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悼念童庆炳重发 《送别曾恬》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6月17日美东东时间晚上， 北京时间18日清晨发布

（黄安年按:2009年1月19日晚,我们的挚友曾恬在262医院病逝，享年73岁2009年1月23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竹厅举行告别仪式。2015年6月14日，我们的挚友童庆炳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离世。6月18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庆炳去找曾恬团聚去了，祝愿庆炳、曾恬在天堂一切愉快。现在重发《送别曾恬》，以表示我们对庆炳的哀悼。望小溪节哀。）

送别曾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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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3343 次阅读2009-1-2316:42|个人分类:教育改革思考(07-11)|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曾恬

送别曾恬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9年1月23日发布

今天上午10点,在八宝山公墓竹厅举行了深切哀悼曾恬的告别仪式，我和老吕起大早赶到北师大随两车送别队伍前往八宝山, 在那里许多曾恬的亲朋好友冒着几十年来少有的严寒，前来送别。她就那么匆忙地走了,但是她的音容笑貌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她和我们有着整整半个世纪的交往，90年代以来这种交往比以前更多了。

曾恬再也不会知道我们来送她,老童和小溪会知道我们的心意，希望他们父子节哀,保重自己的身体。曾恬生平介绍《深切哀悼你!永久怀念你!》，写得那么深切和动情，开头一段话写到“她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她诚挚、热情、活泼、直率和开朗”“她是最真诚的朋友”“最棒的中学教师,最好的高校教师,最敢写真实的作家。”这些我们都有亲身的体验。老吕的《忆曾恬》（见黄安年的博客2009年1月22日）叙述了她的感受。曾恬晚年热心公益和创造发明,独立发明了用于生命急救的“平安盒”成功申请了国家专利,还要求我们在美国期间协助探讨市场化的开发前景和可行方案。

在今天的告别仪式签到处散发着《太阳还会爬上来：曾恬小说集》（2006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书中有作者简介：“曾恬，1936年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1982年（与童庆炳合著）发表长篇小说《生活之帆》（现名《代价》）。后发表中、短篇小说《熊兰的秘密》、《咪咪和她的加洛华》、《中国女教授在芝加哥》（现改名为《梦醒衣阿华》）等。短篇小说《实习生谢虹的故事》曾获1982年《人民教育》举办的全国文学作品竞赛的佳作奖。另发表过电视文学剧本《苔花》、报告文学《冰川之子》，论文《谈契诃夫情节淡化的小说》以及多篇散文及评论文章。专著有《外国优秀短篇小说导读》等4部。”我们在美国期间读过她寄来的小说集，学术交流网2006年8月28日还转发了王蒙为小说写的序(见附文)，同时附在文后的还有她写的《老伴儿》，活龙活现出她的诚挚、热情、活泼、直率、开朗和她对丈夫的爱。

附文的照片中有《深切哀悼你!永久怀念你!》的全文。

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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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还会爬上来》序

[日期：2006-08-27]

来源：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者：王蒙

王蒙 文 发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6年；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讨论/2006年8月28日首发

我与文艺学家童庆炳教授夫妇结识有许多年了，他们两口子都有一种诚实、高尚和纯净，有一种对于艺术与学问，对于智慧与良心的追求与尊敬，和他们在一起，令人快乐爽气。

童夫人曾恬很有特点，她说话直率，热情洋溢，目光执著坚定，常常目不转睛地盯住你或一个什么事物。她老处于一种骨骾在喉，不吐不快的状态。例如当她听到有人对于鲁迅说三道四的时候，她立刻就会困惑、激动和愤慨起来，似乎她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她为了一篇小说，也会与人争个不可开交，哪怕争论对手是她的好友。听到一种不怎么实事求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别人都是哈哈一笑，她却立即揭出真相，指斥一番。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也会哈哈大笑，不是笑乱吹牛者，反而是笑曾恬的说话无遮拦的孩子气。

这样的人，有性情，有童心，有观察力，爱注视也爱倾听，爱思索也爱表达。她还挺敢说话。我相信，如果一位光着屁股的陛下走过，曾恬一定先大叫大喊起来，像安徒生的童话里的那个孩子。

