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原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所长、原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王祖望先生写的纪念夏武平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王祖望先生曾担任中国生态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理事长，《兽类学报》主编、《动物学报》主编等。他在本文中回忆了夏先生在文革期间为了研究所的发展、为了能够继续科研工作、为了培养科学人才等展现出的智慧、胆略和气魄，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夏先生作为学术领军人的战略思维及其忍辱负重的心胸”。】

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兽类学家和生态学家

——忆夏武平先生在文革期间作出的几项重要决策

王祖望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适逢夏武平先生诞生100周年，回忆夏先生作为我国兽类学和生态学领域的领军人，在上世纪60到90年代，以独到的战略眼光，审时度势，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下，敢于逆势而上，为开展我国高原生物学和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奋力一搏，其事绩感人至深。我作为当年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西高所，文革期间西高所曾下放到青海省，改名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生物研究所”，简称“青海生物研究所”。1979年中科院回收，恢复原所名——作者注）的一名科研人员，在夏先生指导下，在鼠类生态学、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次级生产力以及鼠类生理生态学等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研究工作，在此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夏先生作为学术领军人的战略思维及其忍辱负重的心胸。现将一些具体事迹简述于下，以表达我对夏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在文革中不管压力有多大，夏先生始终强调“基础研究和基础资料收集的必要性”。

    1969年新疆北部沿天山一带农区暴发了历史罕见的小家鼠大发生，波及三个专区（州）十余个县，损失粮食达三亿斤（朱盛侃、陈安国、严志堂、李春秋，1981）。他奉造反派之命去新疆参加灭鼠，接受造反派和贫下中农的批评和教育。在北疆农区他们每天用报纸折叠成三角形漏斗，在农田投放磷化锌拌麦粒的毒饵，日复一日重复操作。为此，他向造反派建议收集小家鼠的密度、解剖观察其繁殖状况等资料，却被造反派驳斥为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但他并不灰心，私下找陈安国、朱盛侃等科研人员，鼓励他们利用这次大发生的难得机会，尽可能多收集人类住房及野外小家鼠的季节性数量消长和生境间迁徙等基本数据和有关气象等资料。科研人员在他的启示下，坚持十余年的野外调查及数据收集，发表了10余篇学术论文，并于199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小家鼠生态特性及预测》等专著（朱盛侃、陈安国，1993 ）。

二、夏先生极其重视国内外文献的阅读，尤其是对国外文献的收集、阅读和分析。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外部形势十分险恶，他以贯彻落实“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以自愿、自发为原则，利用“广积粮、深挖洞”的间隙，组织部分科技人员，有针对性地查阅国外文献，并鼓励大家将自己阅读过的文献逐字逐句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青海生物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刊印了《生物学译丛》三集（1973-1976）。在1973年刊印的《生物学译丛》第一集的《前言》中，他提出响应毛主席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号召，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教导，提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阅读外国文献资料，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之为我所用，把借鉴外国人的东西和自己实践结合起来，以便加速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在当时阅读国外文献有被扣上“崇洋媚外”大帽子的特殊时期，夏先生以其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巧妙周旋于所革委会中。

    在1973年刊印的《生物学译丛》第一集中，共发表译文14篇，几乎全部涉及生态学，夏先生从The Ecologist [2(1):24-31,1972]翻译了《Ecosystems and their disruption》(生态系及其破坏)。 在《生物学译丛》第二集中，夏先生为资料室校对了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科学》上发表的G.B Kolata (1974 Theoretical ecology: beginnings of a predictive science. Science 183(4123):400-401,450(《理论生态学：一门预测科学的开端》一文。同时，他还翻译了H.A.Nix（ed.）1971: Quantifying Ec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 (6:194-202),由J.S Armstrong撰写的《放牧系统的模拟》一文。夏先生校对、翻译这些论文，一是反映了他对草地生态系统中开展模拟模型研究的重视，特别是在文革十年中，我们在该领域几乎是空白，他的焦虑之心不言自明；二是试图通过这些译文，介绍国外的进展，以引起从事生态学研究者的兴趣，也为他的后续行动留下了伏笔。

