他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极强。他的儿子需要计算机，他和我一同去买了一台坏的回家。把计算机打开来检查，看来看去、试来试去，终于找到故障点。到市场买了几个元器件，回家用电烙铁取下坏的，装上新的，计算机就修好了。
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我从不带午餐食物上班。中午都是到餐厅就餐，与他们山南海北“侃大山”。一位研究生（那位当时当助教的），买了一辆600英镑的二手车，有时一天开车600～700公里没有问题。谈起二手车，另一位说，600英镑已是好车了，“我刚买了一辆130镑的二手车”。为此，那人颇为自得，要我们到车库现场去参观他130镑的“坐骑”。
笔者在美国的一对亲戚夫妇都是博士后，搬家时带着小孩开租用的载重卡车运送家具，从南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横贯美国几千公里的行程，是自己坚持下来的。我见到过他们帮助朋友搬家，男的扛大件。他们不认为自己有高学历，干体力活有什么不妥。
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怎么会在实际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哪里会在人际关系中无所适从。他们的素质教育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
在美国，教育思想与我们国内也很不同。我的一位小亲戚6岁时在波士顿哈佛大学附近一个学校上学前班。他经常得奖状，我很高兴，认为他“出类拔萃”，仔细一问，他的每位同学都得到奖状。而且学校并没有在小小年纪就给他们排个一二三名。
一次我们去参加家长会，大教室里，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小场地，他们演示实验，并进行讲解，家长们当听众。题目当然都是些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琐碎小事，很简单，并不是那些偏离生活的怪题、偏题。我的这位小亲戚用一根绳子捆住一块砖，用一个极普通的弹簧秤称重量；之后把这块砖放入一桶水中，再称重量。两次的重量差显示了水的浮力。旁边立了一块字牌，计算机打印出大的文字，简要说明浮力的原理。这个实验是他和他爸爸共同商量定下来的，已在家里演练了几次。这样的方式，自小就培养了学生们的实际动手能力。
现在我们许多中小学校教育的目标是追求学生考高分——即实行应试教育，老师们尽力传授解“难、怪、偏”题，实在是误人子弟，造就一些高分低能的毕业生。
众多的博物馆能给予人们许多知识，在教育上是很有意义的。
上世纪80年代末，在赴英国进行合作研究前，笔者向一位朋友告别。他对笔者说：“你一定要多到博物馆参观，参观后，你就会对他们在工业革命后的迅速崛起感到由衷的钦佩。”
在那里，笔者参观了机车、纺织、一战、二战、人物等博物馆和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建筑以及皇家展览。参观之后，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相信其他人和笔者一样，会感到社会在不断进步；只有生产力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才会富裕，国家才会强盛。
在美国，笔者也参观了许多博物馆和大学实验室以及个别公司。美国博物馆许多是免费的。英美的大学都没有围墙，可以随便进入。
俄国文学家索尔仁尼琴说：“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在中国，许多人都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国家注重青少年教育，现在又建立了许多博物馆，对青少年健康成长非常有益。
西方大学里行政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关系，与我们这里有些不同。
笔者认识一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当时他刚出版了一部专著。他指导的一个进修班，学员全是某国各地各部门有实际经验的各级官员。到了一个阶段，要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他让学员们“虚拟”充当各级官员，于是有的挑选当“总理”，有的挑选当不同业务的“部长”，有的挑选当“省长”、大企业“总经理”等。大家积极性很高，查资料、搞计算。一段准备时间后，每个人都在会上宣读自己的论文——“施政纲领”。大家提问题，讲演者回答，会场气氛热烈。很快，哈佛大学的校长就给这位教授发来一信，表示祝贺。2000年夏天，这位教授又收到校长来信，给他提高年薪，并给他不菲的一笔特别行政费用，任由他支配。世界各国知识分子的情感大概都是差不多的，好几天他把校长的信放到家中大厅过道边的桌上，有意让我分享他的成就感。
笔者在英国时有类似经历，在一国际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院长立即来信表示祝贺。
判定行政领导的业绩与判定科研、教学人员的业绩有不同的标准，因此行政领导用不着与具体工作人员“争名利”，产生不必要的矛盾，也用不着在多个课题去“挂名”。
发展素质教育
必须有工资制度的配合
高学历者总体来说应该有高的实际工作能力，解决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总是按学历的高低来评定工资等级，既不利于鼓励高学历的人不断进取，也会造成一些“高分低能”缺乏实际业绩的人总是拿到高工资；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高学历而努力学习不断出成绩的人，会是一个打击。
