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三位女性学者谈红楼梦

吕授权发布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9月8日下午美东时间；9日凌晨北京时间发布

   下面发布的2015年8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登的三位女性学者谈红楼梦。编者按说:今年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我们邀约了三位女性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红楼梦》进行解读，并为我们梳理《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路径。吕启祥研究员是一位资深的《红楼梦》研究学者，段江丽教授则正值壮年，颜彦博士富于春秋，老中青三代学者，反映了《红楼梦》研究队伍的持续性和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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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学者的红学研究

2015-08-2704:24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小说这种文体受到了广泛关注，《红楼梦》作为清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更是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初，曾有一场关于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因为非学术因素的介入，而改变了中国文化建设的走向。1954年10月10日，本版较早发表了有关《红楼梦》的论争文章，是这场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六十多年以后，我们重新审视当年的大讨论，深刻认识到坚持学术立场、坚持民族文化立场的重要性。今年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我们邀约了三位女性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红楼梦》进行解读，并为我们梳理《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路径。吕启祥研究员是一位资深的《红楼梦》研究学者，段江丽教授则正值壮年，颜彦博士富于春秋，老中青三代学者，反映了《红楼梦》研究队伍的持续性和继承性。（方铭）

红楼中那些温暖的故事

作者：段江丽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27日 07版）

   《红楼梦》描写的传统大家庭生活，的确有虚伪残忍、黑暗悲惨的一面，同时也有光风霁月、和煦明媚的一面。早在1944年，李长之曾在一篇题为《〈水浒传〉与〈红楼梦〉》的演讲稿中说到：“夏天最好读《水浒传》，因为它写得痛快。冬天最好读《红楼梦》，因为它写得温暖。”贾府生活中温暖的一面，需要暂时放下全盘否定的批判性视角，心平气和地去体会。

   传统家庭伦理中以孝道为最高准则。《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夫孝，始于事亲。”“事亲”包括侍亲、养亲、顺亲、娱亲、尊亲等诸多方面。孔子曾经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即孝敬父母，不能停留在物质供养的层面，最重要的是要有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意。如果说，庶民阶层的孝道主要需要物质层面的赡养，那么，像贾府这样的贵族之家，孝道更主要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顺亲与娱亲。贾府子弟不肖，导致家业衰落直至被抄家革职、一败涂地，令贾母受惊、祖宗蒙羞，固然是大不孝。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贾府子弟中也有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演绎了孝道伦理中的温情，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甜烂之食，故意点贾母喜欢的戏文和食品；贾宝玉折了大观园新开的桂花，不敢自己先玩，亲自插瓶、送给祖母和母亲；王夫人嘱咐周瑞家的不要告诉老太太人参已经朽烂的真相，等等，这些都表现了小辈对长辈发自内心的孺慕、体贴之情。当然，贾府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孝敬之举是贾政与熙凤在贾母面前的娱亲行为。

   贾政性格迂阔、不苟言笑，可是，作为孝子典范，他却有着老莱子“戏彩娱亲”的心意，书中多次写到他体会贾母心意并努力承欢取乐的场景。元宵节散朝之后，贾政陪贾母猜灯谜，故意乱猜、挨罚；出灯谜给贾母猜，又偷偷让宝玉把谜底告诉贾母，总之，就是要让贾母高兴。又一次元宵节，贾政陪贾母玩击鼓传花的游戏，为了博老母亲一笑，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贾政居然当众讲怕老婆的丈夫给老婆舔脚的笑话，真是用心良苦、难能可贵。

