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江：文學“虛無”歷史的本質

黄安年推荐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4月6日发布

发表在光明日报2014年4月4日第一版和第三版上的署名张江的《文學“虛無”歷史的本質》一文值得一读,在当下学术生态中何止文學“虛無”歷史，历史“虚无”历史和社会比比皆是，充斥我们的媒体，包括某些有重大影响的媒体，他们企图以“虚无”来重新解构和颠覆历史本身。

2014年04月04日10:56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文學“虛無”歷史的本質

一個時期以來，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情緒，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書寫中均有表現。在一般的文化觀念中，文學、歷史和哲學被看成是共生交融的文化形態。哲學是所有學科的思想基礎，任何進入載體和介質的文學作品，也都在書寫歷史，文學與歷史互文互証。

具體到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虛無歷史是指對“過去時態”的解構和否定。這個問題之所以被嚴重關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歷史是民族文化記憶的載體，它不僅包括已經發生的成為符號的人與事，也進入到當下的現實之中。它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以價值的方式引導社會生活。有關歷史的文學敘事，通過對歷史的一次次重新梳理，審視現實，面向未來，獲取進步的智慧並凝聚文化共識。這種特殊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對於一個以歷史悠久著稱、又飽經滄桑的民族來說更加重要。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下，一些文學對歷史進行“虛無”的行徑更加放肆和輕佻，幾乎喪失了底線和“節操”。許多文學作品，對歷史的輕侮和傲慢絲毫不加遮掩，有意閹割歷史的意圖顯露無遺。

文學不能“虛無”歷史。虛無和歪曲歷史，不能公正地分析和認識歷史，不能客觀地描述和表現歷史、任意踐踏、隨意評說、肆意消費歷史，凡此種種，反映出在有關文學與歷史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上產生了錯誤傾向。文學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意味著在文學敘事中，對一切有過正當價值判斷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否定，顛覆人類實踐過程中積累和沉澱的意義和價值，導致對當下生活價值和精神標准的解構。

文學“虛無”歷史，否認了歷史的客觀存在

文學上歷史虛無主義的種種表征，從根本上說，來自錯誤的歷史觀的影響，源於對歷史客觀性解構的沖動。

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事實上包含了完全不同的兩種含義。其一是在過往時段內真實發生過的“原生態歷史”，也就是哲學上的“歷史本體”。這種歷史，包括具體的歷史過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真實存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觀性。其二是以文本形態呈現和存在的“被敘述的歷史”，也即“歷史文本”。我們日常所見的各種人物傳記、文獻資料、史書典籍等等，均屬此類。這種“被敘述的歷史”，經過史家在一定歷史觀和價值觀支配下的選擇、提取、過濾、描述，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但必須注意一點，這種主觀性是在客觀歷史事實規制下的“有限主觀性”。換言之，主觀因素的介入在“被敘述的歷史”中盡管不可避免，但也並非可以毫無限制，不能被過度放大，必須以依附和尊重歷史本體為前提，最大程度地逼近客觀歷史本體。喪失這一點，“被敘述的”就已經不再是歷史，而完全淪為了個體化的臆造和想象。說到底，“被敘述的歷史”也包含著一定程度的客觀性，隻不過是一種被主觀性包裹著的客觀性。歷史文本是在歷史本體客觀性和史家主觀性二重因素的交融互動中形成的辯証綜合體。這就是“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

后現代主義歷史觀及其文學追隨者，對歷史的客觀實在性進行徹底懷疑和否定，認為歷史不過是一種語詞建構起來的文本，歷史學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詩學，是一種“語言的虛構”，德裡達甚至放言，沒有文本之外的世界。其偏誤在於，第一，他們混淆了歷史本體和歷史文本之間的區別和界限，把歷史文本等同於歷史本體，用歷史文本的主觀性取代歷史本體的客觀性﹔第二，片面放大了歷史文本主觀性的合理限度，無視歷史本體客觀性對歷史文本主觀性的制約，隻講“歷史的文本性”，規避“文本的歷史性”。其結果，就是將客觀性從歷史敘事中完全驅逐出去，隻剩下肆意妄為的虛構和想象。

