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十年，SU3-IBM将会被核结构领域的研究者所理解和研究，我相信这一点。而这将会带来让人困惑的问题，如此显然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晚才出现呢？毕竟SU(3)对称性的思想在1958年就已经被Elliott提出来了，而IBM（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的想法虽然晚一些，也在1975年被Arima和Iachello提出来了。这两种想法到2019年我开始把它们一起和现实的核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已经过去快45年了。

    在1975年出现IBM以后，Elliott也是研究这个新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研究者，但是依然没有把二者真正的融合起来，这是一个让人惊奇的事情。

    实际上，每一个代数领域的研究者都会精通SU(3)对称性和IBM，但是在这些研究者中，SU(3)对称性只是IBM的一种可能的极限，没有人提出SU3-IBM。

    实际上，从数学上研究上SU3-IBM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Isacker一直在推动关于它的理解，但是步伐缓慢。直到2011年Fortunato等人的工作，以及2012年辽宁师范大学张宇教授的工作开始，才开始有一些讨论，一些真正新颖的想法终于开始出现了。

    如此漫长的时间是让人困惑的，也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提出SU3-IBM也是一件纯属意外的事情。在2019年之前，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核结构有问题的事情。在研究IBM的时候，我更多关注的是编制程序，对于理论我也只是局限在那些熟悉的内容上。虽然实验和理论之间出现了冲突（我到了2019年初才知道），但是没有人相信，核结构居然真的出现了问题，一些观念限制了核结构的真正有价值的想法的出现。

    原子核在1911年被发现以后，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复杂的量子多体系统，但是对于量子多体这个概念，我们缺乏理解的深度。到了1932年，随着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后，研究核结构的人开始知道，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开始了核结构领域的真正研究。虽然在这之前，也有研究，那肯定是错误的。

    问题就是原子核是一个复杂的量子多体系统，核子数和中子数可以有很大的变化。虽然这一点我们一直都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来思考它。

    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系统可能很奇特，甚至一些想法会互相冲突。当然，这在量子力学的世界似乎总是存在的，比如波粒二象性，这让爱因斯坦很奇怪，让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互相冲突的概念和想法，但是这世界从来都不是给人准备的，它从来不在乎人类是否觉得它矛不矛盾，冲不冲突。

    这样的教训很多，但是研究者总是忘记它。在1949年之前，对于核结构的理解就有着两种冲突的观念，一个是单粒子势的观念，一个是集体激发的观念。不过想一想人类社会，既有自己的活动，也有集体的互动，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确还是很困难的。

    核子各自的活动，好像可以产生集体的表现，怎么看都是一个不太让人相信的事情。

    1950年前后，两个观念都得到了确定，不管研究者觉得冲不冲突。

    1949年，迈耶和简森等人的工作，确定了单粒子势的正确性，单粒子的确可以独自活动。1950年，雷恩沃特提出了形变的想法，给出了集体运动的证据。1951年，阿格.玻尔和莫特尔逊一起建立了几何模型，解释了长椭球的转动谱。

    两种观念都是正确的，这开启了核结构领域的全面研究。也许有些核是单粒子的，有些核是集体的，两者之间并不交集。

     1958年，Elliott给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范例。他利用把常规的电四极矩算符映射到SU(3)对称性下的电四极矩的算符，引入了SU(3)对称性，把单粒子行为和集体行为联系在了一起，指出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极具启发性，让做核结构的研究者沉迷其中。

     冲突的想法，不是一个怪胎，而是真实世界的描述。

     但是在这里其实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关键是两体作用，于是开了壳模型的大尺度计算，计算的空间越来越大。由于能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都相信，多体作用看起来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而且由于重整化观念的泛滥，在低能下，似乎也很难想象多体作用会起作用。

     只有少数代数方法的研究者，相信SU(3)对称性的关键性，在这个基础上摸索前进。这就是一个观念上的事情。正是在SU(3)壳模型的研究中，这里Draayer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才为高阶作用的研究保留了一点火种。很多做壳模型的，其实都不知道Draayer等人的工作。

     IBM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认知。这里边的关键，就是发现O(6)对称性，可以非常好的描述γ软核，这是一个两体作用。一切都这么的完美。

     我一直说，核结构的历史非常值得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如何一步步地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是被证实的。而其实，我们被没有真正的认真对待它。哪怕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因为太难了，似乎看不到错误的可能性。

