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计量基准器具工艺领军人刘家农

      ----重读“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年代”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6月6日发布

刘家农先生（1927年10月22日-2015年6月7日）在科技战线上是个平凡的人，他为人低调，在百度上几乎查不到刘家农的任何信息。他可是我国60-80年代计量基准器具工艺的领军人，去年久病离世那天无声无息，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明天是家农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忌日，我虽和他从未见过面，但是通过了解他的感人经历、他的妻子秦摩亚对吕启祥和我倾诉，他的为人为学令我们由衷的感佩，让我们深切的怀念。

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数十年来默默无闻地工作在新中国计量基准器具工艺研究领域，作出了基础性、开拓性的奠基贡献。他是印尼爱国华侨，1950年回国，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从事计量研究和设计，那时正是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伟大号召的时候。他经历了1978年迎来的科学的春天，直到1987年底退休，三十多年如一日。作为计量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总设计师，他主设计的长度、力学、光学方面有14项国家基准、标准及精密测量仪器交付使用。其中获国际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计量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这样一位对我国计量界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技界领军人物，在哈军工的校友成果展中也占一席之地。他也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博古）的大女婿。他一生生活十分简朴，不求索取，专注奉献，直到离世时一直住在本该搬迁的破旧高楼里，平时要下楼很困难。

在建国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他写了一篇《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年代》的短文，他写道“现在虽然退休20多年了，但我设计的许多重要基准标准仪器仍在使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我不能忘记祖国人民的培养和提供条件，才能使我做出微薄的贡献，达到我报效祖国的夙愿。”他说：“我深信，再过30年，中国必将民主富强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平凡的人经历不平凡的时代，无悔也无愧。”

秦摩亚昨天在怀念终身伴侣刘家农时写道：“（他）是印尼爱国华侨，有一片赤子之心，50年刚解放就回国学习，在哈工大学了6年，苏联老师讲课。毕业后，分配到计量院前身工具研究院，在此工作了一辈子，在极端困难情况下，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从模仿到独创，为该院设计了14项国家基准。许多计量院老人都赞扬他，说他是计量院的祖师爷、老祖宗、夸他是真正的专家。退休后我与他散步亲眼看到，许多人见他后无不尊敬的叫他刘总。哈工大把他的业绩与那些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放在一起展览，作为母校的骄傲，供新学生学习。他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学习，华中校友以他为光荣，他的文章发表后广州的校友复印转发。为他庆贺。计量院老领导对他很尊重，他代表计量系统参加过国宴，并被推为朝阳区政协委员。”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日的科研成果离不开当年科技工作者奠基铺路的开路先锋作用，他们是科技领域的沉默的道钉，而今我们需要这种沉默道钉的精神。在我们看来，前人的努力丝毫不意味着后人可以把老一代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的成果视为己有，可以借此来炫耀自己的功劳。我们不能对前人的奠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把奠基创业者放在眼里。据知情人透露，家农先生病重，不愿给单位领导带来负担，然而作为单位领导对此毫不关心，甚至家农先生去世时还不知他曾是本单位的总工艺师，不知他曾得获得过国家科技一等奖。还以“级别不够”为由，不在网上发布讣告信息昭告亲友，令我们感到对有科技贡献的科技老人缺乏应有的尊重和关怀，如果对比哈工大，华中校友会的态度这差距也太明显了。

当今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向着科技创新强国目标奋进之际，我们深切怀念千千万万为科技创新奠定坚实基础的平凡的人。刘家农先生，我们怀念你！