三、向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呼吁开展陆地生态系统研究。

    1966-1976年，在我国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外开展了IBP（国际生物学事业计划）研究，他们通过国际合作，经过10年的努力，在陆地及水域生态系统研究领域已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一致，并发表了一系列实验方法手册和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研究专著。我们在文革中、后期看到这些文献，如大梦初醒，在生态学领域，实际上我们已被国外同行甩出了几条街，浪费了整整十年时间，一种焦虑、无奈、沮丧的情绪压在心头，大家都感到十分茫然。但夏先生不动声色，布置一些科研人员查文献，重点了解国外生态学及高原生物学的发展趋势。1975-1976年，正好兰州分院图书馆收到征订国外影印图书文献的目录，其中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有关草地生态系统全套文献（Anway J.C.等，1972； Anway J.C.,Cole G.W.等，1976）以及波兰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有关次级生产力及能流测定方面的专著（Golley F.B., Petrusewicz,K, 1975; Grodzinski,W., Klekowaki,R.Z.,1975等），所图书馆工作人员罗泽浦（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1982年后平反，曾任西高所副所长、兰州分院图书馆馆长兼党委书记、上海大百科全书总编辑、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作者注）将此信息向夏先生汇报，夏先生当机立断，订购上述文献资料，并布置一些科研人员阅读、翻译有关文献，由罗泽浦审定全部文稿。通过国外文献的调研，夏先生对国外生态学的发展以及草地生态系统研究有了初步的了解，也为粉碎“四人帮”后，他与马世骏先生联手向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呼吁开展陆地生态系统研究，提前做了国外的文献调研等工作。

四、成立生态研究室及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1975-1976年，胡耀邦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北京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在此时，夏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成立生态研究室及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他首先征求省科委主任刘呈云和生物所革委会领导班子的意见，他说：西高所从总体实力上来说，动物学比不上北京的动物所，植物学比不过北京的植物所，但从综合力量上说，西高所又有比植物所和动物所强的地方，我们有搞动物专业的、植物专业的、微生物专业的、土壤专业的，还有搞数学、计算机、气象等方面的人才，我们具备了开展生态系统综合性研究的实力，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在他的说服下，省科委刘呈云主任，所领导班子主要成员都开了“绿灯”，1976年4月26日，所务会议决定，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所志编纂委员会，2012）。但此时又遇到了内部的阻力，原海北站负责人和北京某著名植物生态学专家认为，海北风匣口地区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代表性不足，主张在青海高原腹地玉树或果洛一些更具代表性的地方建站。夏先生斟酌再三，认为海北站地理位置虽然偏东了一些，但具备了典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全部特征及其自然条件，此外，由于海北站交通方便，能满足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从而能保障长期、持续的野外定位观察，有利于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经过一波三折的折腾后，生态研究室及海北定位站终于于1976年4月宣告成立，20多位不同专业（植物学、土壤学、微生物学、动物学、昆虫学、畜牧学）的科技工作者，不畏艰难，睡马圈、住帐篷，开展了海北站不同学科的综合定位研究。在建站十周年的时候，夏先生写下了《牦牛颂》这首著名的诗篇，激励我们发扬不畏艰难险阻，努力拼搏的精神。

五、创办学术期刊，学术交流不间断。

    文革期间大部分自然科学刊物如《动物学报》、《动物学杂志》等被迫停刊，科研人员的一些研究成果无法发表，严重影响学术的交流，科研被陷于严重的窒息状态，夏先生对此深感忧虑。1973年，他以紧密联系生产实际，交流灭鼠经验的名义，与科学出版社合作，以出“集刊”的方式，创办了“似书非书”，“似刊非刊”的《灭鼠与鼠类生物学研究报告》（1—4册，1973-1981）。从刊名来看，既可发表与生产实际密切联系的灭鼠方面的文章，也可以发表涉及鼠类分类、形态、生态、行为等基础理论方面的论文。该集刊自创办以来，受到本所和所外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各学会的学术刊物恢复，该刊才停办并在该刊的原有的人力和资源基础上，创办了我国兽类学会的期刊《兽类学报》。

