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项目”还是要“成果”

黄安年推荐陈平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7月26日发布

这是一篇切中要害的好文章, 笔者深有同感。多年前,我们在一起讨论学术评价体制时就谈到这些看法,然而说了还是白说,不知什么时候才真正说了不白说呢?“不过,白说还得说”（引号中是陈平原导师王瑶语）

要“项目”还是要“成果”

谈论“科研项目与学术发展”这个话题，牵涉当下中国大学的大跃进思潮、量化管理方式、学术书评缺失，以及民间学术瓦解等。前三者我近年多有谈及，相关文字见《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以及即将推出的《大学小言》（三联书店）、《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中华书局）等。最让我痛心的是第四点，即民间学术的瓦解。再过一个月，我将借最后一辑《现代中国》的出版，组织一个小型座谈会，专门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七十年代末介入《红豆》，八十年代中后期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东方纪事》，到九十年代办《学人》集刊，再到新世纪主编《现代中国》集刊，深切体会到民间学术是如何节节败退，最终溃不成军的。今天就谈其中一个小小的环节，即“科研项目”的前世今生，及其对当代中国学术的深刻影响。
先学周作人，当一回文抄公，看近十年来关于这个问题，我都说了些什么。
十年前，我撰写《学问不是评出来的》，称：“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此文初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推出的《中国书评》第一辑；有趣的是，2007年7月6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必须声明，这并非我一稿两投，而是编辑“有感而发”。
半年后，《人民日报》又刊出我的《学界中谁还能“二十年磨一剑”》，其中有这么一段：“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基本上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最后才进入人文学领域。而在我看来，最不适应这套机制的，正是人文学者。……现在的这一套管理办法，培养出一大批‘填表专家’，题目设计得很漂亮，计划也编排得很完美，主要精力和才华都用在如何把钱骗到手。你要检查吗，成果总是有的，好坏是另一回事。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如何设计项目争取经费上，至于原本需要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苦心经营的著述，反而因‘时间限制’而草草打发，实在是本末倒置。这就难怪，走进书店，大都是急就章，‘好书名’很多，好书很少。”那是在北大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关于改变奖励学术机制，注重成果而不是课题的建议，让在场的常务副校长点头称是，但又断然否定其可行性。为什么？他没说，但我能猜到，担心学校“科研经费”这一项排名会被别的大学比下去。说到底是排名的问题，无关学术研究的得与失。
又过了一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主办的“改进学术评价机制”专题研讨会上发言，题为《“学术”谁来“评价”》。此文初刊《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前几天，《北京日报》理论部编辑来联系，希望重新刊发。五年前的旧文，还有阅读效果，可见问题依旧。文中提及今天的中国大学——“钱是日渐增加了，精神却日渐萎靡。其中的关键，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欣欣向荣的民间学术，如今土崩瓦解。在支持学术方面，政府与民间各有短长，本可互相补充。可如今，民间这条腿彻底断了，只剩下政府管理部门在唱独角戏。权力、金钱以及声誉的过分集中，效果并不好。”
2011年11月8日，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演讲,题为《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此文初刊《读书》2012年2期，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文章分五节：第一，日渐冷清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文学；第二，官学与私学之兴衰起伏；第三，为何人文学“最受伤”；第四，能否拒绝“大跃进”；第五，一代人的情怀与愿望。“结语”是：“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容易适应，人文学则很受伤害。从长远看，受害最严重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人。”
 去年，我应邀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中谈中国的大学问题，其中4月9日播出的那一辑影响很大。也是批评眼下正热火朝天的项目制，顺带谈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北大不看重项目，若两位水平及著作相当的教师申请晋升职称，优先给那没有科研项目的。理由是，他没拿国家的钱，做得还跟你一样好，证明他比你优秀。很遗憾，北大没那么清高，只是对项目的要求不太严苛而已。
其实，过去十年，该说的话、能说的话、想说的话，我大都已经说了。教育的难处在于，任何一项决策，顺利推出固然不易，效果不佳想转弯或安全退出，其实更难。因为很多人已学会了这个节奏，且获得很多实际利益，不同意你改弦易辙。为政者，最忌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作为个体的学者，你我面对的，从来都不是一张白纸，即便你志存高远，也只能在已有舞台上表演，最好的状态也只是“移步变形”。否则，你就得隔岸观火，而不追求介入历史进程。我是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故只提些自认为的“合理化建议”。
 首先确立一个大思路：“项目”是为“科研”服务的，允许有“科研”而没“项目”，反对有“项目”而没“科研”。人文学者以及偏于思辨的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完全可能在没有项目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做出大学问来。评价一位学者、一个院系、一所大学的高低优劣，应该考虑“投入产出比”，不以科研经费多少论英雄。花钱不算本事，出活才是第一位的；成果优先，项目及经费靠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同专业对项目经费的要求不同，并非钱多就一定能做好，也不是没钱就没学问。国家提供项目经费，是为了帮你完成科研，完不成任务，或完成得不好，不扣钱就不错了，怎么能成为评价标准呢？不要吹你或你的学校申请了多少课题，拿了多少钱，要看到底做出多大的成果。
 第二，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薪资结构很不合理，薪水太低，奖励过多，导致很多人“不务正业”。在我看来，提高教授薪水，减少额外收入，严格经费管理，杜绝将科研经费转化为生活补贴，也就是说，把暗补变为明补，才是正途。这样一来，无论审计部门还是学者个人，都会轻松很多。目前这种年初填表格要钱，年底找发票报账，对于学者尊严及学界风气，有非常不好的影响。以读书人的聪明才智，是能够钻政策空子，游刃有余地获取个人利益的。近日科学网披露某理工科教授一篇论文挂了二十个项目，让我大开眼界。人文学的论文，我见过好些挂四五个项目的，感觉不是很舒服。这明摆着就是应付差事，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种做法，冠冕堂皇，而又名利双收，据说是得到学校默许的。可这样的项目制度，导致学者们一门心思争立项、乱报账。当“填表”与“报账”成为学者的一种重要技能，这样的学术风气当然堪忧。

