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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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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提要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6月29日发布
书名：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
作者：徐国琦
出版: 五洲传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磊
设计指导: 田林
设计制作； 北京原色印象文化艺术中心
发行：五洲传播出版社
印刷：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7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99X 1194 毫米， 1/16
字数： 56000
图片: 190幅
印
ISBN： 50851145X, 9787508511450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十几万中国农民在中、法、英等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来到法国，从事最艰苦的劳动，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了战火中的法国。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华工赴法工作的情况，介绍了他们在法国的生活以及对法国的贡献，并且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角度，探讨华工赴法造成的影响。这段历史不应被忘却，值得后人进一步发掘。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作者简介
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美国Kalamazoo College历史系讲座副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s，1895-2008，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Identityand Intemational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美国外交政策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目前正从事《文明的交融：一战华工与中国的国际化》一书的研究和写作。
目录
序/吴建民前言1.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2.“以工代兵”战略的出笼和法国招工团3.英国招工团4.华工数字问题5.华工在法国的生活
显示全部信息一段值得发掘的历史
徐国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撰写了《(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一书。作者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万华工赴法工作的情况，介绍了他们在法国的生活以及华工对法国的贡献，并且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角度，探讨华工赴法造成的影响。徐先生的这项工作是值得赞许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一段不仅不应被忘却，而且很值得进一步发掘的历史。
1914年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人觉得，欧洲人打仗，离自己很远，且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没有必要参加这个战争。因此，大战开始后，中国宣布中立。然而，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极为残酷、血腥的战争，打了两年之后，交战双方损失惨重，法国、英国劳动力严重匮乏。于是，他们就找了中国人，提出希望中国能派劳工赴欧洲。而在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积极推动政府派出劳工，希望借此参战并争取在战后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最终决定派劳工赴欧洲。14万华工在法国从事最艰苦的劳动，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冒着生命危险，前赴后继，支援了战火中的法国。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大约有2万人死在法国。
2002年春天，我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与旅法的华人、华侨社团的领导人和法国官方的代表赴法国北部华工墓地扫墓，慰藉长眠在法国的华工。华人华侨扶老携幼，700多人出席了这场活动，场面是很感人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总理若斯潘分别为这次扫墓活动致函，深切悼念这批为法兰西捐躯的中国人。我在扫墓之后在墓地里走了一圈。令人欣慰的是，墓地维护得很好，绿草茵茵，一排排整齐的白色大理石的墓碑，好像代表着故去的亡灵，在春日的阳光下接受来自祖国亲人的缅怀和悼念。许多墓碑上镌刻着死者的名字，和“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流芳百世”等豪言壮语。但同时我也看到许多墓碑上没有名字，只有阿拉伯数字的号码。我不禁一阵心酸，怎么名字都没有，只剩下号码了，号码使我想起了囚犯我在扫墓后还会见了华工的后代，从他们长相上看，中国人的特征已经不多了。但他们在与我交谈中，都以自己有中国血统为荣，强调法国入不应当忘记华工赴法参战的这一段历史。
十几万华工赴欧这段历史不应该被淡忘，因为这对于中国后来的走向有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读一读中国的现代史就会看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这79年当中，中国的主导思潮是向西方学习。中国这样一个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领先了上千年的国家，在鸦片战争后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人痛定思痛，认识到自己落后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西方学习，赶上去。但是，中国的主导思潮后来发生了变化，转折点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1919年初，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慷慨陈词，要求收复山东半岛。因为战前山东半岛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现在德国被打败了，中国派劳工参加战争，属于战胜国，收复山东半岛理所当然。然而，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巨头正式通知中国代表，决定山东半岛不归还中国，给日本。消息传来，中国人愤怒了，中国人感到上了当，受了骗，“老师欺负学生太过分了!”于是北京学生走上街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学西方的道路行不通了，从此．中国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国人走上这条道路是被逼出来的!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华工赴欧，没有巴黎和中国人受辱拒签《(凡尔赛和约)》．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人的彻底觉醒。徐国琦先生将这段历史发掘出来，展现在世入面前，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起来革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的中国。
华工赴欧这段历史不应该被淡忘，因为这是中法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在法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支持了法国。这种支持是真诚的．不计代价的，不索取回报的。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华工都回到了祖国，战争给他们心灵上所造成的创伤是严重的。我曾经见过华工的后代，他们对我讲，他们的父辈在若干年后．谈起在法国的经历时．对于战争的恐怖还久久不能忘怀。有少数华工留在了法国，2002年初我到法国西部滨海城市拉罗谢尔访问的时候，该市的市长向我介绍了该市最年长的市民——一位106岁的华工，名叫朱桂生。他在当地备受尊敬，娶了一位法国人为妻，妻子已经去世，是他的女儿陪他来见我的。朱桂生是江苏溧阳人见了我很高兴．对我说：“年纪太大了，回不了国了!”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无限的遗憾和悲伤。