上述特点，正适合写作。她其实早就写上了，也发表过不少。如今，结集出一本书。我看了看，觉得很好。她关注世界，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她对人包括陌生人充满爱心与责任感。她觉得世上的万物与她息息相关，她有义务也有权利过问。她看到了，注意了，记住了，而且憋在心里，在心灵的沃土上发芽成长，于是长成一株株花草树木，长成一道道风景，变成一篇篇作品。她把记忆和观察，关切和牵挂全都故事化情节化了，你读起来只觉得有趣，而有趣的背后是她的自动化钻头一样的永无罢休的追问与眷恋，是百分之百的投入，是一定要说出来要告诉你的一番诚心。

她的许多年来的第一本小说集值得读者阅读。而我写的这篇序言，是我读作者曾恬的一点感想。

（曾恬先生的小说集《太阳还会爬上来》已经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经曾恬先生授权，学术交流网发表王蒙所写的序。）

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讨论/2006年8月28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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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儿

曾恬

　　老伴儿？有时我心里好笑。在别人面前管他叫老伴儿，叫得琅琅上口，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已记不清说不准了。明年就70岁了，叫也是该叫的了，反正这是老人对配偶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称谓，就这么叫吧。不过颇有几位至今仍旧叫他“小童”的。有的曾是我们的老师，也有年龄差不多的同窗和同事。每每听到他们对他的这个老称呼，觉得挺亲切、挺感动，甚至还有点美滋滋的呢。说明我们都还没老“透”嘛。

　　“嘿，你这是怎上搞的？这一流的眉毛和头发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了？跟遭了殃的树林似的……”也就是去年吧，一天的午饭后，他照例是靠在床头看报纸，照例是准备着一会儿就睡个小觉。我站在他跟前说什么事，突然发现那本不该吃惊的变化。那一双曾经浓黑的剑眉，跟那一头曾经密匝匝的黑发，竞相闪光。我忍不住伸手去摸他那如今稀拉拉的干枯的乱翘着的灰白头发，想抹顺它们。他见我那不服气不甘心的样子，忍俊不禁地笑着推开我的胳膊，自己伸手去挖起来，还一个劲地笑。

　　在他经常出差的日子里，我喜欢给他整理那一团乱的写字台以及乱得关不上门的书柜。见他夹在书里不同颜色的小纸条和在书里画着的也是不同颜色的圈圈道道，还有那积年累月写满了阅读摘抄和随笔心得的笔记本，逐年逐月地增多。那一日，我在他的书房里整理着整理着，心头忽地一颤，愣了片刻。我暂时停止了整理工作，翻开我的小本子，记下这瞬间的思潮。