     如果平均场就是很好的近似，如果两体作用就能给出绝大部分的实验解释，的确看不出来为什么还需要高阶作用，为什么还要研究SU(3)对称性。

     就好像天上有一朵云，看起来好像是一条龙，反复的看，那就真正的成为了一条龙，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在2000年前是否真的有可能会出现新的想法，但是很显然可能性太小了。和这些观念不一样的想法很稀有，而且偏门。1981年，Isacker和陈金全先生指出，IBM需要高阶作用。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可能也包括他们自己，当区分质子和中子的时候就不需要了。但是Isacker还是借鉴了Draayer等人的高级作用的想法，继续推动这个研究。1985年，他和合作者在IBM中考虑SU(3)对称性的高阶作用。在2000年，他和合作者才给出了SU(3)极限下的刚性三轴转子的对应。

     想法非常缓慢，怎么看似乎都是数学上的把戏，而与现实无关。

     但是从2000年到2020年，很多东西开始变得不一样。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IBM中推广了以前的结果，把扁椭球加入了进来。他们用一个可以描述长椭球的方式，来描述扁椭球，这在数学上引入了一种对称性。

     这种对称性让很多人兴奋，写了两篇PRL，甚至评论性的文章出现在了Nature上。这就好像超弦的出现，引入了超对称性，让很多粒子物理的研究者极其兴奋了许多年。对称性肯定是漂亮的，但是它也导致会出现严格的结果。对称性会对实验结果给出进一步严格的限制。在这里，就是扁椭球和长椭球的能谱是一样的。

     他们的确去研究了这种长椭球到扁椭球的现象，但是没有去严格的研究这种对称性存不存在。这是让人惊奇的。如果他们认真对待这种对称性，以前的IBM的观点自然就出现了问题。但是没有。

     我认为在本世纪初，观念的转变就应该发生，但是没有。

     因为实验以很肯定的方式，表达了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没有这种对称性。原子核中不存在这种对称性。这篇文章我也看过，但是我是刚入门的学生，也没有去用程序算一算。没有人会相信，那篇文章里边藏有答案。

     最重要的突破，其实导致了最重要的证伪，暴露了真正的问题。

     所以说老的观念，的确是阻碍进步的根本原因，可是又有谁会愿意打破这种观念呢，又凭什么来打破呢？当证据出现的时候，又有谁能看到它？

     观念的转变太难了。

     虽然我一直在科学网谈这种转变，但其实当下只是有少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这样的转变是在无意之中发现的，即使对于我自己也是完全意料之外的。在这个突变之前，我也是坚持老的观念的。按照道理说，讨论长椭到扁椭的变化，是最容易出现突破的。但是，可能是因为研究这些的都是权威，所以反而没有人真正的去对待它。新的对称性让人很激动，就好像超对称的出现，让粒子物理的研究者很激动，就想当然的认为它一定在实际中也会出现，而没有再认真的思考它。

     这确实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超对称一直没有实验的支持，但是很多人都相信它。

     导致我的观念转变的，是一个奇幻的事情。我在2019年初注意到了球形核疑难，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更早的注意到，是因为这个现象被放在了形状共存的问题里，而我一直没有去关注这个问题。

     直到2019年初，由于这个主题被发表在了近代物理综述上（2011年），我才开始看这个综述（从2011年起，我就不做核结构好多年了），才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才意识到，原来理论和实验确实是有冲突的。于是我用编制好的程序去算一算，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随后正好是2019年的下半年，我开始查阅PRC上的文章，我注意到了B(E2)反常，又一个奇怪的结果，然后我用了两周的时间来计算这个反常，也是让我大吃一惊。

     一个具有SU(3)对称性的哈密顿量，似乎都能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年，我都在编制这个程序，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由于一些错误的理解，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它没有用，然后就选择读博了，离开了这个领域。

    读博虽然很艰辛，但是也不是没有意义，对于我来说更是非同小可，因为我的确成长了起来。在磨砺中，我似乎开始变得不一样了。由于一些经历，我开始怀疑很多东西。而在读博期间，我和以前的学生一起提出了基于热态的后选择弱测量理论，让我开始有些很相信自己也许能做出很不一样的东西。这个理论，我现在依然觉得非常重要，我正打算进一步去发展它。（我好像走了狗屎运，踩了好几次）

     我开始意识到，我似乎找到了描述实际原子核的真正的哈密顿量。但是我的理论基础太差了，到了去年，才开始理顺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关于长椭到扁椭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结果的一致，使得我相信，SU(3)对称性和IBM经过漫长的时间后开始融合在了一起，这里边的关键是高阶作用。虽然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实验的数据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最近的两篇文章，已经让这个理论的可信性，从以前的百分之五十，上升到了百分之一百。看到结果的研究者一定会大吃一惊。

     这是一个超出所有人预料之外的邂逅，也包括我自己，在各种阴差阳错之下，我们开启了核结构精密核谱学的新时代。我们用了一个世纪的光阴，才找到了正确描述核谱的准确的哈密顿量，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而实际上，它一直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