   冰雪聪明的王熙凤更是把“戏彩娱亲”的功夫做到了极致。很多人强调凤姐与贾母之间主要是一种利害关系、凤姐对贾母的态度主要是逢迎与利用，显然是过于看重人际关系中的功利性而忽视了情感的价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凤姐对贾母都是孝顺的。她时常打起十二分精神，“效戏彩斑衣”（第54回），给老祖宗带来了数不胜数的畅怀欢笑。根据凤姐自己的介绍，逗老祖宗乐，或者是为了饭前增进食欲，或者是为了饭后易于消化。更有甚者，当贾母因贾赦谋娶鸳鸯而盛怒时，正是凤姐出人意表的戏语瞬间化解了大家的尴尬并令贾母回嗔作喜。二知道人曾指出：“锁媪之眉者黛玉也，牵媪之肠者宝玉也，能开媪之笑口者，熙凤一人耳。”（《红楼梦说梦》）凤姐“娱亲”行为的背后，除了过人的口齿与智慧之外，有着对贾母细致入微的关怀与体贴。在贾母去世之后，凤姐“总理”丧事，她左支右绌，劳累委屈到吐血晕厥，是贾母众多儿孙中唯一一个为丧事操碎了心的人。由此亦可证明，凤姐对贾母有真正的孝敬之心在。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至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愚顽者亦当矜怜。”强调父母对子女应该尽可能一视同仁。贾母的子媳中，贾赦夫妇一个好货好色，一个愚昧贪婪。相比之下，贾政夫妇要正派贤能得多，也要孝顺得多。贾母平日里“不大作兴邢夫人”（71回），或者“不大喜欢贾赦”（107回），也是人之常情。尽管如此，贾母在家政安排上仍然显得理性而智慧，极力维持一种客观平衡，由二房贾政的妻子王夫人和大房贾赦的儿子儿媳贾琏凤姐一起主管家务，而非一房独揽。另一方面，贾母虽然整天与孙儿孙女们吃喝玩乐，自称是“老废物”（39回），事实上，贾府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大至宝玉的亲事，小至客人如刘姥姥、李婶子、邢岫烟等人的去留，事无巨细，都得请她的示下。贾母不但客观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主观上亦具有强烈的权力意识，关键时刻，她会及时拿出她的身份，体现她的权威。比如，在宝玉挨打事件中，贾母暴怒之下拿出母亲的身份，直逼得贾政赔笑下跪、叩头认罪，不仅从死神手里救回了她心爱的孙子，而且在众人面前有力地维护了她不可侵犯的权威和地位。在鸳鸯事件中，贾母迁怒于王夫人，旋即又笑着让宝玉代自己下跪赔不是，并向薛姨妈称赞王夫人而批评邢夫人。这种喜怒无常、当众褒贬的做法看似率性，未尝不是一种权术，让人又惧又敬。

   正是这位智慧而威严、让人又惧又敬的老祖宗，在大难来临的时候充分显示了母性之爱的光辉。锦衣卫抄家之后，贾府上下乱作一团、抱怨叹息，只有年迈的贾母在最初的慌乱过后迅速恢复了理智与常态，祷告天地：“总有阖家罪孽，情愿一人承当，只求饶恕儿孙。”（第106回）在遽然而降的灾难面前，贾母不怨不尤，主动担责。接着，一边井井有条安排家计，一边开箱倒笼，“将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救济众人。在财产分配时，尽可能周到公平，不仅是两房儿子名下尽量均衡，连宁府的贾珍、惜春、贾蓉也都一视同仁。因此，评点家们说，贾母所为“实属公允周匝”（洪秋蕃回末评语），“媪之爱，公而溥也”（二知道人）。不仅如此，在大厦将倾的时候，贾母还表现出了一份道家的淡定与超然。当贾政表示要兢兢业业治家奉养老太太到一百岁的时候，贾母说：“你们别打谅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哪。……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是我早知道的了。……如今借此正好收敛。”（107回）哥伦比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对两性的历史作用的看法是：“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人类的秩序，而男子们则一味地以种种狂热鲁莽的行动来闯荡世界，推动历史”，所以，在其享誉全球的《百年孤独》中，“妇女总是在男子搞乱了的地方建立秩序”①。在《红楼梦》中，正是贾母，在灾难面前“一人承当”，用伟大的母性之爱呵护无论贤俊顽愚的每一位子孙，独撑大厦。

   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下，传统家庭中主仆关系里非人性的一面得到了深刻的揭露。如果换一个视角，回到历史场域之中就事论事，主仆关系的复杂内涵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儒家文化提倡“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等，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恕道。在主仆关系中，一方面强调仆对主、下对上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强调主对仆、上对下的怜惜，经典而通俗的说法出自陶渊明笔下：“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陶潜传》）《红楼梦》中，贾母对小演员、小道士、丫鬟们以及小板儿的顾惜、关心，体现的正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仁者情怀。而贾母对贴身丫鬟鸳鸯则不止有上对下的怜惜关爱，更有超越等级身份、肝胆相照的依赖与信任。贾母视鸳鸯为唯一“可靠的人”（第46回），“只听他一个人的话”。贾府上下，也只有鸳鸯“敢驳老太太的回”（第39回）。贾母无条件的信任换来的是鸳鸯以命相随的忠诚，从某种意义上说，鸳鸯殉主的故事是对“士为知己者死”这一经典命题的演绎。

