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战局

邓蜀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1月11日发布

邓蜀生先生在《职业生涯回顾》写道：“1947年春 内战全面展开，政治形势急剧恶化。5月25日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晚报三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并逮捕记者。我侥幸逃脱抓捕后,在友人处躲避了一段时期，报纸复刊后,新民报系总经理自南京致信赵超构，示意让我辞职，离开报社。赵也认为我离开新民报是不可避免的事,并将我推荐时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的赵敏恒。二赵私交不错，而且赵敏恒与我还有师生关系,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时，赵是新闻系兼职教授。他同意我去与他面谈。经过两次谈话，赵同意我到新闻报来,但考虑到当时形势,也表示,我不能在上海工作,要改名换姓,派往外地。1947年7月我改名后去西安担任该报驻西安记者，1949年4月回上海。1948年10月至1949年2月 兼任西安《时代新闻》日报总编辑。”邓先生告诉我他所用的化名。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之间，在上海《观察》以特约记者名义发表了12篇有关陕西军政形势的专文,现在是其中的一篇专文。

（第四卷第10期，1948年5月）

观察特约记者

（观察西安通信）西方的军方公开表示军事调整布署已完成,即将开始全面反击，并且说随着可以恢复宜川战役前的原态势。由各种迹象看来，国军似乎有这种可能,因为在正面军力对比上,国军人数实力超过共军二分之一。现在陕中双方对峙在宜君、白水、澄城、邰阳这一线。正面的共军是属于“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一、二、三、四、六等五个纵队，及属于黄龙军区的三支队民兵。总司令是彭德怀。王震是彭德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在这五个纵队中,以王震实力最强,配备也最精锐。其次就要数张宗逊的第一纵队，和王世泰的第四纵队。以人数来说,正面共军人数在五万至七万之间。宜川战役，他们也损失了近两万的兵员，但都由黄龙军区民兵中抽补完竣。国军在宜川战役后，自动地后撤了一百多里来整补。刘戡的第二十九军撤回潼关补充改编，新到的援军就集中在关中地区。共军转移了一部分兵力打临汾后,国军即准备反攻。据军方判断,只要一开始行动,共军会不战而避免正面作战的。可是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共军又用了“先下手为强”的办法，集中了四个旅的兵力，从“囊形地带”（这是指以马栏镇为中心,包括淳化在内，邻近陇边的一个地区,因为像囊形，故称囊形地带，向来是共军的一个根据地，王世泰部据此）渡涇河南下,三天之内，邠州、永寿先后陷落，乾县、醴泉、武功、扶风、洴阳都吃紧。到了二十号，共军大部分均向这一地区集结，东起武功，西迄洴阳、乾县、麟遊，这一大片的地方都发现共军。二十二日,共军先头部队已由扶风越铁路,渡过渭河，锋镝直指郿县，绛帐到常兴镇间的道也破坏了。凤翔情况混乱，洴阳离宝鸡之六十里，所以宝鸡人心恐慌万分。据军方所得情报,彭德怀部的五个纵队已有四个纵队向这地区集中,第四纵队在醴泉、乾县境，一、六两纵队在永寿境，二纵队在武功北。共军这次的突袭，实在很出一般人意料，连军方也认为很突然。因为长宝沿线的兵力很单薄，共军开始行动了，才忙着调兵去堵击。陇海路西行客货车停了三天,专门运兵。现在国军在长宝线集中的兵力约三师左右。这次共军的目的何在？有的说在逃避正面国军的反攻，也有说共军早就宣传着要截断长宝路,与陕南共军会师汉中,以为窥川之准备。这两种说法可以合并起来解释共军这次的攻势。共军不肯硬拼,所以才钻空隙。企图会师汉中，是他的战略目的。虽然军方解释说共军目的仅在骚扰，可是没有有力的佐据。由共军出动的兵力看来,其企图不小。看看陕南方面，这面的共军实力没有陕北的强劲，可是占了地理上的便宜。陕南共军是以孔从周的第三十八军为主力。孔是临潼人,再加上“西北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赵寿山是陕南鄂县人,赵在陕西颇有一点号召力，所以共军在陕南占了地利之宜，颇有坐大之势。尤其可虑的是陕南很少正式的国军,白河、洵阳一带就是由陕保八旅据守，白河之之役垮了一个团。最近的情报,鄂北的均县，鄂县的赵寿山部已回窜陕南，集结兵力有西犯之意。配合着彭德怀的行动,陕南共军也来一次攻势，不是不可能的。彭德怀越路南窜，南入秦岭，伺机与陕南共军会合，打下入川基础，陕南峰峦起伏，交通不便，国军大兵团行动受限制,这样看来,共军企图已甚明显。

西北将领群,在南京聚会以后，对西北军事战略上有了新的决定,放弃延安就是证明。国军为了守延安,冻结了一师以上的兵力，四面被围,接济全断。军政人员吃小米稀饭度日，老百姓更是奄奄一息，这种局面何能久长？假如早两个月放弃，宜川之役不致失利。现在被迫着放弃，胡宗南心中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也是一件伤心事。所以胡不准泄露一点消息,西安报纸上一字未提。去年三月十九日的“英雄事绩”轻轻地从记功薄上抹去了。

（本文作者邓蜀生为观察特约记者，原载（《观察》第四卷第10期第15页，自右至左直排自繁体字, 收入本书简体字横排由黄安年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