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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兴·隽才·厄运——谈史湘云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2月5日(北京时间)发布
本文写于1985年3月,原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第62-65页;收录入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216-221页,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4月第一版,题为《豪兴·隽才·厄运——谈谈《红楼梦》中的史湘云》。《红楼梦寻—吕启祥论红楼梦》第235-24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学术交流网/红学研究汇要/2004年12月6日首发。笔者受权在博客上发布,并经她本人审定,以飨读者,目前网上流传该文,除《文史知识》、学术交流网外,均未经吕启祥本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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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兴·隽才·厄运——谈史湘云
如果把一部《红楼梦》比作一首交响乐,那么,构成史湘云这一乐章的,应是高亢明快的旋律。她的丰采,个性、气质给人以开朗,爽快、磊落的感受。恰如第五回红楼梦曲[乐中悲]所示:“幸生来,英豪阔大宽洪量,……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在大观园这个女儿世界中,人们常常因为薛宝钗的城府太深而不喜欢这个“冷美人”,又往往由于林黛玉的孤高抑郁而不理解这个“病西施”;然而,却很少有人不喜爱史湘云。在《红楼梦》所创造的女儿形象的序列中,每一个都各秉其性,不可重复,史湘云的艺术形象自有一种独特的光采和魅力。她是贾母史太君娘家的侄孙女,来到贾府不过是作客暂住;但她一进入大观园,就以其襟怀坦荡,才华横溢,言动豪爽而自成一格。她咏白海棠的诗章,成为海棠诗社的压卷之作。至于大观园中“烧鹿大嚼”和“醉卧芍药裀”这样的画面,其丰神韵味和个性色彩更是“非湘云莫属”了。
在“白雪红梅”妆点成功的“琉璃世界”中,湘云悄悄的同宝玉计议,单要了新鲜鹿肉自己烧,又玩又吃,并且当众宣告:“我吃了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肉香飘散,诱得大家都来尝鲜。林黛玉打趣湘云他们是群“花子”,说“今日芦雪庵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湘云立即回敬道:“你知道什么! ‘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闺阁弱女,作此豪言,何等豁达,何等透彻。羡真名士之风流,厌假清高之矫作;何期割腥啖膻之辈,翻出锦心绣口之文。虽是戏言,却见性情。小说接写联句之盛,宝钗,宝琴,黛玉三人力战湘云,湘云兴浓才捷,连连出句,大约是那块鹿肉的功劳了。
“湘云醉眠”更是《红楼梦》里的著名篇章,已经成为画家诗人笔下经常出现的题材。它同“黛玉葬花”一样,成为概括各自主人公个性的最富典型意义的画画。“黛玉葬花”场景的出现,先有饯花之日明媚欢快的气氛作铺垫和反衬;与之相似,“湘云醉眠”一幕,也有红香庆寿的热闹场面作先导。时值宝玉宝琴岫烟平儿四人生日,红香圃中筵开玳瑁,褥设芙蓉,吃酒行令,热闹非凡。湘云性急,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来,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至大家起席,倏然不见了湘云。良久方有丫头来报,云姑娘“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上睡着了”。众人来看,果见湘云卧于山僻石凳上,芍药花飞了一身,头脸衣襟,满是红香散乱,还包了花瓣作枕,蜂围蝶绕,闹闹穰穰。手中扇子,落在地下,半被花埋。业经香梦沉酣,口内犹说酒令,“泉香而酒冽,玉椀盛来琥珀光,宜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
《红楼梦》中,写到过形形色色的醉态。焦大醉骂,倪二醉而任侠,风姐醉后泼醋,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宝玉喝醉了要撵他乳母,怡红夜宴众丫头任性地喝,醉中唱曲忘了羞臊,黑甜一觉,不知所之,等等。而醉后眠于园中山后,青石为床,落花作枕,梦中唧嘟,犹说酒令,这样娇憨放达的情态,只能属于史湘云,决不会有第二个。她的烧鹿赏雪、饮酒赋诗、划拳行令,裀花醉眠,种种情态,的确颇具晋人风度,潇洒脱俗,几乎可与《世说新语》里的那些逸士高人为伍了。无怪过去有的评者读到这些篇章时,赞叹其有“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之概”(见涂瀛《红楼梦论赞》)。足见人物的精神气质是怎样感染净化了读者的心灵,给人以多么醇美的艺术享受了。