下面是秦邦宪的长女秦摩亚老师昨晚传来的她整理的关于刘家农先生参与或主持的基准标准仪器的设计及工艺部分项目目录。

刘家农主设计过下列基准标准仪器的设计及工艺，都经鉴定合格。

          一、仿苏复制的项目：

1，基准洛氏硬度计（1959    年）

2，基准维氏硬度计（1959---1960年）

3，6公斤力/厘米²工作基准活塞压力计及一等标准活塞压力计（1961—1962年）

4，60公斤力/厘米²工作基准活塞压力计及一等标准活塞压力计（1961---1962年）

5，600公斤力/厘米²工作基准活塞压力计及一等标准活塞压力计（1961—1962年）

6，2500公斤力/厘米²一等标准活塞压力计（1961—1962年）

二、自行设计的项目

1、500公斤基准测力机（主管设计）精度±6x10^-5（

2、一等标准水帽式热量计（主管设计）精度0.005%~0.007（1963）

3、10吨基准测力机（1965）（主管设计）精度±2x10^-5

4、3吨基准布氏硬度计（主管设计）（1965年-）

5、100吨基准测力机（主管设计）±8.5x10^-6（1970--1971）

    鉴定会代表与会议测试小组一致认为测力计比较先进，具有准确、可靠、操作方便、安全等特点，已达到同类测力机国际水平。

6、激光两坐标测量仪（1972）（主管设计机械部分及做工艺）

7、电子扫描计数器、扫描绘图机（主管机械部分设计工艺、并参加联机调试）（1974--1975）

三、复合大型自动分布光度计课题1973---1982年完成本人参加课题的调研，结构定案，机械设计及有关装配工作：本装置鉴定认为，“本装置在设计制造方面特别是多功能复合式结构和定标装置方面都具有我国特点，创造性的解决了复合结构和定标问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课题获1982年国家计量局计量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本课题与另一课题合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计量院工艺所有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近400人，作为总设计师还有其他许多工作要做，这里就不再赘述。

 （2016年6月5日秦摩亚老师摘自刘家农笔记及申请职称报告）

附照片两张，是由秦摩亚老师提供的。感谢摩亚老校友的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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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年代”

受权发布刘家农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1月17日发布

按：昨天上午，接到老吕50年代在北师大中文系同学秦摩亚（博古长女）打来电话，惊悉她的老伴刘家农先生已於2015年6月7日病故，享年88岁。  

老刘是爱国华侨、计量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总设计师，他主设计的长度、力学、光学方面有12项国家基准、标准及精密测量仪器都交付使用。其中获：国际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计量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对我国计量界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技界领军人物，在哈军工的校友成果展中均占一席之地。而现在的该单位领导却知之甚少，并且表现得相当的冷漠。不得已秦摩亚的侄女秦红_幸娅游士2015-06-1018:08在新浪网上发布了这一噩耗并刊登了刘家农先生的自述。她在博文中写道：2015年6月7日大姑父（秦摩亚之夫），原中科院计量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国务院特殊津贴，计量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刘家农去世，享年88岁。遗体将于明日（6月11日）火化，骨灰择日海撒。

    我听了并看了这些，感到无语，我们的科技界某些掌权人物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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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年代

计量院  刘家农

我出生于印尼龙目岛，小学毕业后，就到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新加坡华侨中学上初中。我的护照是荷兰属民，因为当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但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华中，最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礼堂的一条醒目标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新加坡民众公开地宣传及组织抗日筹款和文化等活动，我在龙目岛没有见过。

 历史老师讲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以及当时抗日战争初期的战情，虽然平、津、沪相继沦陷，但上海战场的“八百壮士”，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大大鼓舞同学的爱国热情，相信抗战必胜。华侨中学的学生，一直很关心国家大事，当时的国家，指的是中国。

到初二下半年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只两个多月，日军就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新加坡与龙目岛的海路交通断绝，我就流落于新加坡，寄居于伯父与族人合伙的店里。新加坡沦陷初期，日军大肆捕杀无辜市民，我的两个族叔当时就被捕杀了。日军经常随便殴打百姓，我才领教什么是亡国奴。

1943年，我做汽车修理工以维持生计。直到日本投降后，1946年学校复课，我才继续上高中。在华侨中学，除了学习宝贵的知识外，还学到做人的道理，培养“自强不息”校训的坚韧意志和刻苦学风，建立起献身祖国的志向。