华工对法国的贡献是中法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希拉克总统说：“任何入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的、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国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国的领土、理念和自由。”1998年，法国政府在华人、华侨社团的强烈要求下，在巴黎1 3区中国城内竖起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写着：“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
华工赴欧的这段历史不应该被淡忘，因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部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入走向世界大体上是两部分人。第一部分是留学生。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这是一批10～16岁的幼童。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些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士，诸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的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嗣后，中国先后出现了派遣留学生留日、留法的热潮，以及20世纪40年代两次留美的热潮。这些可以算作中国人近代以来留学海外的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留苏、留东欧国家的浪潮。第三次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向国外大批派遣留学生。第三次浪潮的规模之大，派往国家之多，是前两次浪潮所无法比拟的。第三次留学浪潮现在还远没有结束，并将继续发展和向前推进。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留学浪潮对中国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次浪潮中涌现出大批推翻满清政府．推翻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第二次浪潮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浪潮已经和正在为中国现代化培养着中坚力量。
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另一部分人则是劳工。中国劳工大批赴海外可能要从19世纪中叶华工赴美参加修建东起内布拉斯加、西迄加利福尼亚西海岸，横贯美洲大陆的大铁路算起。据美方统计，从1865年到1869年，大约有14000多名华工参加这条大铁路的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全长1800英里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地势复杂，要通过海拔二三千米的山区；冬夏两季温差很大，冬天常有暴风雪袭击，这些最艰苦的路段是由华工完成的。此后，加拿大在19世纪末修建一条横贯东西、穿过落基山的铁路时也有大批的华工参加。此外．巴拿马铁路和运河的修建也有大批的华工参加，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就要算在一战期间，十几万华工赴欧。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究竟有多少华工走向世界，没有确切的统计，粗略地估算可能有几十万之多。他们这些人是作为苦力赴欧洲、美洲和拉丁美洲的。他们被人瞧不起，受到种种歧视，但是他们往往是承担工程最艰苦的部分，干得很出色。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说美国和加拿大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如果没有华工参加，工程不可能提前完成。劳工中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当地，成为早期的华侨。中国劳工走向世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但是外国人开始注意这一段历史。不久前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碰到秘鲁前外长，他就写了一本关于华工的书。他对我说：“我对当时我们的政府如此歧视和虐待华工感到耻辱。然而，尽管如此，华工在参加各项工作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勤劳、苦干和不畏艰险的品质却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工在当地留下来后一般都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留学生与华工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留学生一般属于社会精英阶层，而华工则属于社会底层。不管精英阶层也好，还是中国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也好，他们都是中国入，都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在走向世界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文化带向世界，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华人、华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们同国内保持着联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回过头来也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发展。
21世纪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大批外国人来到中国的世纪。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中国累计出国人数加在一起不过28万，然而，仅2006年一年，中国出国人数就高达3400多万，外国入到中国的有2200万。这么大规模的交流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再往前看，这种双向交流才刚刚开始。研究中国入过去是如何走向世界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课题。更好地认识过去，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中华文化、认识中西文化交流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必将对21世纪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大有帮助。徐国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的国际化．我衷心希望他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1914年夏，人类历史上一场所谓的“大战争”(Great War)在欧洲打响。当这场美国人在自己参战后称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the war to end all wars)的炮声在1918年11月11日11时终于沉寂时，已有约200万美国人先后奔赴战场。其中5万余人捐躯，20万人受伤。然而，美国只是36个卷入战火的国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中，全世界共有6500万军人参加作战。以几个主要参战国而言，每三个年龄在03-30岁之间的法国男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战火，年龄在15-49岁之间的法国男人死亡率达13.3% ；英国军人死逾72万，伤160万，死亡率在15-49岁男人中达6.3%以上；德国死200万，伤420万。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总人数高达900万，每8个士兵中至少有1人阵亡。在四年多的战争中，平均每天的士兵死亡人数为6046人。此外，仅到1917年底，一战战俘就达350万。这场战争还造成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的瓦解，英、法老牌大国亦随之衰落，而美国、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开始异军突起。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从何种角度上说，这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血与火的残酷考验。
