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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地到史林》出版座谈会追记（结束篇）

已有 2534 次阅读 2012-11-30 15:53 |个人分类:美国问题研究(07-11)|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从战地到史林》, 追记, 版座谈会, 结束篇

《从战地到史林》出版座谈会追记（结束篇）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30日发布

自26-30日,我连续发布《从战地到史林》出版座谈会追记（一）至（五）。这些追记基本上是按照发言顺序摘要整理的，引述的发言内容经录音多次核实,除个人名没有听清可能有误外,基本可信，需要说明的这些发言未经发言人审阅，不排除在看到这个整理记录后,本人有所修正或补充。

现在对这次追记做一个结束,也对《从战地到史林》的出版多一个说明。

第一，这是一个民间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在京人民出版社和美国学界民间人士为《从战地到史林》的出版和邓先生九十华诞而举行的。这次会议，既不代表人民出版社也不代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会的人员中也不限于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尽管如此,从整个座谈会的准备和参与来看,座谈会得到了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全力支持。这从追记中可以看出来。

第二，这个座谈会是在人民出版社举行的。在商讨座谈会举行地点时，原先我曾考虑借北京师范大学主楼历史学院或文学院会议室举行，并安排会后在京师大厦用膳，从高校角度来讲地点比较适中。如果确定，将增加我本人的筹备工作的许多压力，因为我已经退休多年,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极其有限，往往要看人颜色行事，对一个光杆司令来说要组织这样一个座谈会有一些许多实际困难。在和乔还田副总编辑商议座谈会地点时,他获悉我的实际情况后说“我明白了”,并慨然提出能否在人民出版社四层会议室的建议,并表示承担会议组织准备和服务以及会后的便宴的一切事宜。从这里也能够看出人民出版社领导对于这次座谈会的高度重视和奉献精神。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优质服务，人民出版社难以有那么多的元老级出版人与会，这个会议也不可能开得如此成功。

第三,参加座谈会的成员。如追记（一）提到的“在与会者中云集了老中青三代有影响的人物,人民出版社与会者中的社长总编级就有8位,美国学界理事长及顾问与会者也有5位。美国演义体史著作第一人、组织美国大型美国史著作第一人、《美国通史》六卷本最年轻的作者均与会。其中为本书撰稿人的就有10位。”座谈会没有请媒体人士参加,不为炒作需要,而是实实在在地看书后漫谈感受，会前与会者都收到了《从战地到史林》一书,这也有利于座谈会的深入讨论。

第四，《从战地到史林》书名的确定。在今年3月5日征稿启事中文集暂定名为《出版人的担当，史学家的识见----邓蜀生先生九十华诞文集》[2]但是一直感到这个书名并不理想，因为不能反映邓先生一身的时空轨迹。直到6月中，“书名已经邓先生本人同意确定为《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封面题字已约请出版家、书法家吴道弘先生写好。”[3]对此，邓先生在他的《说说心里话》中写道:“我的世纪同事、挚友书法家吴道弘为本文集题写了封面，他的书法早就蜚声出版界。说到封面，要多说两句，原来我拟定的书名比较直白,唸起来总感到有点别扭，黄安年教授和吕启祥研究员夫妇反复琢磨，想出了现在这个书名,而且不用“庆祝华诞纪念文集”之类的字眼,十分合我意，在此向各位好友抱拳致谢。”[4]说来也有意思，这个书名经过多日的冥思苦想，一天傍晚我们两人到天通公园散步，又说到这本书的书名,提起最好既能够概括邓先生人生轨迹，又便于记忆而且富于想象空间，还不要落入俗套一般化，要老邓喜欢并书如其人。还是我的老伴有两下子,是她提出了现在这个书名。回家一和老邓通电话,他很满意。我们说,您再仔细比较一下,再完善。两周后老邓来电话说书法家吴道弘已经为这个书名写好了题字了。在这次座谈会上,听到了不少朋友称赞书名起得好,我们自然深感很欣慰。

第五,座谈会的主题。作为座谈会主持人之一,我在会议开始的开场白中就说：“高质量的中国美国问题论著不断面世、高质量的美国问题研究成果的涌现、高素质的美国问题研究人才辈出承前启后，寄希望于有更多的邓先生这样的学者和编辑兼备型专家。这也是我们今天座谈会的一个主题。”[5]会上许多发言就此发表了精彩的意见，一致认为老邓是学者和编辑兼备型专家的典型代表,不仅值得编辑界、新闻界、美国学术界同仁认真学习,而且也对各行各业的学者和编辑有启迪意义。会议也有较多发言谈到邓蜀生道路，认为57年批判“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邓蜀生道路是完全错误的，当今，我们需要的就是学者和编辑兼备型的发展道路，我们需要更多的邓蜀生这样的专家学者和编辑。

