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我的老师周有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下文在哪里?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7月28日发布

 今天光明日报第一版右侧发表了苏培成撰写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的老师周有光》一文,限于版面安排,只排了全文的1/3注明（下转3版），然而翻开全部12版,仔细找了第3版和全天12版也没有发现后续内容,而这些内容是整文的2/3。真不知道主编是怎么工作的。
 不过网文发布的是全文，纸质报纸少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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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周有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www.jyb.cn　2014年07月27日　 作者：苏培成　　来源：光明日报
 
周有光（右）、苏培成合影。（资料照片）
　　我是周有光先生的老学生。　
　　1960年暑假后，我在北大中文系读四年级。那学期，系里开设了“汉字改革”的课程，讲课的是周有光先生。周先生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但见面是第一次。那时，周先生50多岁，精力旺盛，一口气连上三节，从下午两点讲到五点，站着讲，也不喝水，课间休息时搬把椅子就坐在讲台上。周先生讲课语调平缓、吐字清晰、逻辑严密、论述精辟，讲课的重点集中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中的各种学术问题。对汉字改革问题，我本来就比较关注，可是缺少理论根底。周先生的课使我开了眼界，使我认识到语文改革指的是社会语文生活的改革，而不是语文本体的改革。那个年代，师生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我没有和周先生说过一句话，周先生也不认识我这个学生。　
　　“文革”结束后，学术环境逐渐宽松，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受到了重视，我和周先生开始有了来往，得到了周先生的许多帮助和鼓励。　
　　一件是关于汉字性质的研究。这是汉字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可是传统汉字学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20世纪80年代，周先生和我先后注意到这个问题。周先生在1987年发表了《文字类型学初探》，提出了文字“三相”说，认为汉字是意音文字。我在这个时候研读了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赵元任、吕叔湘等前辈学者有关的论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理出点头绪，在2001年发表了《汉字的性质》的文章，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周先生对论文的写作一向是极为认真的，一篇文稿写出后要不断修改完善，最后才定稿发表。2005年周先生在写完《文字学新发展》后，开始写《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学》。就在那年3月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周先生给我发来9封信，寄来了《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学》的九次修改稿。　
　　在3月26日的信里周先生说：“昨天刚刚寄给您一封信，又收到您的2005-03-23来信。我们这样不断来往切磋，今天恐怕是很少的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篇文章最后发表时，周先生写了几句话：“多数人认为现代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些人认为现代汉字是‘意音文字’。这两种说法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分歧发生在，各自抓住一个方面的特征。前者以‘语言段落’为根据；后者以‘表达方法’为根据。两个方面的特征是同时并存、彼此说明的。兼顾各个方面，就能得到完整的看法。”我从周先生的写作过程里明白了前辈学者是怎么研究问题的，怎么听取意见的。周先生多次把文稿给我学习，对我是引导也是鼓励。　
　　2006年7月，我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会发来的聘书，聘请我为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字学评审组专家。这个组的组长是胡明扬先生。在那次评审中，参评的著作有一本是某大学老师写的《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胡明扬先生要我仔细看看这部书，提出意见作为评议时参考。我读了这部书得到的印象是创意不多，论述较为浮泛。我怕我的看法不准确，于是我就请人把这本书带给了周先生，请他发表意见。　
　　没几天，周先生就把意见寄给了我，指出：“书中胡乱混淆语言学和文字学。不妥。文字学在逻辑分类上属于语言学，但是语言学的理论不能胡乱用于文字学。语言学家如果对文字学没有研究，随便开口，往往错误百出，不足为训。”这部书最后没有获奖。　
　　就是在这部书里，作者引用了美国学者白瑟拉托在1992年发表的著作《BEFORE WRITTING》里的观点。周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Besserat:Before Writing，请设法代我借一本来看，北大图书馆有吗？”　
　　于是，我到北大图书馆去查，可巧图书馆有这本书，我就借了出来。这是一本很厚的英文书，而这时的周先生正因病住在隆福医院，于是我就带着这本书到医院看望周先生，并且把书交给了他。过了大约有十天，周先生在病床上读完了这本厚书，让快递送还给我，我还回了图书馆。　
　　又过了几天，周先生让保姆给我打电话要我到医院来一次。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著作《汉语拼音，文化津梁》，这是为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而出版的学术文集。序言中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这句话不但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语文改革的经验，也为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语文现象提出了依据，言简意赅，发人深省。一位百岁老人有旺盛的求知欲，躺在病床上还在阅读，想到的仍旧是学术，还不断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不能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2013年初，人民教育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就把近两三年发表的一些文章结集，定名为《语言文字应用论集》交给了出版社。这本小书的学术基础是周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了表示对周先生的景仰与感谢，我写信给周先生请求赐序。这是我唯一一本主动请人写序的书。很快周先生就写好了序寄给了我，序里说：“苏先生以北京大学为根据地，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步步上升，学习、研究、讲学、著作，对语言文字学作出了继往开来的重大贡献。”这是对我的鞭策与鼓励，我实愧不敢当。　
　　我以为回报师恩的主要方式是继承他的学术思想，并且努力把它发扬光大。这几年我在这方面也做了点滴工作。前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多卷本的《周有光文集》时，出版社要我为《文集》撰写一篇综述周先生学术成就的文章供读者参考。我撰写了《浅谈周有光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导读”的形式刊登在《周有光文集》的卷首。我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周先生是年过百岁的睿智老人，他的智慧不仅有益于今天的中国，也必将有益于今后的中国。”敬祝我的老师周有光先生快乐生活每一天。（苏培成）
　　周有光 1906年出生，江苏常州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研制者。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方顾问、《汉语大词典》首席顾问。他的著作汇编为《周有光文集》二十卷，201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苏培成 1935年出生，天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现代汉字和语文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出版著作有《现代汉字学纲要》等。
http://www.jyb.cn/china/rwfc/201407/t20140727_5918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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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培成忆恩师周有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14-07-27 03:44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难忘师恩】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的老师周有光
　　作者：苏培成
 