当时中国是战胜国，号称“五强”之一。但是国家贫穷又落后，还被人瞧不起。有一次，我的马来族朋友指着冥品商品的纸汽车和纸飞机，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只能做这种汽车和飞机。”顿时我脸上无光。于是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学工程，为祖国工业而奋斗。

我从学校到社会，又回学校，经过9年才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龙目岛母校当一年半的小学教师。

1950年回国升学，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大学里，除免交学费、住宿费，还免费提供教科书籍，有一半都是翻印的苏联大学教材，俄文书籍，聆听中国和苏联教授讲课，学习科学技术理论基础。在哈工大经过政治学习，我才知道中国人口众多，但地大物不博。经过数十年外患内乱，又来一个抗美援朝战争，贫穷的祖国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加倍努力，才能赶上世界列强，做到真正的五强。据说，培养一个大学生，相当于5家农民的全部收入，我十分珍惜祖国人民的培养，刻苦学习。

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机部工具科学研究院研究科，从事精密仪器的设计。大约1959年，工具研究院改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后，我被调到实验工厂（后改为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综合设计室工作。计量基准、标准是统一单位量值的最高依据，具有现代科学达到的最高标准，也是开展计量工作的物质基础。因此，基准、标准的研究制造成了整个计量工作的重要一环。50年代初期，中国的标准计量器具，靠国家进口，在外国的封锁下，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当时，在综合设计室从事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主要是1955年前后毕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缺乏设计工作经验，主任是工人出身的中专生，为人认真，办事公正。为适应工作需要，先从翻译苏联图纸开始，仿制较简单的基准、标准器。到60年代，对基准、标准的种类和数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原来的苏联图纸已不适用，所以从1962年开始，我们就自行设计制造。我们从当时可能得到的一些英文俄文有关科技杂志、照片，一些国外仪器说明书，再按现有近似的仪器设计，先研究设计方案，再组织工艺制造和检查人员进行讨论后，分析比较，决定后进行设计，对重要的零部件，还要先进行试验。基准、标准器具的主要要求是精确度高、稳定、可靠、使用方便，有些基准器需要定期同国际比对，与国际保持一致。我们从比较简单的机械式标准仪器逐步发展到包括光学、机械、电子等综合技术的高精确度计量基准和标准。

后来，国家每年分配应届大学毕业生充实我们的队伍，在我国初具工业规模的形势下，虽然在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生活物质条件极差，但我们设计人员不辞劳苦，晚上加班已成常事，大家团结一致为祖国的工业化献身，也锻炼了自己。每当我们的成品诞生之时，特别激动。令人难过的是，1964年四清运动，工作组按照桃园经验，把设计人员的家庭出身分类，制造矛盾，本来团结和谐的革命队伍，于是出现分裂，我被列入另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22日，我就被“革命群众”揪出，开辟一个大字报专栏，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主要罪状是白专道路，崇拜外国技术，崇洋媚外，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暴露其出身阶级的思想本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当天宣布罢免我的设计小组长职务。马上，往日同事、朋友，与我划清界限，连周围邻居，也不敢和我说话，比身处异国还难受。

我无法理解的是，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我在新加坡是工人，回国20多年，经过党20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经过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又努力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现在何以反而倒退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到1966年7月29日的万人大会以后，斗争矛头转向“走资派”我这事才算不了了之。

经过批判以后，我又恢复工作。以后，计量院内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夺权斗争，我一概不介入。经常，整个设计室，只我一个人独立看资料进行设计。其后，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计量院，我被编入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由于科研任务的需要，两个月后我又返回设计室工作。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接受过多项设计任务。多次出差长春、上海、昆明、西安、武汉等地的工厂及科研单位调查研究，文革期间，设计工作没有间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归国华侨要有更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坚持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归侨的处境才有改进。大学毕业以后经过20多年，直到1979年我才被评为工程师，1980年为高级工程师，任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总设计师，198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85年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后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计量学报》编委、《当代中国的计量事业》编委及计量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能为祖国做贡献，是我极大的幸福。对外单位的来人的技术咨询，从来都是无偿服务，所需资料，无保留免费提供。我担任某些计量项目的鉴定会任务，每次除收额定的30元酬金外，从来一律不收额外财物。