第六，《从战地到史林》出版是众人奉献的结果。今天我的博文专门讲《从战地到史林》为何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其中谈到考虑到不给中国法制出版社增加太大负担,我们一开始就宣布“鉴于本书的纪念性和非赢利性，没有稿酬”，作为甲方(著作权人)编者黄安年，2012年9月11日在和中国法制出版社签署生效的正式合同第十二条规定:“甲方自愿放弃稿酬”。[6]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祝立明社长的辛勤付出，这其中还包含人所不知的他本人承担了为本书出版的一些费用，并一再不要我让老邓知道。在我的编者后记中提到祝立明的地方,都经他手删除，后来在付排出片时，我不得不告诉责任编辑,“这段话经作者和邓老商议，你们不要改!”

邓先生本人声明“不要分文稿费”。我在与出版社签订正式合同文本时专门向老邓征询了意见。

我本人能为邓先生这本书出好，让邓先生满意，读者满意，就心满意足了。由于我本人多年来的边缘化，并没有学生或者其他在职人员可以指挥,实在是几乎所有工作包括打字、录入、校对、照片复制、甚至寄书等等一切均自己动手，不仅没有助手帮忙，而且是个典型的无项目、无经费、无助手的“三无项目”，所花费的时间不说,光自掏腰包也数以千元计。老邓曾对我说:“老黄,这笔费用不能由你个人出,要我来出。”我回答说:“你老放心,我的退休工资支付这笔钱没问题。”于是老邓和我相互拥抱再也不再提了。其实这本书所以能够顺利出版完全是众文友自愿奉献的结果。许多作者都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撰写文章的，这不同于有的“学术蛋糕”是提交过往发表过的现存文章，而是要挤出时间专门撰写而且还没有稿费友情撰写。至于像25日人民出版社有那么多年青人自愿服务更使我感动，不由得想到老邓在人民的多好人缘。

我在本书《编者后记》中提到:“为了收集邓先生身为战地随军记者于1944-1945年间所写的印缅战地通讯和1948年间在上海《观察》杂志记者工作期间撰写的陕北战场特约通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王娟同学，热心走访和多次反复查阅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终于如愿以偿，得以收录于本书中,而这些珍贵的第一手战地报道资料现在读者已经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了。为收集先生1950-1951年间在《世界知识》上发表的很多当时有影响的时评性文章，南开大学美国研究室副教授张聚国博士和《世界知识》主编徐波先生付出了巨大的辛劳。”，这方面的细节，各位从徐波先生的发言中可见一斑。王娟并非我的研究生,我也早已不招研究生了,和她只有一面之交,但是当我提出要求时,她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令人难忘。[7]

第七，《从战地到史林》撰稿人。本书在今年三月启动征稿程序时遵循邓蜀生先生是我们大家的邓蜀生和写我们即邓先生文友心目中的邓蜀生的编辑思路，书稿定稿中除了邓先生自己的文稿和部分学人书评外,收入了学友专门撰写的文章20多篇，即“来自人民出版社的庄浦明、王志民、梁明、辛广伟、乔还田；来自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和世界史所的资中筠、陶文钊、黄柯可；来自商务印书馆的方生；来自高校美国史学界的刘绪贻、张友伦、李世洞、余志森、王玮、任东来、李剑鸣、王旭、梁茂信、王晓德、陈海宏等；来自世界知识杂志社的徐波等。本书还收录了已故文化学者、作家绿原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代表广大会员的贺文一并收入。我们诚挚欢迎出版界和学界朋友们以各自选择的方式表达对邓先生的敬意。”[8]这和早先时候表示要撰写的文友名单略有出入,是由于截稿日期等种种原因限制,但是并不妨碍，各自选择的方式发表。[9] 这里要说明的是凡收入本书的文章均经邓蜀生先生本人最终确定。

第八，《从战地到史林》没有收入的邓先生文章。本书并非收集邓先生的全部文稿。尽管邓先生早年在40-50年代写有大量新闻报道和时评文章，很富时代性也很有价值,但是编者尊重邓老本人意见没有收入50年代时评性文章。他在《说说心里话》中专门写道: 本文集中未收入上世纪50年代用邓超笔名写的文章，因为不是学术性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