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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墓前的子贡
推荐金宏达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6月27日发布
金宏达先生和王富仁一起,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他也是文革开始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见证人之一,文中所提讨孔、砸孔之举就发生在北师大的JGS战斗队,今天很少人提到它,好像是头上长着的癞疮疤,但是作为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子们可不该忘记,并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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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宏达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6月25日 03 版)
我几乎是抢在刚开门的时刻进入了孔林。
我几乎是抢在刚开门的时刻进入了孔林。
曲阜的“三孔”(孔庙、孔府、孔林),我偏爱孔林,以为就像《诗经》的“风、雅、颂”,孔林更类似于“风”,那二者则是一大篇“雅”与“颂”。
孔林中最受人瞩目处,当然是孔子墓。此刻,除我之外,墓地尚无他人,晨光投射在明暗有致的林叶间,雀鸟的鸣啭声此起彼伏,巨碑后面的“马鬣封”,依然沉厚而安宁。朱红色的三座驻跸亭,封存着昔日帝王们沉沉梦境,而一旁子贡的庐墓处,令人遐想,仿佛这位被孔子誉为“瑚琏之器”的弟子犹在其间,随时会出来回应你的探询。
子贡是孔门弟子、贤人中,颇受称道,又使人感兴趣的人物。单说他筑庐墓前,六年守丧,就令人感回不已。众弟子守丧三年毕,“相诀而去”,唯有他又守三年。六年的岁月,何其漫长,子贡先生要在不胜哀戚的心情中默默度过,而且是在遍地坟冢,一片愁云惨雾的野地里,该是多么不易!此事的文献记载,我总以为或已羼入一些传说的成分,古时候的儒者在张扬其主张时不免会夸张,甚至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我想较有可能的是,老师去世之时,子贡正在外地搞经贸,无奈交通不便,待到赶回来,已晚了许多时日,师兄弟们“相诀而去”之际,他自然要表示再留一段,大家亦皆认为合情合理,否则,这个站在“道德高地”上“扬名”的好事,为什么让你一人独做?
子贡对老师委实也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伴随孔子左右多年,他得到老师的指教和夸奖不少。孔子的学生中,子贡因为善于理财,低买高卖,“臆则屡中”,斩获甚多,算是一位“土豪”级人物。有一种说法,老先生办学,周游,是得到子贡给予的经费支持的。子贡又是一位折冲樽俎的外交“达人”,“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路仲尼弟子列传》),连国君都要与他“分庭抗礼”,其能力受人敬重如此。正当孔子困于陈、蔡,几乎遭灭顶之灾时,是他搬来楚国的救兵,方才转危为安。在某种程度上,当时他要比孔子更吃得开,有人说他贤于孔子,他则坚决否认,无论人前人后,都极力称颂孔子的德行与学问,甚至比之为“江河”、“泰山”与“日月”,“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简直有“大树特树”之嫌。而面对别人的质疑,他很坦然地说,“使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于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韩诗外传》)总而言之,在他看来,孔子犹如泰山一般巍然存在,你说他好也罢,不说他好也罢,他都在那里。尽管如此,有人还是认为,孔子学说“得执而益彰”,其地位和影响之所以与日俱增,与子贡竭力所做的“品牌推广”,实非常有关。
我也曾是质疑派中之一员,但再读一些文献记载,仔细想想,也还颇为子贡的真诚打动。江河啊,泰山啊,日月啊,各人所见不同,姑置不论;追随孔子多年的子贡所看到的一幅真实图景却是——“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类,百官之富。”(《论语 子张》)仅就到达这个“数仞宫墙”而言,也很不易。据说他师事孔子头一年,还自认为自己比老师强;第二年,就有些变化了,觉得孔子与自己差不多;到第三年,认识遂有颠覆性改变,知道孔子确实了不起,不能不拜服。学生之尊崇和欣戴老师,当不能只因师生名分一端,子贡对孔子的态度,看上去还算理性。
不过,有一个故事的细节,让我一度不得释怀。那一次,陈、蔡绝粮,颜回讨回米来煮饭,饭快熟时,孔子看见颜回用手抓锅里的饭吃,装作未看见,开饭时故意说:“刚梦见我的先人,我自己先吃干净的饭,然后才给他们吃。”颜回立即意识到老师意有所指,回答道:“不是那样的,刚刚炭灰飘进锅里,弄脏了米饭,丢掉又不好,我就拣出来吃了。”孔子误会了颜回,很后悔。我看到另一版本是,颜回拣饭粒吃,恰被子贡瞅见,子贡遂报告孔子,孔子不高兴了,讥刺了颜回一顿。如果后者为真,子贡先生就涉嫌“离间”,于他的形象似颇为不妙。然而,在一大堆弟子之间,相互叽叽咕咕,大约也难免,子贡虽为孔子所赏识,却不如颜回更为孔子激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老师对颜回这评语说得何其倾情!子贡或有一点妒意,此种人性弱点亦无足深怪。话又说回来,子贡所见,与孔子所见,实情为一,孔子承认“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吕氏春秋》),子贡之误,也仅此而已,倘若颜回真的偷饭吃,子贡报告老师,意在维护老师,又何咎之有!
孔子弟子三千,贤人就有七十多,至今能近距离相伴孔子之墓,受后世无数人拜谒者,唯子贡一人。就俗世名利而言,子贡实在是大赚,若非守墓之举,即使他官做得很大,钱赚得再多,也早已灰飞烟灭,断无如此荣显。或有人以为这正是子贡处世精明过人之处,不过,弘扬师道,除了真情,即便是多少有意经营,其眼光、见识和毅力,也令人佩服。孔子虽做过一段时间鲁国的官,下台之后,并无“组织部门”明示保留何种“待遇”,丧事的哀荣与官本位不挂钩,子贡和同学们能把老师的丧事办得如此隆重,使师道获得旷世未有的光大——到头来,孔子墓前不是他家人的庐墓,而是一位学生的庐墓,这在天地之间,真是别有境界。
孔子后来的地位,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是被权势者当做“敲门砖”,抬上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与权势和政治捆绑一起,并非好运,倒是厄运的开头。文革期间,蜂拥而来“讨孔”的人,竟然动用炸药,轰开“马鬣封”,必欲戮孔子之尸而后快。讽刺的是,那位“带头大姐”,竟然是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的学子,她率领一帮学子,砸了孔庙,又来掘孔子墓——那个疯狂的年代,师道竟然遭此斫丧,这也是子贡万万没有想到的。又据说,当年炸药轰开处,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一无所见。此事至今也还是一个谜,这位先师的遗骸究竟去了何处?若说孔子并未葬于斯,前后共计六年寒暑,难道子贡先生看守的只是一个假墓?现今已经有人在用DNA介入古人血缘关系的考证,也许日后会给我们一个近于科学的结论吧。不过,子贡庐墓相伴孔子之墓,即便说是一个“创意”吧,也是一个绝好的“创意”,它除了向世人确证孔子作为一位深受学生敬仰的老师身份之外,也将一则有关师道的美谈长留于世间。子贡远道携来的“楷树”,至今还有遗迹,留给人们瞻仰。据说当地人读“楷”为“皆”,喻皆应效仿之意。千载之下,尊师的传统绵延不绝,子贡“行为世范”,当与有力焉。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4-06/25/nw.D110000zhdsb_20140625_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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