正是在這種錯誤歷史觀的蠱惑下，主觀化傾向在文學的歷史書寫中發展為不可遏止的濁流，最終釀成對歷史的致命傷害。所謂的歷史題材創作，有些絲毫見不到歷史的蹤影，筆之所及，天馬行空，縱橫穿越。歷史上本來沒有的事，可以隨意杜撰出來，確有的事，可以任意改寫、涂抹、移植。用主觀概念切割歷史，用虛擬想象來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傾向，甚至政治傾向。

有些作家慣於以文學允許虛構為托詞，逃避歷史客觀性對文學敘事的規約。文學創作的確允許虛構，但是，“虛構”和“虛無”是完全不同的敘事行為，“虛構”不等於“虛無”，更不能成為文學消解歷史的理由。從性質上說，虛構和想象都僅僅是一種文學手法。在歷史敘事中，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加逼真、形象地表現歷史，捍衛歷史本身和歷史規律的客觀性。比如，《三國演義》這部歷史小說，與歷史著作《三國志》相比，其中不乏虛構成分，但我們看到，無論如何虛構，它都沒有超越客觀歷史的邊界，主要事件與《三國志》相同，就連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國志》留下的固定形象上發揮完成的。虛構的介入，不但沒有虛無歷史，反而更加有力地証明了那段歷史，成為后人了解歷史的生動文本。正因為如此，這部作品才世代相傳，成為經典。

文學“虛無”歷史，否定了歷史和現實的連續性

歷史和現實不是孤立分割的，兩者之間具有深刻的連續性。歷史有革命性的變革，但變革前后，同樣具有密切的邏輯關聯。表面看來，歷史和現實分別代表著人類社會演進的“過去時態”和“當下時態”，各有所屬，涇渭分明。一種存在一旦被歸入歷史范疇，似乎就意味著徹底終結。但事實上，歷史和現實都處在一個既定的時空當中。從時間上說，時間流淌綿延不絕，像河水一樣川流不息，交融匯合成一個連續的、不可分割的過程。沒有絕對的歷史，也沒有絕對的現實。歷史是昨天的現實，現實是明天的歷史，兩者處在永無止境的推進、轉化之中。從空間上說，歷史與現實共存一個空間，這個空間是人類歷史和現實活動的共同背景和舞台。在這個舞台上，歷史遵照自己的規律循序演進，不能隨意顛倒和切割。一切現實存在，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等，都不是隨意或無序產生，而是歷史選擇的結果，是歷史動因在當下的輻射和延伸。其中，人類的創造性實踐對社會發展發揮主導作用，但是，創造也是歷史基礎上的創造，蘊含著歷史的智慧和思想。沒有歷史就沒有現實。一切現實的存在，某種程度上說，都是歷史的存在。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文學“虛無”歷史，是在歷史和現實的關系上預設了一個前提，即認為歷史以脫離現實而存在，如何處理歷史與現實無關，將歷史視作可以隨意消費的娛樂資源，肆意調侃、戲說、惡搞﹔或者將它當作表達自己特殊意圖的工具，可以根據主觀意圖任意改寫、涂抹。這種行為的危害就是，它拒絕了歷史提供的各種文化經驗進入現實的可能。歷史被封存、消費，它所攜帶的經驗和智慧也隨之消散，人類的發展進步就失去了根據，一個國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體失憶，進而迷失前行的方向。更關鍵的是，現實失去歷史的邏輯支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成為懸而無著、搖蕩無根的浮萍。

例如，近年來，在“重寫文學史”口號的策動下，一些文學史家對當代文學前后兩個三十年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在文學史的書寫中，對前三十年文學一概否定，將其批駁得一無是處﹔對后三十年，尤其是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則極盡溢美之詞，稱其為文學的黃金時代。事實上，沒有前三十年，何來后三十年？以詩歌為例，如果沒有賀敬之、郭小川、李瑛等在詩歌上的賡續積澱和“文革”期間地下文學的悄然流行，又如何會有顧城、舒婷、北島的出現？我們又該如何解釋朦朧詩字裡行間依稀尚存的政治抒情詩色彩？隻看到前后三十年文學的斷裂，而不見彼此之間的承續，這是對歷史和現實內在關系的疏離和背叛。