学位高并不就一定等于业务能力强。目前，国人对留学生十分看重，的确他们理应比一般人水平高一些。可是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在国外见到过的大多数留学生都十分刻苦、努力。也见到过学科技的留学生，刚到国外就能够租到几处住房，自己住最价廉、质好的，把余下的再转租给别的中国留学生，赚取差额，十分“精明”。由于房租方面的矛盾，他们经常发生争吵，学习成绩平平。也见到过为几分钱动手打架，大使馆从几百公里外来人调解的留学生。他们的心思主要不是在学习上。留学生的水平也是因人而异的。
同样，国内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大专生的业务能力也如此。
在美国，第一年，同时参加工作的人中，博士生的工资要高一些。第二年，以至于以后，是按业绩来发工资的。
在现代科技领域，绝大多数是实用产品的发明、研制、生产，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真才实学的唯一标准。一个单位奖惩有方，才会不断前进。
笔者认为推行教育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建立合适的工资制度。目前我国一些单位的工资高低基本上是以所谓“受教育程度”来划分的。如果我们的工资主要与实际的工作能力和贡献挂钩（即解决理论或实际问题的业绩），那些高分低能的现象会愈来愈少。
学生的教育方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教育理念
教育学生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关于这一问题，特别是对“工学”方面研究生的教育，我以为只要导师尽力，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许多导师是这么做的，我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我们过去申请到的中国科学院的一般基金是两年2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3年4万～5万元（我们承担两次）；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两年1万多元。拿到这样的基金并不容易，工作运行起来也不容易。单位要扣课题管理费、人头费，还要按平均替研究室其他人员缴纳人头费，按课题平均缴纳房租水电气费。即使如此，为了学生能够计算，我们还是设法买了两台计算机（当时每台2万多元）。为了找到能开展实验的场所，我曾带一位学生出差天津大学；又出差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冶金所讨论问题，索要半导体材料。多次到中科院半导体所请教问题，索要半导体材料（硅、砷化钾、磷化铟）。自制半导体面开关和体开关；自制纳秒脉冲天线（可以调节张角的收、发两个喇叭天线和一个隙缝天线）。带几个学生到航天工业总公司二院的一个研究所天线外场连夜加班测试天线性能；带几个学生出差西安到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瞬态光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利用他们的设备、仪器，测量光导开关和天线的性能。研究对地下物体探测问题时，还带学生到中国地质大学，由那里的一名教授现场演示对埋在地下金属管线的测试……
我们发表的几篇文章，包括对隙缝天线的全波分析，体开关、面开关的全波分析，引起美国文摘的注意。特别是我们纠正了IEEE Journal of Quantum Electronics 上发表的，一名国外教授在利用时域有限差分法方面的失误。为此，才和一位学生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的表彰。
在无限空间进行全波分析时，因为无法计算无限大的空间，需要采用“吸收边界条件”、“超吸收边界条件”。笔者的一位学生有进一步的探讨，开展了对时域有限差分法的三维相位误差分析，此前还没有人做过。
后来在利用时域有限差分法分析一种天线阵（用于治疗癌症，针对人体介质）的课题时，曾带学生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参观一台从国外刚进口的这方面的机器，并请教实验中的实际问题；同时给广州白云医院去信，要来一些更多的资料……
笔者认为，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是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都是具有很好的基础的。
理论教育中
清晰的物理概念至关重要
科技人员的一生要阅读极多的书籍，不可能把许多理论公式都记忆下来，但是基本的物理概念不能忘。读书应该是“越读越薄”，“薄”就是“薄”在这个物理概念方面。我们见到过高学历的人死记理论公式在实际工作中出笑话的事例；也见到过连理论公式都不推导，“只会用”从国外买回的计算机尽兴CODE计算、设计的科技人员。这样的个别人，理论深度很浅，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创造性。
我们的许多前辈，他们在科技方面成绩斐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现代的许多科技精英，他们的成就也令人起敬。笔者接触的前辈中，他们的物理概念极为清晰。
在利用物理概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笔者也尝到一点甜头。