直到1987年12月退休以前，我主设计的长度、力学、光学方面有12项国家基准、标准及精密测量仪器都交付使用。其中获：国际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计量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现在虽然退休20多年了，但我设计的许多重要基准标准仪器仍在使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欣逢建国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祖国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有幸亲历这伟大的部平凡的时代，我不能忘记祖国人民的培养和提供条件，才能使我做出微薄的贡献，达到我报效祖国的夙愿。我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科学治学，依法治国的正确路线。我深信，再过30年，中国必将民主富强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平凡的人经历不平凡的时代，无悔也无愧。

（本文刊登在北京市侨联组织的《第四届首都新侨乡文化节》获三等奖；同时登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辉煌60年  我们共同走过——全国质检直属系统离退休干部征文集》）

（文革中几个群众给家农组织大字报专栏，但当时的领导军宣队对他是心中有数的，是信任的，他们怕我与家农离婚，专程找我校军宣队说明他没问题，并直接找我解说。他曾是朝阳区政协委员；华国锋当政时，曾被邀参加国宴。  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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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年代——刘家农

秦红_幸娅游士

2015-06-1018:08

2015年6月7日大姑父（秦摩亚之夫），原中科院计量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国务院特殊津贴，计量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刘家农去世，享年88岁。遗体将于明日（6月11日）火化，骨灰择日海撒。

我出生于印尼龙目岛，小学毕业后，就到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新加坡华侨中学上初中。我的护照是荷兰属民，因为当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但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华中，最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礼堂的一条醒目标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新加坡民众公开地宣传及组织抗日筹款和文化等活动，我在龙目岛没有见过。

  历史老师讲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以及当时抗日战争初期的战情，虽然平、津、沪相继沦陷，但上海战场的“八百壮士”，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大大鼓舞同学的爱国热情，相信抗战必胜。华侨中学的学生，一直很关心国家大事，当时的国家，指的是中国。

到初二下半年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只两个多月，日军就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新加坡与龙目岛的海路交通断绝，我就流落于新加坡，寄居于伯父与族人合伙的店里。新加坡沦陷初期，日军大肆捕杀无辜市民，我的两个族叔当时就被捕杀了。日军经常随便殴打百姓，我才领教什么是亡国奴。

1943年，我做汽车修理工以维持生计。直到日本投降后，1946年学校复课，我才继续上高中。在华侨中学，除了学习宝贵的知识外，还学到做人的道理，培养“自强不息”校训的坚韧意志和刻苦学风，建立起献身祖国的志向。

当时中国是战胜国，号称“五强”之一。但是国家贫穷又落后，还被人瞧不起。有一次，我的马来族朋友指着冥品商品的纸汽车和纸飞机，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只能做这种汽车和飞机。”顿时我脸上无光。于是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学工程，为祖国工业而奋斗。

我从学校到社会，又回学校，经过9年才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龙目岛母校当一年半的小学教师。

1950年回国升学，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大学里，除免交学费、住宿费，还免费提供教科书籍，有一半都是翻印的苏联大学教材，俄文书籍，聆听中国和苏联教授讲课，学习科学技术理论基础。在哈工大经过政治学习，我才知道中国人口众多，但地大物不博。经过数十年外患内乱，又来一个抗美援朝战争，贫穷的祖国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加倍努力，才能赶上世界列强，做到真正的五强。据说，培养一个大学生，相当于5家农民的全部收入，我十分珍惜祖国人民的培养，刻苦学习。