文學“虛無”歷史，顛覆了以歷史為載體的文化價值體系

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價值體系，它構成了這個國家或民族最鮮明而深沉的精神底色。這種文化價值體系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生成和發展，始終與歷史扭結在一起，同質同構。在歷史演進過程中，民族的，本身就是歷史的。文化價值體系處於動態調整之中，與社會發展同步前進、一起成長，不斷豐富、完善、更新，淘汰野蠻，趨近文明，從而彰顯著歷史的理性選擇。因此，千百年來積澱而成的文化價值體系，是一個民族付出巨大代價換取來的優秀的文化遺產。漫長的歷史之流，每一個載入史冊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甚至留存下來的各種歷史器物，最終都演化為一個個承載文化價值意義的符碼，意義符碼的過濾、篩選、認定，或褒或貶，構成國家和民族文化價值體系的核心。歷史的傳承，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價值的傳承。對歷史的尊重，也就是對一個國家或民族價值和信仰的尊重。

對歷史的敘述和評判，包含著鮮明的價值取向。任何歷史題材的文學創作，都是在已有的歷史存在中發現價值，在形象化的闡釋中重新做出價值判斷。文學“虛無”歷史，本質上是“虛無”價值，是否定和解構在歷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價值，用悖逆、虛妄的價值觀取代經過歷史檢驗的進步的價值觀。時下創作界最流行的，是從所謂“還原歷史”“人性發現論”出發，對已有定論的歷史人物進行重塑。其極端者，甚至將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漢奸打造成正面角色，尋找所謂的人性，給予無原則的同情。在這裡，對漢奸形象的顛覆只是表象，真正顛覆的，是這個形象符號所承載的、人們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忠誠與背叛、堅強與怯懦、光榮與恥辱的價值判斷。聲稱尋找歷史演進和歷史行為的真實內在邏輯，但他們所找到的，無非是突破民族理性底線的所謂“普適人性”。一切有價值代表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被以“人性”的名義重估，在長期歷史過程形成的價值判斷，被粗暴地顛倒過來。似乎隻有“人性”才是歷史的真實、度量一切的標准，除此別無其他。民族傳統價值觀的積極因子和合理內涵被無視，或者成為被嘲笑和解構的對象。

一個民族作為穩定的共同體而存在，維系它的核心是內在的價值認同。文學“虛無”歷史，以相對主義的態度從文化源頭和根脈處進行拆解，剔除了彰顯歷史趨向、代表文明進步的文化價值。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所體現的政治價值、倫理價值、審美價值，是經過歷史積澱和檢驗所形成的結論，這些結論構成了具有穩定性的價值坐標。一旦這座價值坐標被鏟除夷平，也就沒有了野蠻與文明、落后與進步的分野。歷史付出巨大代價，經過漫長求索，才得到的基本的是非之辨、善惡之分、美丑之心，也統統混淆了界限、失去了意義。歷史留下的價值遺產，成了隨意踐踏的瓦礫。它隻能導致文化價值進一步碎片化，造成種種精神亂象，影響民族文化認知的深度和廣度。人們的精神世界無所附麗，形成巨大的價值空白。文學“虛無”歷史，終將解構在歷史長河中建立的文化共識，破壞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價值認同由此渙散無存。

歷史是文學的豐富礦藏，為文學提供了大量創作素材和廣闊書寫空間。它自身固有的傳奇性和內部所蘊含的深刻哲理，讓文學家一直對它鐘愛有加。古今中外，也的確產生了一大批歷史題材的經典名著。但是，以歷史為表現對象，並不能先天地提升作品的品位和質量。相反，對文學而言，歷史是一把雙刃劍。表現得當，可以為作品增加厚重感，使之成為壯美的史詩﹔表現失當，則會讓作品陷入輕佻、淺薄，喪失文學應有的力量。這裡的決定因素就是作家的歷史觀，用什麼樣的姿態面對歷史。隻有對歷史抱有敬畏之心，深刻、清醒、客觀、理性地認識歷史、表現歷史，文學才能在歷史的書寫中，展現出獨特的思想魅力和藝術魅力。

（原載《文學評論》2014年第2期，標題有改動，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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