   贾母与鸳鸯之间信任与忠诚的关系一目了然。与此相对照，另一对肝胆相照的主仆——熙凤与平儿，却向来被忽略甚至被误解了。在宗法社会，养在深闺的贵族小姐与自幼一起成长的心腹丫鬟之间很容易产生深厚的情感，她们朝夕相处、知己知彼，既是主仆，又是闺中密友。当小姐出嫁、丫鬟陪嫁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主仆已结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阶级分析的视野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她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平等待遇；从人性的角度，则有可能更多地看到她们在既有制度之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情感关系。平儿是四个陪嫁丫头中唯一一个与凤姐相处融洽而被贾琏“收房”的通房大丫头，因为有变生不测凤姐泼醋的情节，平儿被“贾琏之俗、凤姐之威”“荼毒”的薄命形象遂深入人心。事实上，就像生活中再亲密的亲人、朋友也会有误会一样，凤姐此次迁怒平儿委实是突发情况下误会、羞恼所致，叙述者正是围绕这件事，通过宝钗、袭人以及平儿自己，再三强调凤姐素日里待平儿的好。而这件事的结局，是凤姐人前人后多次不乏诚意的道歉，因此，主仆两人的关系非但没有因此疏远反而更加亲近，至第55回，平儿主动拿这件事打趣，说到忘情处竟“你”“我”相称，凤姐也丝毫不以为忤。正如李纨所说，平儿是凤姐的总钥匙，足见凤姐对平儿信任有加，而平儿对凤姐的忠诚亦不亚于鸳鸯之于贾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则处处维护，甚至为了照顾凤姐的感受而主动疏远贾琏；二则借机劝谏，多次说得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第65回）的凤姐心服口服；三则在凤姐身后全力保全巧姐，行救孤之义。可以说，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曾言，平儿待凤姐“有古名臣事君之风”，事实上，这对主仆之间既有类似“君臣”的等级差别，亦有心心相印、知音互赏的知己之情。

   《红楼梦》所描写的这些发生在贾府中的故事，至今仍有温暖人心的力量与价值。当代的家庭形式以及人伦关系早已有了颠覆性的改变，但是，传统家庭文化中的某些超制度、超时代的正面质素仍有借鉴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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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

作者：吕启祥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27日 07版）

   何其芳说《红楼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是“洋溢在字里行间的生活兴味和揭露生活底蕴的诱人魅力”。《红楼梦》写的是日常生活、涓涓细流，很难用一个段落或一个故事来代表它的整体。人们熟悉的宝玉挨打、抄捡大观园一类当然是小说的精彩篇章。然而高潮之起早已伏脉千里、远铺近垫，无数细浪方形成大潮，流灌其中的是生活的血脉，割断了就难赏整体之美。在人物创造之中，我们很难用一个维度、一种方法去分析概括某个人物。比如最鲜活的凤辣子，“辣”，正是一种总体的审美感受。谁都知道，凤姐这个人物，心机深细，劣迹多端，而又才智出众、谐趣横生。作为艺术形象，她的恶迹和心机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即如晴雯，张扬个性、抗衡主子当然是她的基调，其刻薄恣纵也更令弱者惊心。

   由盛而衰、盛极而衰。《红楼梦》全书以乐写哀、以盛写衰。无论是秦氏大殡、元春省亲这样的盛典，还是诸多节庆生日等喜事，无不透露出哀音紧接着衰变。秦氏临终托梦谓“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不过是瞬息的繁华”，并非一句抽象的语言，正是通过小说饱满的艺术描写呈现给读者的。

   尤其不应忽略的是《红楼梦》的全部叙事置于炼石补天、仙草还泪这样的寓言背景之下，“大荒”的彼岸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时空，使“大观”的此岸获得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补天孑遗的一块顽石下世，成为主人公贾宝玉的命根子通灵宝玉，绛珠仙草为酬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用一生的眼泪还他，以至泪尽而逝。这样看似“荒唐”的故事饱含着作者的辛酸血泪。正因此，《红楼梦》中的爱情婚姻悲剧和家族衰亡历程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社会意义而上升到了哲思的高度，给人以一种沧桑感和命运感，启示读者思考人生，反观自我，超越当下。