在这场决定西方文明生死的大战之紧要关头，十几万中国农民在中、法、英等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来到法国，为英、法的生存，为西方文明的存亡，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丁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一幅壮丽图画。虽然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主要动机是谋生，但他们用自己的血与汗甚至宝贵的生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并通过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中国观，从而进一步为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国际社会，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然而，标示着东西方文明交流辉煌一幕的这段往事，似乎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在世界史、中国史、世界军事史乃至中外文明交流史中，很少提到一战华工。在众多捐躯欧洲的一战华工墓碑上，大多刻有下列四个成语中的一个：“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流芳百世”。的确，他们在欧战的前线或后方，固然“勇往直前”、“鞠躬尽瘁 ”、“虽死犹生”，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流芳百世”，而是被人类集体遗忘了。他们的祖国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一批特殊的农民，更不用说表彰他们了。国际学术界对一战华工的系统研究，也大致尚付阙如。相关国家政府对一战华工贡献的承认，更是姗姗来迟。迟至1998年，法国政府才在巴黎13区中国城内树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影视导演奥列维．纪顿(d'Olivier Guiton)鉴于法国人民对这一中法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几乎忘却，拍摄了近一个小时的记录片《一战中的14万中国人》(140000 Chinois pour la Grande Guerre)，向法国人民介绍一战华工及其历史贡献。该片的重要价值在于采访了一些定居法国的华工后代，通过他们的讲述，展现了当年一战华工及其后代融入法国社会的故事。通过这部记录片，一般法国民众才意识到一群中国农民曾参与创造法国历史的杰出贡献。
当华工同法国人民、英美军队一起，在法国以不同的方式同德国军队浴血奋战时，这些华工不但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被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叫做“苦力”(coolies)，蔑称为“中国佬”(Chinamen，Chinks)。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外相贝尔福(ArthurBalfour)声称一战期间中国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末死一个人”。这是明显违背历史事实之论。一战期间中国为英、法两国提供了14万精壮青年华工。这实际上间接为英、法提供了14万大兵，因为有这些人驶赴欧洲大陆，才让英、法腾出至少14 万自己人走上战场。更须一提的是，这些华工至少有约3000人或在赴欧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或捐躯欧洲．血染沙场。本书的目的就是向中国人及使用过华工服务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以及世界一切关注人类文明进程的人们，介绍这一群中国人如何用他们的“苦”和“力”参与东西方文明的重建，重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就是在中国，他们也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传奇。他们的命运，甚至他们的生命，同中国及世界前途息息相关。因此，要完整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必须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与世界格局谈起。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公元1895年是中国及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大清帝国被日本打败，古老的中国文明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下奄奄一息。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倚仗船坚炮利逼迫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中国人直到败于日本之手，才终于从“四千年一大梦”中惊醒。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先进中国人，开始思索中国何以衰败到此种境地，如何可以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换言之，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大规模思考中国国家认同及其国际地位的转折点。
从甲午战争到一战在欧洲爆发这2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世界观等多方面均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彻底失效，认识到坐井观天只能将中国进一步推人深渊。他们以“穷则变，变则通”的心态，寻找救国之道及新的国家认同。救亡图存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向西方学习，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一时成为部分中国精英阶层心目中的救世良方。
他们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主张西体西用，主张放弃落伍的“朝贡 ”制度，建立现代外交体系；主张放弃儒家文化，彻底向西方学习，打破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德、赛”( 即民主和科学)二先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从农历到西历的转交，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的转变，从“不谈国事”到人人竞谈时务的转变。在变革的洪流之下，执掌中国意识形态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似乎毫无招架之力，从秦朝开始实行的专制制度也霎时瓦解。1912年，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吐故纳新和寻求与世界接轨的时代。