湘云的天真烂漫,胸无城府,几乎在每一处生活细节中透露出来。她一出场,总是大说大笑,快人快语。贾府演戏,人人都说那饰小旦的扮上活像一个人,可人人都不说出来。唯有湘云说,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结果惹恼了林黛玉。她曾与黛玉两个卧在衾内,那林黛玉裹得严严密密,安稳合目而睡;而史湘云则膀臂撂于被外,青丝拖于枕畔,漫不经心,连睡觉也不老实。因此,象烧鹿,醉眠一类情节,正是这样一个放达的个性在一定环境下的必有之事,自然酣畅,毫无雕琢,看去如诗如画,却又是充分生活化的,兼有空灵之美和写实之真,达到了艺术意境和艺术典型高度融合的化境。
作者赋于史湘云如此可爱的性格,显然寄寓着自己深挚的感情,把人物相当程度地理想化了。有人说“宝玉须眉而巾帼,湘云巾帼而须眉”(见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言之有理。湘云性格中的豪爽之气、阳刚之美,正包含着理想化的成分。
对于自己心爱的人物进行一定程度的理想化,是艺术家的权力,但这种理想化不能离开现实的土壤。因此,像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一样,曹雪芹虽则心爱自己的人物,却写出了她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笼罩在整个家族,整个社会头顶上的阴影,同样也笼罩着湘云。她和“金陵十二钗”之中以及之外的那些青年女子一样,前景黯淡,命途多厄。
从史湘云出场之时起,她的家族已经处在衰败的下坡路中。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全盛时光业已流逝,史府花园内的枕霞阁,不过是贾母怀旧的话题。史湘云也只能以花园的旧主人自命,取号“枕霞旧友”,聊为慰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看出,乐观豁达的史湘云,同样有她的烦难和隐忧。宝钗觉察到“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儿作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娘儿们自己做活。大说大笑的史湘云,被人问及家计,则吞吞吐吐,无人处,眼圈都红了。她来贾府作客,离去时每每叮咛宝玉,别忘了提醒老太太时常打发人来接她。这种恳求,表明她对大观园生活的依恋。在这里,可以暂时躲开那无爱的家庭,抛下那烦重的活计,可以无忧无虑地同姐妹们一起,在风花雪月、酒宴诗会中怡情任性,高谈阔论。然而,大观园并不是一块化外乐土,可以永世长存。盛筵必散,自由欢快的日子毕竟短暂。她的婚姻会不会幸福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她同那个社会条件下其他的闺中女儿一样,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便侥幸“厮配得才貌仙郎”,也“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到头来不免归入薄命司中。
关于史湘云婚姻的不幸,小说中多有暗示。比如她的白海棠诗有“自是霜娥偏爱冷”的句子,脂评提示,此句“不脱自己将来形景”。正是一种清冷孤单,与配偶分离的形景。她偶填的柳絮词也充满了春光难留,无可奈何的情绪。最明显的,当然是第五回判词和曲子的预示。“湘江水逝楚云飞”,虽不能确指为何种情节,其悲剧性质则是无可置疑的。
同林黛玉的悲剧相比,史湘云的悲剧有所不同。林黛玉那种孤标傲世,痴情执着的个性,使得她的爱情悲剧带有更加明确的抗世嫉俗的性质,因而更富社会意义。而史湘云的这种自我意识比较淡薄,所谓“也宜墙角也宜盆”(见白海棠诗),表明她有随遇而安,顺从命运的一面。湘云不仅对宝钗的为人处事钦佩不已,还亲口劝过宝玉关心仕途,结交官宦,致令宝玉大生反感,慨叹闺阁之中,竟也沾染了禄鬼之气。而林黛玉则从未讲过这样的“混账话”,宝玉因而深敬黛玉。足见这两个形象的思想倾向是有差别的。
但是,湘云和黛玉的命运毕竟还有不少相似之点。她们都已父母双亡,在贾府同为旅居客寄之人,“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便同在皓月清波之间感喟人生,慨叹身世。湘云谓“贫穷之家自为富贵之家事事趁心,告诉他说竟不能遂心,他们不肯信的,必得亲历其境,他方知觉了。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贵之乡,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这不能不算是一种比较清醒的人生感受,她们愈来愈真切地感到世事不能遂心的阴影。身无所托,前路未卜,触景伤怀,发为章句,湘黛二人,终于吟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样的绝唱。虽则情景现成,然而凄清奇谲,正是她们自身结局的写照。
《红楼梦》中,不论贵为皇妃,还是贱为奴隶,不论愤世嫉俗,还是恪守礼教,不论蹈身槛外,还是顺天认命,不论温和静淑,还是旷达不羁:最终都逃不脱悲剧的结局。也就是说,不论其身分教养志趣个性如何不同,其为不幸则一。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的旋律不同,而在整个交响乐中能够和谐的原因。史湘云具有豪爽的性情,出众的才智,却逃不脱人生的厄运。她的乐观当中透出悲怆,放达背后藏着隐痛,[乐中悲]一曲,汇入了“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交响乐中,丰富了整个乐曲,也以自身独有的音色,撼动着人们的心弦。
(写于1985年3月,原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第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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