2003年，“非典”流行时期，笔者帮助一家公司研制车载高效紫外线杀菌灯电源。汽车的电源为直流12伏，通常采用“逆变器”把直流12伏转变为交流220伏，再去驱动市售（交流220伏）紫外灯工作。这要增加成本和体积。不采用“逆变器”，设计、调试直流12伏驱动的小体积低耗电振荡电源是很容易的事。研制这种电源有一点要注意，脉冲重复频率从几百赫兹到14千赫～15千赫会发出刺耳的噪声，应该避免。为了使该电源能够在汽车电源电压不足和低温条件下也能工作，我查阅了大量参考资料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最后在陷入绝境的时候，还是基本物理概念帮助解决了问题。
我们知道，只要温度不是绝对零度，电路中总是会存在噪声的。我们在线路的某一部位添加了一种特殊的反馈线路，紫外线杀菌灯能够在汽车电压低到10.83 伏仍然工作，丝毫不增加功耗和体积。负温度实验做到零下19℃（限于公司条件只能达到这一温度）。
这是一件没有水平的工作，可是却能解决实际问题，已有的书籍只告诉读者关于事物的原理以及成功的经验。科技总是要发展的。笔者以为，在无论大小的艰苦创新工作中，有时候物理概念比数学公式的作用大得多。
我国现在出版发行了许多主要介绍物理概念（含主要参量、指标）的科普读物（包括大百科全书），不仅对青少年学生，对成年人拓展知识都是很有益的。
关于爱国主义和敬业精神的教育
任何一个强国，她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是深入人心的。
作家叶永烈说：“美国人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这种爱国热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我在美国街头巷尾，见到家家户户挂起星条旗，就连轿车的车尾也都贴上星条旗。”关于日本人，叶永烈说：“日本人的爱国情绪绝不亚于美国人，但是却藏而不露。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很令人感动……日本许多产品达到世界级的质量，很大一部分是与日本人这种敬业精神分不开的。”
关于敬业精神的教育，我国的媒体已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航天科技的快速进步，王进喜、袁隆平等人的事迹已家喻户晓。我国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敬业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不过，如何在众多行业里都建立可以称道的“敬业精神”，仍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工作。
至于公司企业，王志仁先生的文章介绍了“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的成功之路。其中有一段概括性的结语：“一位创业者，能把事业做成，照顾好底下的员工和家庭，就已算成功；如果能进一步照顾往来的客户、供货商以及他们的家庭，那是更上一层楼；如果最终能形成一套价值体系和工作方法，造福他所在的社会，并且将影响持续，那就达到企业家的最高层次了。”
目前，国内少数企业为牟取暴利违法行事，而把自己送上法庭的恶行时有发生。我们认为，“王永庆的成功之路”有很深的哲理。
《中国老年》杂志登载的陈鲁民先生的文章中说：“在有些单位部门，出国考察已成了固定福利，每一两年都要安排出去转转。”他是指政府官员。实际上，在一些科技部门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在访问国安排的业务参观计划远未完成的时候，不顾团内同志的不同意见，就急着去购买旅游票。回国之后，因为一知半解，开展课题浪费巨大，未能完成任务。一些人在公费出国就科技问题参观访问回国后，连一个像样的技术报告都没有。这样的科技人员能称得上有“敬业精神”吗？
关于技术人员出国参观、访问，一些人的收获只是知道国外有那样一个装置，而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凭几个关键点就能了解到该装置的技术核心。
安排科技人员出国参观、访问，也应该实行“问责制”。
《科学时报》 (2009-6-23 A3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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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开周：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1961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负责完成多项自行设计实用课题任务。所获奖项如下：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国防科工委二等奖；1984年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4年，在研制一项较难的行波管任务时，制管3只便达到要求；1993年2月鉴定60瓦微波固态源，专家认为填补了国内空白、理论设计有特色、研制速度可以和国外先进公司相比；1993年11月鉴定一只行波管的可靠性，专家认为该管十余年间大量用于我国重大空间任务，无一事故，可靠性达国际先进水平。该技术现已在空间成功运用28年，在电子产品中是罕见的。1985年开始，连任3届（实际应邀参加4届）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有关行业评委。获政府特殊津贴。曾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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