   《红楼梦》同时又是一部从情节、细节到语言辞采都经得起深度品味、反复咀嚼的文学精品。即便是一饮一馔、一动一静都令人向往。单看五十回那雪天联诗时端出的几样果品：蒸熟的雪白的大芋头、朱红的橘、金黄的橙、翠绿的橄榄，这雪白、朱红、金黄、翠绿，色泽多么鲜明、丰富，是果品的色彩，也是生活的色彩。再看七十六回中秋之夜的品笛赏月，从远处桂花树下，呜咽悠扬传来笛声，“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笛音、月色，加上桂花的幽香，触发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多种感官，形成一种综合的审美效应。更不必说书中写到的那茄鲞的滋味、莲叶羹的香气了。无论是刘姥姥听见自鸣钟响的反应，还是焦大醉骂的口吻，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对于人物心灵震颤的描摹更是洞幽烛隐，林黛玉一旦听得宝玉在背后称扬她，视为知己，其直觉是“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收到手帕则“可喜、可悲、可笑、可惧、可愧”，继而走笔题诗。

   《红楼梦》深得言外之意、象外之旨的其中妙谛。小说中鲜活的经验世界已令人叹为观止，那深隐的超验之美更具魅力。小而言之，如元春回宫离别之时，说了“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的话，就是不再之谶；凤姐生日尤氏笑道“好容易今儿这一遭”，过后“知道还得像今儿这样不得了？趁着尽力灌上两盅吧”，此刻已有人在背后诅咒凤姐了，日后之事更不可料。在我们初读时泛泛看过而实则蕴含很深的往往是某些十分生活化的场景，在日常人物之间的言谈笑谑里，不时有超验之意象在闪动。比如贾宝玉动不动就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去”，又如蒋玉菡鬼使神差地在酒令中说出袭人的名字，薛宝钗漫不经心地让莺儿打个络子把玉络上。更令人心头为之一震的是林黛玉冷不丁儿从芙蓉花影里走了出来，连同下文共改诔文之情节，《芙蓉女儿诔》所诔谁人，不必明言，读者自能意会想象，韵味深长。

   《红楼梦》通体都具有言浅意深、词微旨远的蕴藉之美。几十年前，学界就有关于《红楼梦》的主题主线之争，任何一种概括和表述都不尽人意，显得表浅、干巴、顾此失彼、难中肯挈。于是，人们比较认同了其主旨的多义性、再生性，以至某种不确定性。鲁迅曾十分精辟地指出由于人们眼光的不同而从《红楼梦》看出不同的种种，主要是从读者的角度而言，也反映了作品本身的多义多歧、包蕴丰厚、释真不易。

   对于《红楼梦》这部作品，只有自己去读、去体会，才能领略它内在的美质，懂得它何以经久不衰。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审美修养，经典之作能使人深扎根、有底气，使我们在拥抱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保持民族自尊心和人文原创力。（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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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者问题再思考

作者：颜彦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27日 07版）

   《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重要命题。小说开卷第一回（甲戌本）有一段“作者自云”的文字，“（空空道人）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金陵十二钗》”。交代了小说定名和创作的艰辛过程。与曹雪芹有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就对此批评道：“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了去，方是巨眼。”说明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者即“作者”，并告诫读者不要被小说“烟云模糊”的手法所蒙蔽。除此之外，脂砚斋和畸笏叟的评语中还有很多处皆为“曹作说”提供了支撑材料，如：“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是内证。

   《红楼梦》最初以抄本形式仅在小范围内流传，至清末，有一批文人学士参与到品评题咏的活动中来，这些文字为我们找寻《红楼梦》的作者提供了外证。特别是与曹雪芹生活年代相同以及相近的学者的记载就更加切实可信。如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清代康熙第十四子允禵之孙永忠，则写过“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的诗句。曹雪芹的另一位好友富察明义曾作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其中有小引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作为清代知名的文人学士或皇室宗亲，这些人都将《红楼梦》与曹雪芹联系起来，是支撑曹雪芹作者说相当有力的证据。

