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熙启始拓基

黄安年推荐魏书亮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2月2日发布

   (博主按:推荐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15年1月12日第4版上的这篇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张百熙对建立我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贡献，文章称“张百熙因开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被北师大人尊为首任校长。”)

1902年1月，清廷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教育改革新政，经理京师大学堂。1904年1月，清廷改管学大臣为总理学务大臣。不久，又专设大学堂总监督一职。随着孙家鼐、张亨嘉的到任，张百熙结束了主持大学堂的事务。在这两年时间里，师范馆、仕学馆、译学馆、医学实业馆相继成立并招生运转，重建的京师大学大学堂条规详备、格局初具、教习到位、分类课程确立，并按计划派出了留学生，建立了正常运行的稳固根基。张百熙因开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被北师大人尊为首任校长。
　　张百熙是清廷重臣，历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要职，在清末新政中颇多建树。张百熙同时也是一位学问宏通、关注新学、勇于革新的清末教育家，曾先后在山东、四川、江西、广东等地担任乡试考官、学政，并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是少有的熟悉大清教育现状和学政弊病，能够切中肯綮、开物成务的稳健派改革干将。
　　受理复建大学堂之初，张百熙向清廷上疏（《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称“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治学思想。在清末新政中，任何一项措施的展开，都会遇到“守旧派”和“革新派”的对立，京师大学堂就是一个复杂而集中的“两派”观点纷争的交汇点，采取“基旧开新”的策略，可以说是一种着眼于实际的明智和上策。大学堂恢复之初，考虑到“并无应入学肄业之学生”，各省开办中小学堂尚需时日，遂决定暂不设本科，先办速成二科和预备科。
1902年12月17日，恢复的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实际上只有师范馆和仕学馆，200余名学生中，师范馆的超过三分之二。1903年大学堂不足300名的在堂学生中，师范馆达195人。为什么“师范馆”受到格外的重视？我们可以根据清廷谕旨、大臣奏疏、学堂章程推理得知。
　　由于守旧派和革新派的对立和争斗，回应社情民意、国际观瞻的清末新政多议而未举，兴学育才因关涉面广，且有形迹仍留的京师大学堂为抓手，于是成为急务，“应即切实举办”。新式学堂的开设，需要大量的学员，师范是“群学之基”，“欲求学员，最重师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当然也同样成立。师范馆的招生，“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在京招考由管学大臣主持录取，余下名额由各省选送，要求“品行端正，志趣宏远，中学既具功底，西学已谙门径”。毕业生在晋身上要高一级，“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派出留学的比例，师范馆的也最高。以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为基础，并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共同主持修订而成的《奏定学堂章程》，是由政府颁布、首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系统，俗称癸卯学制。在这一学制中，《优级师范学堂》单独制定，从中也体现了张百熙对师范馆的长远规划，这是此后北京师范大学独立建制的法令和制度依据。
　　在教员的选用上，张百熙更是费尽心机，倾力以求。
　　在他看来，“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为敦请“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的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出任总教习，他身着大礼服跪地以求，且语句动情，“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在他的力请下，张鹤龄、蒋式瑆、杨道霖、王舟瑶、屠寄、杨模、胡玉麟、陈黼宸、林纾等名家大贤、时才俊彦，一时云集京师。服部宇之吉、太田达人、氏家谦曹、扳本健一、矢部吉被、西村熊二、铃木信太郎、高桥勇、桑野久任、法贵庆次郎等各科洋教习也日益齐备。对于这些教习，他通过委以重任、派遣出国考察、提供优厚薪金等方式，使他们安心教学、敢于任事，“这学堂要办得好，就衮衮诸公；这学堂要是办得不好，就诸公滚滚。”表面上似是对教员们的戏谑，实际上表达的却是对教员们的高度信任和期许。
　　张百熙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师范馆课程的创设。他将京师大学堂分为两科：“一曰政科，二曰艺科。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事隶艺科”。师范馆则有“伦理学、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学、博物学、化学、外国文学、图画、体操等十四门功课”。师范馆的课程设置不仅中西并重，且普通与专门衔接，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齐备，这为以后高等师范教育课程的改进和分化提供了根据，也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师范教育专业化的发展方向。
　　张百熙的重要贡献还不止于此。在他主校期间，大学堂的日常运行经费有了着落，马神庙原址严重损毁的校舍得到了扩建，大量的仪器设备得以购置，随着藏书楼、译书局、编书处的设立，教材和资料变得应付裕如。在他的推动和努力下，一个有着现代大学特质的京师大学堂重建起来了。有人称他为中国“大学之父”、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对于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来说，他的创始、开拓之功，永为我们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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