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力栽树 甘为人梯——怀念杨占升先生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4月3日发布

(按:本文收录于《杨占升先生纪念集》第21-25页，2005年12月版，网上首发于2005年12月9日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讨论栏目学术交流网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16611&cid=20。

在辛卯清明节之际，博客上发布，以表达我们对杨占升先生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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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升先生的周年忌日将届，先生的音容性情在我心中依旧鲜活，仿佛一敲门他仍会在屋里微笑着等你进来。

北师大中文系的老师中，在我走上讲台的最初时日里，杨先生是对我帮助最多、最切实的一位。此前我虽教过几年中学，但那是在边陲海南岛，何况是化学课；如今是大学讲台，又是文学课，完全从零开始，不免惶恐。时当六十年代之初，分给我的课大致是鲁迅小说和散文、解放区文艺、当代戏剧如田汉的《关汉卿》等，我的讲稿事先几乎每一份都请杨先生看过，他给我提出修改意见，提供补充材料、提醒注意事项。那些讲稿并不是成文的东西，类似详细的提纲加例证，字小，有时还潦草，看起来是很费力的。杨先生从不憚烦、从不耽搁，他的热心、耐心、细心，令人感动。有什么找不到的资料，他会很快找出来给你；有什么无把握的地方，他会将各种不同的看法告诉你，使你心里有数。总之，杨先生是有求必应、无私助人的一位长者。

记得我面对的这一届学生是建国以来师大中文系招收唯一的一届五年制，文化素质堪称整体最优，也更易察觉教师的长短。他们哪里知道，在我勉强完成教职的背后，有杨先生如许的辛劳和支撑！

以后离开了师大，文革的风风雨雨以及新时期的蒸蒸日上我都不在其中。然而因为住在师大校园里，有时仍会去杨先生家问学借书，小坐片时。1986年6月，我为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红学研讨会写了一篇《〈金锁记〉与〈红楼梦〉》的文章。说来也巧，此文的由来是因为金宏达君（他是师大首届文学博士）编了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送我，读后有触于心，草成此文，交给大会。其时张爱玲的名字在大陆还很生疏，远远没有“火”起来，红学界更无人理睬。我的文章大概太眼生、太冷僻，不仅论文集不收，会议综合报道亦只字未及。而杨先生知道我有这么一篇文章，便推荐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一期上。今天看来，文章不足道，只因比较早，才留下一个印记。而能够及时发出则完全出于杨先生对学术的用心和对我的关心。他当时似乎是《丛刊》编委之一。

对杨先生而言，他所关心帮助的自然远不止我一个，在当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组许多青年教师从讲课、研究到职称晋升都受惠于他。最应当为师大中文系称道和铭记的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人们都知道当年他倾竭全力呼吁奔走，促成了李何林先生来师大兼职并建成了最早的现代文学博士点，从那时以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使得该学科兴旺发达，有了今天的学术地位，真所谓“前人栽树荫后人”。老的学科因为有老母鸡——前辈学者而自然传承，年青的学科若不“借鸡下蛋”，发展之难可以想象。在北师大，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与此同时，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也请了一位校外老教授来兼职，但是主管领导未能胸怀远见及时创造条件地建立博士学位点，连这位资深教授也不再聘请，从而使学科萎缩，人才流散。与中文系的枝繁叶茂相比，历史系的这一学科凋零几乎到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地步。两相对照，二十年后更显出杨先生“栽树”的远见和实绩。杨先生虽则退得很早，但他无时不在关心学科和学生，在他那里，我听到很多青年学者的名字和成果，感受到他由衷爱惜人材、欣赏新人。我个人虽无缘无福跻身中文系的大树之下，然而旁观者清，或许比身在其中更能看清远见和胸怀对学科建设的重要。

先生患病期间直至危重之际，不愿麻烦系里、惊动友朋，并留下遗言，后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亲属严格履行了他的意愿，以至杨先生病逝的消息几乎无人知晓，我如果不是头天夜里突接金君电话，次早得以随文学院三五领导同去八宝山，则连最后见先生一面的机会也将错失。杨先生的悄然远行，同他一生默默奉献，泽溉他人的精神是一贯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道德和现代观念的结合，看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表率。

杨先生个人也许并没有许多著作，然而他的学生成果丰硕；先生也许并不声名显赫，然而他为学科建设尽心竭力，做了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他甘为人梯，倾心栽树的无私奉献之心，在时下学界浮躁、功利当先的风气中尤其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后辈铭记和效法。

二00五年九月

所附文章照片5张原件翻拍自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