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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中外史学于一体的课程新体系——读《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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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中外史学于一体的课程新体系——读《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
黄安年文 2007年2月23日
今年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名师齐思和先生诞辰100周年，这两天我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学习齐文颖先生寄来的她父亲1936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讲的《史学概论讲义》，这本讲义是2007年1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名师讲义”系列之一，70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的《史学概论》课程讲义的正式出版,不仅是对于我国著名史学家齐思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最好纪念,也是我国《史学概论》课程建设的一件大事,因为它开创了融中外史学于一体的《史学概论》课程新体系,弘扬了我国史学传统教育教学的学术遗产。
（一）
打开书的扉页，上面写着“齐思和（1907-1981）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30年代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留美归国后曾执教于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先生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名师。”[1]封底写道：“齐思和先生历史学造诣基础深厚，中西兼通，开创了将中外史学融为一体的史学概论课程的新体系，使学生们从入学一开始，便得到中国史与外国史的学习门径。”季羡林先生在为丛书所写的《序》中写道：“这些位名师，都是20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不甚被人注意保存，极有流失之虞。据我看，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今天常常听到‘抢救文化遗产’之类的呼声。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我认为，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把它们成批整理出版，嘉惠学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些“不甚被人注意”的学术遗产得以保存至今并绝非易事，要整理好这些学术遗产并出版面世也属不易。齐思和先生1931年以优异成绩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随即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历史系深造，主修美国史、兼修世界史，1935年获博士学位，为燕园第一位哈佛博士。同年回国，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历史系兼课。现在出版的《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就是1936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史学概论》课程时的原始讲义。
我的同行和老友齐文颖教授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寻找他父亲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授美国史和史学概论讲义的下落，她曾试图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北师大图书馆、师大校友会寻找齐先生的原始讲义，但一直没有发现。工夫不负有心人，大约两年前她终于在北京大学找到了这份70年前珍贵的史学概论原始讲义。
