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Arima和Iachello提出了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也就是IBM。该模型使得核结构的代数方法变得更加重要，是代数方法领域的重大进展。该理论由于包括六种玻色子，所以具有U(6)对称性。从数学上来说，也就是U(6)群所包含的子群，这个理论有三个极限，分别是U(5）极限、SU(3)极限以及O(6)极限。

    当这三种极限都实验证实的时候，很难不说，这是真理。只有到最近的十年，我们才知道，这三个极限，除了SU(3)对称性可能是被错解了，三个极限都不正确。SU(3)对称性没有问题，但是可能理解的方式不对，U(5)极限实验上并不存在，O(6)极限实际上是一个假象。

    所以这个理论两次进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评选，是有道理的，它的确非常重要。但是没有入选，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给出新的集体模式。它给出的结果，和以前的几何模型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没有人会想到，错误从几何模型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那个时候的实验还不够精确，对于实验结果，没有意识到会出现巧合和假象。

    所以用图形来表示这三个极限，我们会有一个示意图。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图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1983年，Iachello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经有这个三角形了。在早一年，提出了对应的哈密顿量形式。从现在看来，他们的IBM，更像是几何模型的声子截断。

    在1998年，提出了一种扁椭球的描述方式，这种方式正好和IBM匹配。2001年，Jolie等人正式做了这个扩展。这样一来IBM就包含了扁椭球。而且他们还在2002年发现了一个三相共存点。这个工作还被Nature给了一个新闻。

     但是这种推广，据我所知，不被Iachello喜欢。具体原因不知。

     问题就出现在了这里，推广了以后，这里的长椭球和扁椭球，具有能谱的对称性，但是这一点却被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当给出推广的时候，往往就是发现错误的时候。

     随后，到了2011年Fortunato等人，在以前的哈密顿量中加入了一个三体项，这样就极大的扩展了相图。这个工作极其重要，因为它第一次告诉了我们，扁椭球可不是一个，γ软的描述也不是一个。这个工作实际上我在2008年左右就研究过，可是那个时候我太年轻，没有研究的经验，就错过了。（错过了十年的光阴，但是我在量子领域也的确有了新的发现，期待以后的研究也能带给我惊喜）随后，辽宁师范大学的张宇教授对这种新的扁椭球进行了研究。他们基于的相图都是这样的。他们没有放弃O(6)对称性。

     等到了2019年，我灵光一现，提出了SU3-IBM,这里的关键是，把O(6)消除了。只剩下了U(5)和SU(3)两个极限，而且SU(3)对称性更重要。O(6)对称性只是假象。此时的相图是这样的

     很多人可能会说，不就是换了一个扁椭球的描述么？是的。问题就在于，此时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扁椭球的描述是三体作用，超出了所有的预料。而且O(6)对称性也消失了，代替的是一种新的γ软性。当然，重要的是，新的图景能够更加准确的描述实际原子核的能谱。

     开普勒的研究，不也就是把一个圆形的轨道，变成了一个有些扁的椭圆么？我的变化，肯定比他的大吧。

     在物理学中就是这样，差别一小点，物理的意义就会差别巨大。以前的IBM，SU(3)对称性只是一个极限，只能描述长椭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偶然的结果。所以在壳模型计算中，没有更高的对称性。而在SU3-IBM中，所有的四极矩形变都是由SU(3)对称性来描述的，这就不得不让人多想了。一方面，壳模型中的SU(3)对称性非常重要。如果不是Bonatsos等人在2017年发现了它，我也会在这两年发现它。一方面，就是支配强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我们实际上是知道的，这就是SU(3)对称性的非阿贝尔规范理论。（实际上的问题是不会算，也不理解在低能下这个哈密顿量会出现什么）以前的理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没有对称性的，所以看不到和这个深层次理论的关系。但是现在就不样了。U(5)对称性是配对作用，描述的是超导相。而剩下的都是SU(3)对称性，描述的是核子核子之间的有效相互作用，正是强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非常美妙了，这个核子核子相互作用具有SU(3)对称性，很难不把它和深层次的SU(3)对称性联系起来。特别是，这个相互作用还可以是高阶作用，一个在以前的所有的物理学研究中都很难相信的结论，因为壳模型的基础是平均场。

     所以这一点的变化，给出了量子色动力学低能极端的有效描述，而这种描述和传统的观念还差别极大。这非常有意思。从高能（渐进自由区，可以理解）往下，这种SU(3)对称性是如何变化的，就立刻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直不变的？还是消失了，又出现的？对于我们理解各种问题都非常重要。 未来的五十年，必然是核物理研究的黄金时代，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理解强相互作用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