哦，我看见了

它们跑到了这儿！

真是前仆后继啊

紧跟你岁月的脚步

还陪伴着

你一批又一批的脑细胞

并无悲伤地

告别了自己的弟兄

幻化成这无数的纸条

和无数的国国道道

颜色挺美

很像雨后天空的虹

落在你的书本里

夹在你的书缝中

带着你的呼吸

喧闹着你的书斋

呼唤着你新的脑细胞的诞生

　　写到这儿，我特别想说说他读书的情况。在这件事情上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大学时代，我俩同班。他担任着重头的社会工作，始终没有脱开过身。光是开会至少占去了他三分之二的学习时间。本来政治运动就多，其实我们学到的知识都太有限了。为此，在他（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于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后，便拿出了吃奶的劲头去“补课”；尽可能多地听课，尽可能多地阅读，尽可能多地抄读书卡片，尽可能多地写读书心得笔记。此外，他还特别重视老教师的点拨和指导。在被派往越南之前，整整4年里，他几乎天天用功读书到深夜。在毕业后的第3年，他的2万字的“处女”论文《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在北师大学报上发表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毕业后的4年，他读了个真正的大学本科。而他的收获，却是远远超过了我们上的本科。1963年他被派去越南河内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他带了满满一箱子书。那时，越南正是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他们都住在没有纱富的房子里。除了炎热，还要和墙上的壁虎、满屋的蚊子抗争。就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再次系统地钻研中国文学史。为了让学生容易接受，他用最接近日语的白话文“译”出了不少古诗词，连难度极大的屈原的《离骚》他都不“躲过”。他为学生编写了深入浅出的讲义，给学生的学习扫除了难以想象的障碍。两年的越南教学经历，等于让他读了个硕士学位。回国后他被调出中文系去做越南留学生的工作。无论工作多忙，他一天没有放弃过读书。他总提醒自己；“知识一定要积累。力量靠厚积才能薄发。不厚积，靠爆发是爆不出来的。”在不久后的“文革”中，他被派到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真是天助他：在那3年里，他获得了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我国大使馆的一位负责同志，把已经封闭了的图书馆钥匙悄悄给了他。课余时间，他可以钻到书堆里尽情尽兴地找书、读书。诸多经典文学名著和名人文集、全集，要么是在那里读完的，要么是在那里读了第二遍或第三遍。“文革”后期回国后，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他在政治上被“冷冻”了两年。烧了一年锅炉，靠边站了一年。哪里想到这竟然又给他“创造”了一次自学的良机。似乎在冥冥之中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读吧，读吧！你是对的。”我忘不了他那3年的读书生活。那时，北师大图书馆早已经允许借书。他基本上是每周或每半个月借、还一次书。他的床头桌上和枕头边永远授着一尺多高的书籍和一些卡片、笔记本。除了宗白华和别林斯基等人的文学理论著作之外，更多的是些书名让我“头大”的著作。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天天晚上，他就着一盏小台灯，一读就是四五个小时，常常在我睡醒一觉半夜起来上厕所时，他还完全没有罢休的样子。你以为他读得苦吗、困吗？不，他始终是神采奕奕地读呢。

　　“那些石头你啃得动吗？”一天晚饭后，我指着那些书不无讪笑地问他。

　 “啃不动也得啃。比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硬是读了5遍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消化了没有我还不敢说。咱们以前少读多少东西呀，怎么有资格去独立思考？”

　　还需补充一句：“文革”后期以及“文革”刚结束时出现了不少与他的专业有关的新书，对他的吸引力非常大。他买了一批又一批。新名词、新观念、新视角、新论点……扑面而来。他既不会对它们视而不见，也决不会轻易地向它们顶礼膜拜。他对所读的书永远用自己的“胃液”去消化，消化不了的决不违心地说“香”。

　　就这样，在“文革”期间，至少是在我看来，他等于读了个博士学位。七十年代末，在《祝酒歌》响遍神州大地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积累的知识努力地酿酒了。每到礼拜天一大早，他就把稿纸、笔、干粮、一瓶开水、必要的几本书、一个小板凳，全部放置到他的自行车上，到我家附近的八一湖边小山上的树林里，写呀写，天不擦黑不回家。那里没有任何干扰，是他特别“出活”的地方。我曾一度称那个地方是他写作的“伊甸园”。他写东西跟读书一样，不急不躁，积少成多。真是天不罚勤。就在“改革开放”的口号正式提出之前，他的文章（学术论文占一多半）已经是写一篇发表一篇了。对于文学理论的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问题，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不乏“颠覆”性的。他决不盲目赶新潮。对于文学理论事业的投人，他是以火样的热情；而对每一个问题的思索，却是以冰样的冷静。他多年读书、探讨、独立思考，终于盼来了开花结果的季节，欣喜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有人十分惊讶他的“多产”，说什么“睡醒一觉，他竟然成了一棵结‘论文果子’的树了”。其实我太清楚了，他的成绩绝不是什么奇迹。他在大学毕业后不停歇地补了20年的课（还说要补一辈子），早该厚积薄发了。他的果子不是靠催化剂催出来的。