齐文颖教授在《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后记》中写道：“《史学概论》是齐思和于1935年留学归来，首先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的同名课程的原始讲义，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此课程同时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课程开设后，引起了北京学术界的关注。著名刊物《食货》称：‘齐思和先生在美国饱学史学方法归来，现在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讲史学概论等课……如今他摘出他的史学概论一部分,供我们发表。（原载《食货》第四卷，第三期，编者的话，1936年7月’。” 她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父亲学成回国之后，就任北师大历史系的教授，父亲为什么去北师大呢，他说：‘我一直在私立学校学习，我想到国立学校去教书，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父亲带回来的是一个新的学科，听父亲说当时在美国真正学美国史的包括他在内就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位是皮明举先生，后来一直在湖南，是清代大学者皮锡瑞的后代。当时父亲除了在北师大专职任教之外，还在北大、清华和燕京同时兼课。父亲在北大开的是史学理论和世界现代史，最近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名师讲义，让我编父亲的讲义，我就又在家里找了一通，经过了多少次劫难，父亲的手稿所余不多，幸好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父亲1936年在北师大开的史学概论讲稿，后来又找出来一份1957年在北大历史系开的“历史古籍选读”讲稿中的一章，交给了出版社。”[2]
（二）
《史学概论讲义》共分八章十七节[3]，讲义全文共七万字左右。齐思和先生的《史学概论讲义》开创了融中外史学于一体的新课程体系。一门学科或课程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可以从是否有新的观点、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结构框架来考察，从这几方面来考察，它的创新精神是无可置疑的。齐先生充分运用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新方法，既研究中国的也研究外国的，从而形成了“比较史学”的学术特点。齐文颖教授在《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后记》中写道：“‘《史学概论》’一课在齐思和先生开设此课之前，早已开设多年。过去此课是只讲中国内容，不谈外国。院校也有开设外国史学介绍的，多半是由外国教授讲授，既不联系中国实际，也脱离学生的水平与需要，选课人数寥寥。齐思和先生‘史学概论’一课，结合了他历史学造诣基础深厚、中西兼通的特点，站在时代的颠峰。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中外史学融为一体的‘《史学概论》’课程新体系，使学生们从入学一开始，便得到中国史与外国史的学习门径，为日后的学习与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础，因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先生中外史学融为一体的史学方法论述贯穿于《史学概论讲义》的各个部分。在第一章“历史之意义与范围”的论述中齐先生说：“史一名词，在中文中，实含三义：一作史之人，二事迹之本身，三事迹之记载。”“此三义不易分辨，而后二者，尤易混淆。”“事迹之本身与研究之对象二义，前者较为新起。古人不知事与人虽无人为之记载，其本身仍是历史。故其所谓之史，恒专指文字上之研究与记载，而非指研究与记载之对象。此则不惟在中国，即在西洋亦莫不然也。”（《史学概论讲义》第2页，下同）先生在这一章的讲义中不仅大量引述中国史学家的学术观点，而且言简意赅地引述了恩哈、法人拉孔布（Lacombe）、费教授（Professor Bidney B. Fay）、英史学家（Flint, Robert）、英史学家傅瑞门（Frceman）、克莱顿（Creighton）、德人希洛（Schiller）、英史学家格林（J.R.Green）、德国史家兰波提（Larmprecht）、法人薄（HenriBerr）、政治史家阮克(Ranke)、美历史学家斯来生格（Srhlcsinger）等十多位的史学见解。先生评论说：“不惟吾国旧日史家，于史之范围之划分往往失之过窄也，即西方旧日史家，亦恒如是。”（第8页）“旧日史家于历史之范围之认识，皆仅包括人类社会进化之一方面，而非其全体。自今日观之，吾人此等记载，非惟能了解人类进化之过程，现代文化之由来，即旧日所认为其著作之目的，亦难作到。如旧日之史籍，几尽集中于政事之记述。其内容除政局之兴衰，和战之迭兴外，几无他事。”（第9页）
先生在第一章结尾时表达了他的与时俱进的观点：“现今以史学方法之发达，各辅助科学之昌明，于夫新史料之发现，吾人对客观的史的认识，已远非古人之所能及。如近人对于希腊及埃及史之知识，以远在希腊人埃及人之上。而吾人于中国上古之知识，已非司马迁之所能及。惟其然也，故史学发达愈速，则史学著作之寿命愈短。昔之所认为权威者，今已陈旧不堪，今之权威，不数年将又入于史学范围之内。是故在西洋，大战前之史籍，今且大半皆不能应用，吾国如以后史学发达，自亦应有此现象。”（第15页）