周有光（右）、苏培成合影。资料照片
　　周有光
　　1906年出生，江苏常州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研制者。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方顾问、《汉语大词典》首席顾问。他的著作汇编为《周有光文集》二十卷，201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苏培成
　　1935年出生，天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现代汉字和语文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出版著作有《现代汉字学纲要》等。
　　我是周有光先生的老学生。
　　1960年暑假后，我在北大中文系读四年级。那学期，系里开设了“汉字改革”的课程，讲课的是周有光先生。周先生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但见面是第一次。那时，周先生50多岁，精力旺盛，一口气连上三节，从下午两点讲到五点，站着讲，也不喝水，课间休息时搬把椅子就坐在讲台上。周先生讲课语调平缓、吐字清晰、逻辑严密、论述精辟，讲课的重点集中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中的各种学术问题。对汉字改革问题，我本来就比较关注，可是缺少理论根底。周先生的课使我开了眼界，使我认识到语文改革指的是社会语文生活的改革，而不是语文本体的改革。那个年代，师生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我没有和周先生说过一句话，周先生也不认识我这个学生。
　　“文革”结束后，学术环境逐渐宽松，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受到了重视，我和周先生开始有了来往，得到了周先生的许多帮助和鼓励。
　　一件是关于汉字性质的研究。这是汉字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可是传统汉字学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20世纪80年代，周先生和我先后注意到这个问题。周先生在1987年发表了《文字类型学初探》，提出了文字“三相”说，认为汉字是意音文字。我在这个时候研读了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赵元任、吕叔湘等前辈学者有关的论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理出点头绪，在2001年发表了《汉字的性质》的文章，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周先生对论文的写作一向是极为认真的，一篇文稿写出后要不断修改完善，最后才定稿发表。2005年周先生在写完《文字学新发展》后，开始写《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学》。就在那年3月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周先生给我发来9封信，寄来了《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学》的九次修改稿。
　　在3月26日的信里周先生说：“昨天刚刚寄给您一封信，又收到您的2005-03-23来信。我们这样不断来往切磋，今天恐怕是很少的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篇文章最后发表时，周先生写了几句话：“多数人认为现代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些人认为现代汉字是‘意音文字’。这两种说法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分歧发生在，各自抓住一个方面的特征。前者以‘语言段落’为根据；后者以‘表达方法’为根据。两个方面的特征是同时并存、彼此说明的。兼顾各个方面，就能得到完整的看法。”我从周先生的写作过程里明白了前辈学者是怎么研究问题的，怎么听取意见的。周先生多次把文稿给我学习，对我是引导也是鼓励。
2006年7月，我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会发来的聘书，聘请我为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字学评审组专家。这个组的组长是胡明扬先生。在那次评审中，参评的著作有一本是某大学老师写的《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胡明扬先生要我仔细看看这部书，提出意见作为评议时参考。我读了这部书得到的印象是创意不多，论述较为浮泛。我怕我的看法不准确，于是我就请人把这本书带给了周先生，请他发表意见。
　　没几天，周先生就把意见寄给了我，指出：“书中胡乱混淆语言学和文字学。不妥。文字学在逻辑分类上属于语言学，但是语言学的理论不能胡乱用于文字学。语言学家如果对文字学没有研究，随便开口，往往错误百出，不足为训。”这部书最后没有获奖。
　　就是在这部书里，作者引用了美国学者白瑟拉托在1992年发表的著作《BEFORE WRITTING》里的观点。周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Besserat:Before Writing，请设法代我借一本来看，北大图书馆有吗？”
　　于是，我到北大图书馆去查，可巧图书馆有这本书，我就借了出来。这是一本很厚的英文书，而这时的周先生正因病住在隆福医院，于是我就带着这本书到医院看望周先生，并且把书交给了他。过了大约有十天，周先生在病床上读完了这本厚书，让快递送还给我，我还回了图书馆。
　　又过了几天，周先生让保姆给我打电话要我到医院来一次。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著作《汉语拼音，文化津梁》，这是为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而出版的学术文集。序言中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这句话不但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语文改革的经验，也为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语文现象提出了依据，言简意赅，发人深省。一位百岁老人有旺盛的求知欲，躺在病床上还在阅读，想到的仍旧是学术，还不断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不能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2013年初，人民教育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就把近两三年发表的一些文章结集，定名为《语言文字应用论集》交给了出版社。这本小书的学术基础是周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了表示对周先生的景仰与感谢，我写信给周先生请求赐序。这是我唯一一本主动请人写序的书。很快周先生就写好了序寄给了我，序里说：“苏先生以北京大学为根据地，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步步上升，学习、研究、讲学、著作，对语言文字学作出了继往开来的重大贡献。”这是对我的鞭策与鼓励，我实愧不敢当。
　　我以为回报师恩的主要方式是继承他的学术思想，并且努力把它发扬光大。这几年我在这方面也做了点滴工作。前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多卷本的《周有光文集》时，出版社要我为《文集》撰写一篇综述周先生学术成就的文章供读者参考。我撰写了《浅谈周有光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导读”的形式刊登在《周有光文集》的卷首。我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周先生是年过百岁的睿智老人，他的智慧不仅有益于今天的中国，也必将有益于今后的中国。”敬祝我的老师周有光先生快乐生活每一天。
[责任编辑:王宏泽]
http://news.gmw.cn/2014-07/27/content_12190221_2.htm
照片8张,取自光明网和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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