　　在我与老伴儿共同生活的44年岁月里，许多方面他确实是我的榜样。在工作和生活这两方面，他所持的态度也和读书一样，有毅力，有耐心，有责任感。1986年之前，我们住校外，离师大不算近。他天天骑车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无论刮风下雨，或被骑快车的人撞倒，回到家从不诉苦发牢骚。摔倒的事只是在很久后当笑话说给我听听。说起干家务事，年轻时我俩都工作忙，他总是拣重活累活干。出国时，年年暑假回家探亲，下了飞机一到家，立刻卷起袖子系围裙，炒菜做汤堪称一把高手。我常常开玩笑说，他身上总有一股厨师的味儿。在我们单位的宿舍院里，他被老教师们公认为“最理想的丈夫”。对儿子，他既是严父又是挚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的付出，用呕心沥血来概括丝毫不过分。

　　我还想说说他跟学生的关系。当了47年老师，如今还在当，学生可以说是他的大爱。“文革”时有一年他当一个班（工农兵学员）的班主任。他把学生带到农村去搞教学改革，学生分几个小组住在不同的村子。他为了及时了解情况，天天骑车各村跑。由于路不好，人太疲乏，有一次竟猛地撞到了一棵树上。他就瘸着腿，扛着撞坏了的自行车，咬着牙继续各村子走。他把那个班带得有朝气，爱学习，又很有凝聚力，毕业时报名去西藏的同学很多。他喜欢跟我说起那些学生的名字，而且每次提起撞树的事儿就哈哈大笑。80年代以来，他年年带研究生，近几年只带博士生。他对学生绝对是严师，可又很像慈父。每年招上新生，他都要带着他们去爬香山，学生毕业前夕也尽可能约他们再爬一次。游香山时，师生之间谈笑风生，话题多多，彼此增加了了解，增加了亲和力。平时给他们上课，哪怕是讲过4遍5遍的内容（如《文心雕龙》），每讲一次，他还是要花一两天的工夫，在电脑上或删节或补充，甚至重新书写。凡是让学生讨论的课，他一定要用更多的力气去准备：要估计可能出现什么争论？不同观点可能拿出什么论据？学生可能掌握哪些资料？作为老师要掌握什么资料？自己的观点站不站得住脚？……准备得细而又细。他备课时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有时连电话都关上。学生到了写论文的阶段，便是他最劳心劳力的时候了。他要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和学生讨论论文的核心论点以及大致的结构，一次次地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一次次地询问学生论文撰写的进展情况，直至学生写完、把论文打印成册交到他手中。待到他一本本地看（每篇博士论文均六七万字）论文时，用我的话说，我的老伴儿“脱几层皮”的日子来了。他的写字台上等他看的论文提成了几座小山（因为每个老师都是不仅要看自己学生的，也要看其他几位老师的学生论文）。他总是一字字一句句地看，边看边写。他认为任何神奇的快速阅读法都不能用到看论文这件事情上。年年在看论文和学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里，他的胃溃疡症准要发作。看病去吧，时间已经很紧了。不管它吧，疼得受不了。这时他就一招儿：“快把雷尼替了拿来！”只好给他。这还算平安。最让他恼火、且让我肝儿颤的事情，莫过于碰到他自己带的学生写的论文一改再改仍旧“拿不出手”。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读书不认真的学生身上。这会使我的老伴儿脾气变坏，失去耐心时他会粗暴地吼叫：“再改不好就别交来！延迟毕业！”听到他这种“失常”的声音会把我吓得一哆嗦。可是脾气发完后，他还是要绞尽脑汁地去帮助那个学生。但凡能达到水准线的，都不让“沉”下去。可要是真的不够起码水平，拖延十一年两年毕业是有过的，这他不会心软。要说奇怪也不奇怪，凡是被他批评、吼叫过甚至推迟毕业的学生，都不恨他。过了许多年，他们还想念他。

　　我老伴儿还有个长处，就是不记仇。伤害过他的人和事，他不但忘得很快，这人求他帮助时，他总是想尽办法帮。我做不到，也理解不了。我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就气哼哼的。他说我小肚鸡肠。