先生在第二章“史之目的及其意义”中进行了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先生论述道：“以纪传体为正史，殆吾国之特殊现象。西人于史学之义意，就其体裁言之，极为狭窄。彼所史者，谨指纪事本末体而言。传记则名之为Biography，纪年则名之为Chronicle，初不以史名之也。然如以人物为中心，以褒贬为目的，自以纪传体为便。西方名著之有似于此者，以普鲁达之英雄传为最著名。”（第20页）“与中国正史只论赞，殆无甚区别也。普氏之书。严格言之，虽不得谓之史，然史家之师其意者，殆不知若干焉。”（第21页）
先生认为“劝戒之外，古人之修史又有一大目标焉，则所谓资鉴是也。唐太宗云：‘以古为鉴。可以知今。’西人亦谓‘历史为以实例为教训之哲学’。以古代之盛衰成败，为今人之实鉴，乃新史史学未兴前史家之普通思想也。”（第22页）“此不独中国为然也，西洋旧日之史家，其笃信史的借鉴作用，殆吾人为尤甚。史既多为帝王或贵族而作，故其书舍政事外，几无他事，其于史观念之狭，殆较资治通鉴，有过之无不及焉。且在吾国纪年之外，尚有纪传以辅之，故政治家之外，其他各界伟人俊士，尚能于史中得一席地，而西洋史例则纯以本末为主，故其内容益为偏狭的政治史焉。此种风气自最初而已然。……直至最近,西方之旧式史家,犹专偏于政治之记载。”（第22-23页）“西洋旧式史家之集中精力于极狭窄的政事，亦以历史乃政客之教科书也。在西洋平民之学习历史，乃最近之事也。”（第24页）
先生在第三章《历史之科学观及其在科学中之地位》中运用中外史学的比较，浅显而富有创意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左丘明司马迁到章学诚，从西洋的“史神”和修昔的底斯、李维、喀莱尔的著作，可以看出“历史原为文学之一枝”，“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洋史家考订方法，渐趋严密。实事求是，不夹杂主观情感。于是史家之治学态度，渐于自然科学家者相吻合，而历史为科学之呼声遂起。至博汉穆网络群言,著史学方法教科书(Earrst Becheim, Lehrluch der histori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ets Philosophie, 1889),拉孔布折中众说为历史之科学观(P. Lacombe De L’ Histoire Considerie Comme Science, 1894),科学历史运动,声势益雄。然历史究竟是否为科学，乃学者间争辩不已之问题。以历史为科学者固大有人在；而反对此论者亦不在少数，尤以史学以外之人为多。”（第37页）先生分析了自然科学家对史学方法的批评后说，所举自然科学的优势，“非各自然科学俱有此优势也”，史家之目的为真实，舍此更无其他目的，与自然科学者初无二致。他援引史学家汤姆氏的观点后说：“汤姆氏曰：‘科学不过一种治学态度，非仅指某种特殊之事实之研究而言也。科学非仅指某种特殊之研究方法，不过一笃实的批评的思想，非非有证据，不为结论也。’（Introduction to Science, p.57），据此言之，则历史自为科学无疑。”（第43页）
在论述“历史是否为一艺术”一节中，先生精辟地阐述了历史与艺术的关系：“自历史成为科学，即与文学分离，不得复混为一谈。文学之主旨在欣赏，而科学的目的为研究，文学的态度为主观的，而科学家之态度，则为客观的。文学发挥情感，而科学家则注重事实。故小说家可想象其事实，而史家则须以极严谨之态度，采择其同时之史料，而摒弃其余也。历史与文学之别，已可以了然矣。历史虽非文学，然史家不可不注意其文辞。史家欲将其研究结果，公之于当世，传之于来叶，最低限度，须于其本国之文字有运用之能力。易言之，史家最低限度，亦须能写明白通顺之文字，庶使读者易于领悟，不致误会其用意。若能事实精确，文词鬯美，使读者开卷神怡，披诵无倦，则尤史家之所汲汲以求者矣。”“史家之当重其发表能力，固与其他科学无别。而史家以其所研究对象之复杂变幻，难于描摹，尤须要相当之文章技术，因之史家于文法学、修辞学之训练，益不可忽略。若就此方面言之，则历史又兼有艺术性也。是故现今学者，多主张历史有科学与艺术两方面。”（第46-47页）这些见地迄今对于历史教育、教学和研究、宣传工作者均有启迪意义。
在第三章“历史在科学中之地位”一节中，先生通过分析各个学科的关系，突出强调了“历史在科学中之地位，亦极显然矣”（第50页）。
在第四章“历史之相关科学与辅助科学”中，先生认为：“以历史范围之大，牵涉之广，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尤切，直接间接，几与其他科学皆有关系。故严格言之，所有其他一切学问，皆不得不目之为历史之相关科学。”他着重提出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地理学四门学科。在讨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联系与区别时，先生说：“历史与社会学之最大区别在其所研究者，一为个别事实，一为普遍法则。历史之目的，在研究与解释某时某地所发生之具体事实；而社会学之目的则在寻求超乎空间时间之关于人类社会之普遍的法则。易言之，历史探讨事实之真像及事物之由来，而社会学则控制社会之普遍的原理。二学之区别，大略如是，至其关系，则极为密切。社会家之探索原理，须凭藉事实，而此事实之最大部分，须仰给于史家之研究，史家之解释史事须明社会演变之原理，而此种原理可参考于社会学之探索。二学之相需也如此。”（第52-53页）在讨论历史与政治、历史与经济、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时，先生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英国经济史学派、法国环境地理学派等西方史学流派的最新成果。