  第三，目前的独尊课题，很容易导致人文学的研究模式化。看课题申请材料，明显看得出是在揣摩风气，因此一年一潮流，大批量生产，从立意到方法到表达，越来越趋同。某多次获社科基金支持的教授告诉我，申请课题很容易的，填表时记得将自己的智商及才华降一个等级，就可以得到。初听很荒谬，得了便宜还卖乖。可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因为得被诸多评委认可，那只能是稍有新意，但又循规蹈矩。过于特立独行、异想天开，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做研究的人都明白，真正创造性的成果，是经历九曲十八弯的磨练，最后关头才“柳暗花明”的。凡论证十分严密，看起来很像样的，要不纸上谈兵，不可能实现；要不就是博士论文改写，很难再有多少发展空间。这让我想起《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扮演的流水线上的工人，已经习惯成自然，见了帽子就想拿螺丝刀拧。如今是见到任何新东西，不是充满好奇心与探索精神，而是追问能否申报课题。我真想问，不申报项目，不做课题，你还读书吗？自由的阅读、独立的思考，以及兴趣盎然的研究，如今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多人不再是特立独行、意气风发的学者，而是完成课题的熟练工。
 第四，人文学的评价标准，应该是鼓励创新，不以数量取胜。人文学不同于航天工程，不一定非集合千军万马不可，有时一个人的壁立千仞、神游冥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或精神高度。如今的课题制，推崇“协同作战”，表彰 “领军人物”，很容易冷落那些习惯于千里走单骑的“独行侠”。只要看最近十几年人文学方面的大项目，都倾向于资料整理，你就明白这大趋势。可这并非好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申请项目，需编列各项预算，而人多力量大。并且，资料整理是容易出成果、见规模、显气势的。可资料整理虽很有意义，不该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标准。
 第五，也是我最想说的，希望政府特别表彰那些没拿国家经费而作出成绩的好学者。不妨就照我2008年那篇谈论“剑”是怎样“磨”成的短文的建议，若著作获大奖，凡事先没拿国家科研经费的，给予三五倍的奖励。今天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助18万，你自力更生，没拿国家经费而获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奖的，给五十万奖励行不行？到目前为止，教育部总共颁了六次奖，我得了五次，其中两次还是著作一等奖。可我所有奖金加起来，还不够一个一般项目的资助。这你就明白，为何大家都把心思放在争取项目，而不是做好科研。为了扭转学风，不妨考虑我的建议，奖励那些诚笃认真、行事低调、不喜欢开空头支票的学者。“至于学者拿这些钱做什么，只要不违反经费使用规定，都可以。因为，能有如此优异成果的学者，根本用不着催促，他/她会自己往前走。”
  我相信，三五十年后总结，或百年后回眸，这个时代最有才华、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文学者，必定不是今天台面上显赫一时的“项目英雄”。至于是谁，我不知道，但不妨借用辛弃疾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014年5月24日初稿，6月1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原刊《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23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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