　　他一直是个“努力型”的人。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以为他的名利心很重。是啊，马上就70岁了，（有人认为）他干的事情已经那么多，（有人认为）他都功成名就了，还何必干劲那么大。无利不起早，不为名利为什么？其实，我在近距离长期地“琢磨”“研究”他，对他理解和体会得可以算是较全面了。名利之求，圣人难免。可是求名利在心里占多大“地盘”，人和人是有差别的。他走到这一步并且继续在走，还另有一个绝对不可否认的原因，那就是生活方式的“惯性”使然。平日我也爱说他是骑虎难下，其实简单了。他就是下来了，不骑老虎了，他会买匹马、弄匹骡子或一辆摩托车骑上去跑。总归，他这个人就只认自己那种“活法”：只要身体许可就要忙碌着，就要有许多事情做着。只有这样他心里才踏实，才快乐。有一天，我说我羡慕邻居那两口子到60岁一起退休，迢迢狗，逛逛公园，开着小轿车去购物，出双人对儿，人家过的才是开心的晚年生活呢！他不假思索地回应遵：“让我那么过日子，告诉你：我三天就死！”我明白他说的不是自杀而死，乃是无聊至极而死。他在10年前就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画了蓝图：写哪几本学术书，写哪几本小说，上午工作几个小时，下午工作几个小时，写的书名叫什么……也说退休后要加强锻炼，一周多爬一次香山，等等。我现在早已不指望他和我一起度过闲逸的晚年生活了。反正退休和不退休，对于他，生活方式一个样。他说，人如果有工作做，又有能力（包括身体条件）做，是福气；人若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能有创造性地做，那就是人生的大享受，是大福气。

　　最后我想说说他对荣誉的态度。他对荣誉没有张扬的意识，所以历来没有张扬的习惯。去年年底，他的同事对我说，2004年是重老师的大丰收年。因为他获得了北京市模范党员的称号、全国优秀教师的称号，又被任命为高校什么什么（字太多，记了多次还是记不住）首席专家以及教育部社科委委员。为此，他们幽默地称他为“二优一首一委”。如果我不问他有无这些事，他不仅不会给我看那些奖状、奖章和任命书，而且连说也不说。不是故意矫情不说，而是想不起要说。喜欢埋头耕耘，不喜欢盯着收获，这是他数十年来的习性。我不敢说一定是品格，但确实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和个性了。

　　最后的最后，我必须说几句与本文不协调的话。近几年来，我渐渐不太喜欢我的老伴儿了。因为他变得越来越固执，主要表现在对身体健康的态度上。无论什么样的有关老年健康的话题；他都不耐烦听。他不把他的胃溃疡、血糖高视为“警钟”。甚至在他因忙得过度使身体出现了明显的“透支”情况时，我劝他短期内刹刹车他都置之不理。这使我焦虑和无可奈何，甚至使我对他反感。我们太需要沟通和交谈了。可恰恰是现在，我们从没有如此地缺乏沟通和交谈。一天说不上10句话，是我们现在的家常便饭。我都想过100遍了：就算你的事业有意义，你有事业心很好，可是做任何事情不都应该有个“度”吗？你不是很欣赏儒家的“中庸”理论吗？可你认真想过事业真的比生命、比亲情都宝贵吗？“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观念真的伟大吗？今天是在战场上打日本鬼子吗？科学院院士钟南山说得多人道啊！”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倡‘轻伤要下火线’的口号。因为重伤下火线的死亡率太高了！现在毕竟不是战争年代嘛。”老伴儿啊，警醒警醒，悠着点吧！

　　我不能否认我的老伴儿是个棒男人。他的弟子们准备在今年年底提前一年给他过70岁的生日，凑个“过九不过十”的民间风俗之乐。我利用这个机会这么全面地夸奖他，既公平，又可以使他原谅我平日在一些生活小节上爱叨呼他的坏毛病。一举两得，真开心！

（《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995年12月)

http://www.bbtpress.gxnu.edu.cn/homepagebook/2698/a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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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曾恬生平简介、告别仪式上的几张照片，还有《太阳还会爬上来》的一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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