在讨论“历史之辅助科学”一节时，先生提出了“普通历史研究所不可少之工具知识，择要列举，加以说明，以引起研究者之注意。”这里包括语言小学、考古学、目录学、年代学。先生极富远见地认为：“时至今日，学术之研究，已不限于一国，亦不限于一洲，已成为国际事业。因之所有问题，往往举世学者同时研究。故研究一问题，不参考外人之著作，以属不可能，此不惟研究外国史为然，即研究国史亦如此。”“在西文中，英文以其用者最多，通行区域最广，自属最要。”学者于英文“至少须有自由阅读之能力。苟能如是，可持之为西学之锁钥，终身受用无穷矣”，“兼通英文日文，于日常阅诵外国者之著作，大略可敷应用矣。”（第59页）今天读来，依然使历史研究者受益匪浅。在探讨目录学时先生不仅说明了我国目录学的演变，而且强调指出：“居今日而言学，不惟须能利用本国图籍，且须能应用外人著作。故外国图书目录之体例，不可不加研究，然后始能翻检外国目录，搜集外国资料。西洋目录学入门书籍，以Henry B.Van, Bibliography Practical Enumerative Historical(New York,1928)一书最为简便。至其史部目录，则以法人隆格拉（C. V. Langlois）Manul de Bibliographic Histsrique( 2 Vols. Paris, 1910-1904)最负盛名。 ”（第62-63页）讲义详尽地介绍了我国和西洋的年代学工具，并且指出“档案学、印鉴学、服章学、谱牒学，皆西洋史家所认为不可缺少之工具知识。”（第65页）
先生讲义第五章“历史之体裁”，详尽评述了中国旧史之体裁，指出“吾国古代有组织之真正史书，其存于今者，当以春秋为最古。”（第69页），讲义对《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均有评论，认为“史记一出，吾国历史遂有固定之体裁”。（第74页），对于本纪、世家本纪、列传本纪、世家编年、表、书志等体裁均逐一评估，指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体为吾国旧史学之三种重要体裁，各有长短，在昔要皆曾适庇一种理想之需要，今日吾人对于历史之要求，既与昔人大不相同，今后修史，自非改弦更时不可。”（第83-84页）
在“西洋史之体裁”一节中，讲义介绍了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和近世西洋史学流派，并与我国古史体裁比较，得出结论说：“吾国旧日纪传编年本末三体，既已不合今日之需要；而吾人于史之新观念，又多得自西洋，则改弦更时，非采用西洋史体裁不可矣。体裁非空言可以描摹，学者最好于西洋史名著如吉本之罗马衰亡史（Gibbo’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e） ，阮克之教皇史 (Ranke’s History of Popes)，来克之十八实际英国史（Lecky’s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等书，细审穿插事实，部勒资料之方法，庶于西洋历史之体裁，有较亲切之认识，将来著作时得极好之模范矣。”（第88页）
先生讲义第六章“历史之分类”评估了旧日分类法，批评倍根“分类法，亦专依史籍之体裁，非惟其失与中国旧日之分类法同，且尚不及中国旧日分类法之细密，盖亦以其所凭藉者较少也。”（第94页），讲义详细介绍了杜威氏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所用的分类法、美国史学会编制的史部书目，评述了各自的优劣。（第94-100页）
先生讲义第七章“史料论”依据中外史料提出了“史料者何？先民活动或思想之痕迹保存于今日者也。此种痕迹，可分为两大类。一曰遗迹，二曰文字记载。二者之中，遗迹为尤要。”（第103-104页）讲义历数了殷周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泉币、玉石、雕刻、陶瓷、瓦砖等古代物器。指出古代遗迹不止于器物，古人之建筑，今日尚存在者仍不少。“文字记载之史料，又可分为四大类，一曰档案，二曰私人文件，三曰刻文，四曰记述。”（第108页）。
先生在讲义的最后一章第八章专门讲述“史料之寻求与整理”，极具针对性，迄今仍应引为戒鉴。他说：“吾国史料之经前人利用者，即限于一极小之部分。则其大部分尚待吾人之研究与整理。不但如此，今日治学之方法日密，治学之工具日精，即已经前人研究利用之资料，亦有重加审查、批评之必要。而况今日吾人对于史之观念与治史之目的亦皆前人大不同。前人所作之史，非惟其取材未备，方法未密，即其内容体例，亦皆不合吾人之需要，故全部国史皆有彻底改造之必要。所以然者，十九世纪为西洋史学极盛时代。各国史才辈出，经百年之努力，历史各部大抵已皆有公认之定论，权威之著作。故现今西洋史家致力者多为综合工作，即罗网前人研究之成绩，综合之，折衷之，而予历史一新的解释。吾国有清一代，虽称学术昌明，然学者之大部精力皆用于经传之训诂，学者治经之余，虽亦间有兼治史学者，然其工作亦多偏于校勘版本，诠释字义。至于史事本身之研究，着手者甚少。”（第116-117页）显然，如果没有全球视野，没有比较研究方法，是难以得出这样的真知灼见的。