六、夏先生十分重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及次级生产力及其模拟模型的研究。

    在文革期间他带头翻译国外有关文献，在1973-1976期间，他通过阅读国外有关草地生态系统模拟模型方面的论著，并在海北站的初创阶段，即开始谋划物色这方面的人才，组建研究团队。在粉碎“四人帮”后，青海各单位之间呈现出人才流动的势头，夏先生不失时机地在1976-1978年期间，先后调入60年代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的魏善武（擅长拓扑学）和周立（擅长计算机），鼓励他们要积极主动与海北站从事初级、次级生产力和分解者系统研究的科技人员合作，充分利用海北站自1976年建站以来所积累的数据和资料。夏先生还建议开展不同系统间的交流和合作，他指出：“系统分析于数学模拟模型的建造在现代生态学中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诸多原因，我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一些国家。近年来，由于以马世骏先生为首的许多生态学家的大力提倡，并得到广泛响应，系统分析与数学模拟模型在我国建立起来并得到较快的发展，各种系统分析的论文不断出现。”他还认为“一个模型是否合用，是否有理论价值，要通过实践检验才能确定，但我们深信这部分工作对高寒草甸上的生产实践和生态系统的系统分析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促进作用”（周立、王祖望，1991）。在他颇具战略视角的研究思路指导下，海北站已涌现出一批反映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某些重要特征的研究成果，例如夏先生主编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第一集和第二集，集中反映了该生态系统本底调查的基本概况，初级和次级生物生产量及其季节变动，开展能流研究的基本方法的验证。初步了解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各组分之间的关系、结构、功能及提高生产力的途径。1982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局根据学部评审的意见，经院务会议批准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及次级生产力的研究”为院重点科究课题，课题负责人夏武平，并给予经费资助总额40万元(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志编纂委员会, 2012)。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魏善武和周立同志在从事相关系统研究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初步建立了高寒草甸非生命亚系统、初级生产者亚系统、消费者亚系统、分解者亚系统的模拟模型，并在199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的若干数学模拟模型》一书。夏先生在该书出版前，已估计到该书的出版会引起一些争论，他说： “建造这样复杂的模型，还是尝试性的，缺点一定不少，而所依据的数据，由于时间不够长，对多年的变动情况还掌握不准，测据方法有时亦有变动，且方法不可能十分完善与先进，有不少地方尚需借助国内外材料加以测估，因此，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周立、王祖望，1991）。现在，夏先生、魏善武和周立研究员都已先后离世，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的若干数学模拟模型》一书中所涵盖的科学意义和为此做出无私奉献的海北站人，将与讫立的拓荒牛雕塑一起永存于世。

七、夏先生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

    在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期，他已预知“闭关锁国”的政策必将改变，要不失时机大胆选派一批年轻人才出国深造。为此，他在1979-1985年间，动员所内外语人才（罗泽甫、王 兰、曾 立）在所内举办初级、中级英语学习班，聘请所外高级外语人才（青海师范大学英语教师）及外籍英语教师（美国文教专家香浓•海尔），来所连续举办外语学习班或短期外文书写、听说表达学习班。与此同时，派出10余名研究骨干，前往成都科技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及中科院成都分院、兰州分院和西安分院举办的外语学习班进行外语培训。其中部分成员通过国家出国人员外语考试后，分别以访问学者或进修人员身份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开展合作研究、进修学习。他们中绝大部分按期回国，成为研究所的骨干或学术带头人，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所学术水平和竞争实力。

    在我国的自然科学史中，出色的自然科学家为数不少，但在他们当中能够成为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为数并不多。何谓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我个人认为：能洞悉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即使身处逆境，依然能把握这一大趋势而为之谋划者，并在大趋势的激流中，培养人才，形成团队者，即为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我认为夏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可师的长者。可惜夏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已入暮年，加之眼疾日趋严重，而最终失明。这不仅是夏先生个人的不幸，也是我们兽类学界和生态学界的不幸。在纪念夏先生百年诞生之际，我们要学习他“明者见事于未萌，智者图强于未来”的精神，为中国兽类学和生态学的长足发展，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努力一搏。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志编纂委员会 2012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编 1973灭鼠和鼠类生物学 第一集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编 1975灭鼠和鼠类生物学 第二集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编 1978灭鼠和鼠类生物学 第三集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编 1981灭鼠和鼠类生物学 第四集 科学出版社。

朱盛侃、陈安国 1992 小家鼠生态特征与预测. 北京：科学出版社。

朱盛侃、陈安国、严志堂、李春秋，1981 新疆北部农业区鼠害的研究.灭鼠和鼠类生物学研究报告 第四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

青海高原生物研究所 1973 生物学译丛 第一集（内部交流）。

青海高原生物研究所 1975 生物学译丛 第二集（内部交流）。

青海高原生物研究所 1976 生物学译丛 第三季（内部交流）。

周立、王祖望 1991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的若干数学模拟模型 北京：科学出版社。

Anway J.C.,Cole G.W.,Hunt H.W., Paton W.J., Rodell C.F.and R H.Saner 1976 Science Series No.20A ELM Version 2.0.Range Science Department Science No.20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Fort Collins

Golley F.B., Petrusewicz,K., Ryszkowski, L.1975 Small mammals:their productivity and population dynamics.In Golley,F.B.,et al. (ed): 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Programme 5.pp.153-172.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odzinski,W.,Klekowaki,R.Z.,Duncan.A.,1975 Methods for Ecological Bioenergetics,(IBP Handbook No.24).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Oxford,London,pp.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