在我们进一步研究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对一战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中国的国际化(intetnationalization)。本书所谓的中国“国际化”，实指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但有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及国际体系的动力及意愿，而且主动采取各种手段、方式及政策进一步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多层次的接触及交流。中国的国际化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地位严重关注的结果，一战的爆发则为其注入了一针强烈的催化剂。一战时期的中国固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政治上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国际上地位低微、处处受人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恰有春秋战国时期之特征，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上一大批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竞相走上历史舞台，为中国的复兴及国际化献计献策，身体力行。换句话说，一战时期的中国颇有些像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中所写：“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拥有一切，我们好像又一无所有。我们会直接进入天堂，我们也可能进入地狱。”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矢志变革、立意维新成为自甲午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精神动力。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充满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识的一代新人，取代汲汲于“圣贤之书”的举人、进士，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8-1940)、梁士诒(1869- 1933)、李石曾(188l-1973)、晏阳初(1890-1990)、顾维钧(1888-1985)、王宠惠(1881-1958)、陈锦涛(1870-1939)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立志要一扫中国落后、贫弱之形象，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并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认同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积极主动、充满创新意识的中国外交新思维问世。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正是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无实力可凭，才使梁士诒、顾维钧等利用一战的爆发，书写了一曲绝妙的外交乐章。长期以来，治北洋史的人大都认为弱国无外交。殊不知，只有弱国才懂得外交的重要，因为外交与它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对弱国而言，外交是它们在国际环境中赖以求生的唯一法宝。相反，倒是对大国、强国来说，外交的重要性则略逊一筹，因为它们有实力作后盾。大革命后的法国在著名外交家塔列朗(Chat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的精心策划下，虽战败却能够出席维也纳会议，未蒙受重大损失，甚而继续跻身强国之列，此乃弱国外交的经典案例。在北洋时期的中国，胸怀韬略的一代外交家、政治家及许多“外交政策群体”成员所依赖的是他们的胆识、学养及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与民心。一战的爆发为他们施展才华、推动中国国际化提供了历史契机。
不过这一时期的最大转变可能还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主义同国际主义的兼收并蓄以及“外交政策群体”(foreign policy public)的形成。
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固然是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色，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但此民族主义决非排他性的、狭隘的，而是建立在中国人希望加入国际社会作为平等一员的强烈愿望的基石之上，是中国重新定位自己及世界之思考的结晶。换言之，一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化的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tnationalism)，是建立在“世界主义”之上的 “国家主义”。用近代集政论家、学者及政治家头衔于一身的杨度(1875- 1931)的词汇来说，就是“世界的国家主义”。所谓“外交政策群体”，是指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他们因对国事的关心，从而对国际事务及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产生超乎寻常的密切关注和关心。虽然他们的绝对人数并不是太多，但能量很大，颇有一个松散的团体之势，这里姑且称之为“外交政策群体”。这一群体大致包括言论精英如梁启超(1873-1929)、外交才俊如顾维钧等及部分工商业人士，一大批能够阅读的知识分子思考群，以及那些因环境、职业等因素迫使，在某些地区居住或从事某些职业而对有些重大外交事件及国际事务表示强烈关注的人群。一战期间，中国的这一“外交政策群体”已臻成熟。他们利用参与决策和控制舆论的优势，利用国人对时务普遍关注的背景，指点江山，以文字、决策、罢工、抵制洋货等多种形式影响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群体”构成一战期间影响中国外交及中国国际化的重要有生力量。一战期间的在法华工，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这一外交政策群体所关注的重要对象。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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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院举办“大战争与大觉悟：中国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讲座
2014-05-09历史学院
5月7日下午，应历史学院邀请，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琦教授，在文科楼507室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以“大战争与大觉悟：中国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主题的讲座。讲座由我院梁占军教授主持。
徐国琦教授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密西根州Kalamazoo College历史系讲座副教授，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1991年来美前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199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后获聘美国Kalamazoo College讲座教席。2008—2009年为哈佛大学瑞德克利夫高级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s，1895-2008，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mational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美国外交政策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
徐国琦的演讲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的种种外交努力等各种行动为中心，重现了一战前后一流的中国人充分利用一战带来的“危机”，努力规避风险，把握机遇，力图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不平等地位。徐教授重点介绍了梁士诒、顾维钧等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们的聪明才智。他指出，正是梁士诒等借一战之机提出“以工代兵”的策略，推动了英法等欧洲国家接受中国对德宣战。这一策略的直接结果便是，前后共计十四万人的华工出国，到达法国等欧洲战场帮助协约国作战。徐教授通过一幅幅真实的图片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华工出国作战的历史场景，指出他们不仅为协约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认为正是他们的功绩为中国参与一战提供了直接的契机，为中国战后努力改变自身地位提供了机遇。
演讲结束后，我院师生进行了踊跃发言和提问。徐国琦教授针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热情而详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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