先生为初学者治学提出了忠告：“一，所选之问题，须于专题研究或论文所能范围内论列者。既不宜过于宽泛，亦不过于复杂。欲做穷源竟流之探讨则问题之范围必须狭窄，且成段落。”（第118页）“第二，所选之问题须有意义，在历史上须具有特殊之价值。如是，研究之结果，始可有贡献于学术界，而不致枉费精力。第三，题目须新颖，未经前人注意，或充分研究者，作者或利用新发现之资料，或用新的眼光。总之须言人所未言，究人所未及。如是能扩张人类知识之领域而引起读者之注意。第四，此问题须有解决之可能，且为作者之所能解决。”（第119页）以这些忠告来教诲今日之研究生撰写论文堪称金口玉言。不仅如此，先生还援引中外著名史家的实例来说明史料之寻求和整理的方法和途径。
通读先生的讲义，称其开创了融中外史学于一体的新课程体系，是当之无愧的。此外，这本书还收录了1957年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开设的中国史学要籍介绍课程中的第七章，即历史地理书籍的讲义稿和五篇史学论文：1929年发表于《史学年报》1卷1期的《先秦历史哲学管窥》、写于1930年5月21日的《论史学之价值》、1931年发表于《朝华月刊》2卷3、4期合刊的《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家》、1936年5月1日载于《大公报·史地周刊》的《改造国史之途径与步骤》、发表在1949年10月《燕京社会学报》2卷的《晚清史学的发展》。这些论文也深刻阐发了先生的史学和地理学的学术见解。
（三）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及其出版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迪和思考。
首先，抢救老一代历史学者的学术遗产是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像齐思和这样一代名师的教学讲义、学术手稿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在北京师范大学还有不少，他们的这些讲义和手稿，我们的档案室、资料室和图书馆认真保存和整理了吗？我们的管理部门有没有一项收集、整理和出版的系列计划。齐先生的《史学概论讲义》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讲的，的但是发现在北大。有关史学名师在师大的讲义、教学活动等记载我们都需要认真地加以收集、整理和保存，这是我们的学术遗产的一部分。像齐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北师大讲授美国史的讲义，迄今尚未找到，北师大学校领导和学术带头人应协同有关方面，下决心，立即行动。否则，上无以告慰先师，下无从泽溉后学，是失策，更是失责。
其次，《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的出版丰富了我国的史学概论课程体系研究和教学的学术成果。这份讲义写于70年前的1936年，虽然出版在2007年，但它确确凿凿地是70年前的教学实践本和学术成果，我们不能仅仅以是否是公开出版来认定其学术价值。凡是那些非公开的出版物、讲义、学术手稿等均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否则将偏离了实事求是和公平公正评估的准则。
第三，和一般的讲义不同，先生的讲义虽然总共才七万字，但是他的含金量很高，言简意赅，画龙点睛，堪称课程讲义的典范，很值得我们的教学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如齐文颖先生在《后记》中评论说：“课程结构严谨，内容全面，章节层次分明，对中外史学的名词概念讲解清楚，讲史学流派笔详述其起源、发展、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对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更是交代得一清二楚，学术观点明确，讲解问题深入浅出，中外史学比较明白易懂。时间断限从古代至当代，每章末附有参考书举要，以弥补讲解之不足。”需要指出的先生能够写出这样的高质量的讲义，是和先生本人兼具深厚的中外史学研究的修养是分不开的。没有高素质学术水平的教师，就不可能有高素质的讲义和教材。没有学惯中西的教师，难以写出中外兼备的讲义和教材。
第四，齐思和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名师榜上以有齐思和这样的“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先生而感到荣幸。因为他的著作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史学史三个方面，每一方面都有其杰出的贡献。[4]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认真收集、整个和研究齐思和先生的史学理论成果也属义不容辞的责任。
值此齐思和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一代名师思和先生！
注释：