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机部工具科学研究院研究科，从事精密仪器的设计。大约1959年，工具研究院改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后，我被调到实验工厂（后改为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综合设计室工作。计量基准、标准是统一单位量值的最高依据，具有现代科学达到的最高标准，也是开展计量工作的物质基础。因此，基准、标准的研究制造成了整个计量工作的重要一环。50年代初期，中国的标准计量器具，靠国家进口，在外国的封锁下，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当时，在综合设计室从事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主要是1955年前后毕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缺乏设计工作经验，主任是工人出身的中专生，为人认真，办事公正。为适应工作需要，先从翻译苏联图纸开始，仿制较简单的基准、标准器。到60年代，对基准、标准的种类和数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原来的苏联图纸已不适用，所以从1962年开始，我们就自行设计制造。我们从当时可能得到的一些英文俄文有关科技杂志、照片，一些国外仪器说明书，再按现有近似的仪器设计，先研究设计方案，再组织工艺制造和检查人员进行讨论后，分析比较，决定后进行设计，对重要的零部件，还要先进行试验。基准、标准器具的主要要求是精确度高、稳定、可靠、使用方便，有些基准器需要定期同国际比对，与国际保持一致。我们从比较简单的机械式标准仪器逐步发展到包括光学、机械、电子等综合技术的高精确度计量基准和标准。

后来，国家每年分配应届大学毕业生充实我们的队伍，在我国初具工业规模的形势下，虽然在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生活物质条件极差，但我们设计人员不辞劳苦，晚上加班已成常事，大家团结一致为祖国的工业化献身，也锻炼了自己。每当我们的成品诞生之时，特别激动。令人难过的是，1964年四清运动，工作组按照桃园经验，把设计人员的家庭出身分类，制造矛盾，本来团结和谐的革命队伍，于是出现分裂，我被列入另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22日，我就被“革命群众”揪出，开辟一个大字报专栏，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主要罪状是白专道路，崇拜外国技术，崇洋媚外，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暴露其出身阶级的思想本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当天宣布罢免我的设计小组长职务。马上，往日同事、朋友，与我划清界限，连周围邻居，也不敢和我说话，比身处异国还难受。

我无法理解的是，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我在新加坡是工人，回国20多年，经过党20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经过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又努力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现在何以反而倒退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到1966年7月29日的万人大会以后，斗争矛头转向“走资派”我这事才算不了了之。

经过批判以后，我又恢复工作。以后，计量院内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夺权斗争，我一概不介入。经常，整个设计室，只我一个人独立看资料进行设计。其后，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计量院，我被编入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由于科研任务的需要，两个月后我又返回设计室工作。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接受过多项设计任务。多次出差长春、上海、昆明、西安、武汉等地的工厂及科研单位调查研究，文革期间，设计工作没有间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归国华侨要有更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坚持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归侨的处境才有改进。大学毕业以后经过20多年，直到1979年我才被评为工程师，1980年为高级工程师，任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总设计师，198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85年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后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计量学报》编委、《当代中国的计量事业》编委及计量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能为祖国做贡献，是我极大的幸福。对外单位的来人的技术咨询，从来都是无偿服务，所需资料，无保留免费提供。我担任某些计量项目的鉴定会任务，每次除收额定的30元酬金外，从来一律不收额外财物。

直到1987年12月退休以前，我主设计的长度、力学、光学方面有12项国家基准、标准及精密测量仪器都交付使用。其中获：国际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计量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现在虽然退休20多年了，但我设计的许多重要基准标准仪器仍在使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欣逢建国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祖国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有幸亲历这伟大的部平凡的时代，我不能忘记祖国人民的培养和提供条件，才能使我做出微薄的贡献，达到我报效祖国的夙愿。我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科学治学，依法治国的正确路线。我深信，再过30年，中国必将民主富强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平凡的人经历不平凡的时代，无悔也无愧。

（本文刊登在《第四届首都新侨乡文化节》获三等奖、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辉煌60年 我们共同走过——全国质检直属系统离退休干部征文集》）

http://blog.fund123.cn/xingyayoushi/archive/2015/06/10/10107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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