   不可否认，曹雪芹说并非《红楼梦》作者的最终定论，“文献不足徵”的客观事实造成了考证上的困难，对作者身份的认定及其家世的探索的确存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留下了猜测和揣度的空间。在红学发展过程中，《红楼梦》的作者归属问题上曾出现过十余种说法，这些论说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红楼梦》作者虽非曹雪芹，但仍系曹氏或者与曹氏关系密切者，如曹竹村、曹頫、曹顺、曹渊、曹硕、曹雪芹恋人、墨香；另一类则认为《红楼梦》作者并非曹氏，如某孝廉、李鼎、胤礽、朱慈烺、吴梅村、顾景星、洪昇、湘籍作者、曹雪芹谐音之无名氏（抄写勤），等等。这两类论说实际上代表着关于小说本事上两类不同的观点，前者基本上支持曹家家世说，而后者则否定曹家家世论，认为《红楼梦》本事与曹家无关，作者另有其人。

   每种学术观点的提出和形成都植根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所采用的批评手段和方法体现着当时独有的文艺思潮和思维形式。《红楼梦》著作权的论争表面上看是红学众多论题当中的一个问题，然而从其走过的历程来看，则折射出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发展和交替过程中学术思想和旨趣的变革。

   清代传统红学对《红楼梦》的阅读和阐释旨在通过文本故事探求历史真相和生活原型，索隐“本事”的批评方法是这一时期文本阐释的主要方法和原则。脂砚斋、畸笏叟的批语最初对曹家历史本事的处处留意即以曹雪芹创作说为基点，至于明珠家事、傅恒家事、张侯家事、顺治帝与董鄂妃、吊明揭清等诸多论说以各自言说的方式表达了清代文人对于小说和历史之间关系的浓厚兴趣，构成了索隐派红学在清季的兴盛格局。索隐派谐音、拆字等臆测方法主观性过强，其论说往往有牵强附会之嫌，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也因此常常为人诟病。

   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中首次提出《红楼梦》作者的考证问题，“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王国维指出对《红楼梦》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小说本事向作者考证转向。此后，胡适真正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将《红楼梦》研究引入到实证实录一途。然而，曹作说考证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曾经出现过几次重要的学术论争，诸如20世纪70年代戴不凡等人对曹雪芹“原始作者”身份问题的讨论，80年代李百春提出的曹顺说，90年代王家惠、刘润为等人倡导的曹渊说。尽管这些“新考”“新探”“异说”“揭谜”等最终都没能获得认可，但方法论层面上，可以看到索隐和考证两派在近现代红学发展中的延续形态，其讨论和质疑本身也时刻提醒曹作论者正视《红楼梦》作者研究中存在的矛盾和局限。

   进入21世纪，广大红学爱好者也参与到这场大探讨中，如土默热提出的“洪昇说”。“洪昇说”最关键论据是曹寅和朱彝尊的诗句。曹寅有诗题为《读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兼寄赵秋谷赞善》，其中“稗畦”指洪昇行卷《稗畦集》，土默热却删去了“稗畦”二字，然后毫无根据地将此“行卷”说成是《红楼梦》。同时，又将诗句“垂老文章恐惧成”随意改为“垂老著书恐惧成”，从而将《稗畦集》诗文文体解读成《红楼梦》小说文体。再如引用朱彜尊《题洪上舍传奇》诗中有“还君曲谱难终读，莫付尊前沈阿翘”之句，为了证明朱彝尊曾经看过洪昇的初稿《红楼梦》，土默热将“尊”释作眼前，“沈”释作“沉”，“阿翘”释作“女人”，整句误解作“内容过于悲伤，令人不忍终读，他劝洪昇把此书‘莫付尊前’，就是别拿到眼前，避免像《长生殿》那样惹祸。最好是‘沈阿翘’，即让你的关于女人的故事最好‘藏之深山，投之水火’”。实际上，据章培垣考证，“《长生殿》卷首有朱彝尊序，与此诗当为后先之作”，此处“曲谱”极有可能指传奇《长生殿》，而绝不会是小说《红楼梦》。“沈阿翘”是唐文宗时宫女，擅舞，代指歌舞妓，“尊”同“樽”，代指酒筵。朱彝尊在这两句诗中通过无法卒读曲谱的情状以及不要轻易交给筵席中舞妓的叮嘱来表达对洪昇作品的欣赏。针对土默热的观点，陈熙中、梅节等学者曾专门撰文批驳。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