[1]网络资料介绍：齐思和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夕，谢绝了国外大学重金礼聘，坚持要留在国内为祖国服务。1952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要讲授中国古代史、世界通史、英美国别史和史学史等十余门课程，为中国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培养大批人才。在历史研究中，他积极主张将古代史研究与近、现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将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综合比较才能发现历史矛盾运动的内在联系，认清其特点。从50年代起，他将其研究方向逐渐由中国古代、近代史研究转向世界史方面。1957年，他编写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世界中世纪史讲义》，1962年，他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多卷本《世界通史》的上古部分。此外还编译有《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等资料集，1958年还与翦伯赞教授等编有《中外历史年表》，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把几千年来中国和外国的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编纂在一起，通过年代的顺序和中外历史的对比，显示出历史事件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脉胳。这一切都对新中国年轻的世界史研究迅速得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齐思和热爱教育事业，辛勤执教40余年，同时为中国史学界留下许多宝贵遗产。除已提及的外，主要代表作还有《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中国史探研》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http://myy.cass.cn/file/2006010517227.html）
[2]齐文颖口述，新京报记者陈远采写《齐思和：燕园第一位哈佛博士》一文，刊登在2006年01月02日 新京报上，文章还说：“齐思和先生“院系调整后，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学识渊博，兼通古今中外。在先秦史，世界中世纪史方面造诣尤深。重要论著有《西周地理考》、《战国制度考》、《中西封建制度研究》、《世界中世纪史讲义》等。1961年任《世界历史小丛书》副主编，对历史科学的普及做出了贡献。1980年病逝。”
[3] 其章节内容分别是：“第一章历史之意义与范围 一 历史之意义 二 历史之范围 三 史家之责任 参考书举要。第二章 史之目的及其意义 一 古人研史之目的 二 历史之真正目的 参考书举要。 第三章 历史之科学观及其在科学中之地位 一 历史是否为一科学 二历史是否为一艺术 三 历史在科学中之地位 参考书举要。 第四章 历史之之相关科学与辅助科学 一 相关科学 二 历史之辅助科学 参考书举要。第五章 历史之体裁 一中国旧史之体裁 二 西洋史之体裁 参考书举要。 第六章 历史之分类 一 旧日分类法 二 现代分类法 参考书举要。 第七章 史料论 一 历史与史料 二 史料之种类 三 正史在史料中的价值 参考书举要。 第八章 史料之寻求与整理 一 为题之选择 二 史实之寻求 三 资料之整理 参考书举要。”
[4]齐文颖先生在《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后记》中写道：“其代表作分别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系列丛书，《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五卷集），《20世纪中华学术文库·历史卷》（四卷集）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四卷集中所包括的《中国史卷》、《中国近代史卷》、《世界史卷》、《史学理论卷》，每卷都收有齐思和先生的代表作，这在当代史学界中是绝无仅有的。”
写于2007年3月21日
本文首发在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学术问题研究/2007年3月22日。
附图二幅：
1.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一书封面页
2.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中先生1961年10月在青岛中山公园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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