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调节经济杠杆的两只手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10月1日发布

 

在当代世界和各国经济生活中处理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经济政策，这是以现代经济曲折发展的惨重教训代价获得的。在社会经济动荡和转折的紧要关头,能否有效运用这一经济杠杆,巧妙协调使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意义的作用，事在人为，有人流芳百世，也有人遗憾终身，对于30年代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历史评价就是一个典型。

 

     我们知道与中世纪的封闭经济机制不同，近现代的资本经济的运行是市场经济机制。就全球而言,在近代社会，自由市场经济在欧美资本社会中逐步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机制影响着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部生活。尽管在近代社会也间或有着重商主义式的国家垄断，然而这种垄断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干预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随之出现私人垄断资本的兴起，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机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中国家全部力量的需求,特别是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自由放任的弊端造成了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常运行的严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开始突显出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并在20世纪下半叶普遍推行于西方世界。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和政府干预政策间的有效协调遂成为制约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十分重要因素。如果处理妥当,则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则将带来现代化的受阻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困扰,两者关系的处理,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进程,意味着现代西方世界由早期走向成熟。

 

现代世界经济运行的轨迹显示：我们有两只手,一只手看得见,一只手看不见,两只手各有所长，需要恰如其分地适时运用。如果说,两只手都要硬起来，那是指在运行机制的准备上需要防患于未然，需要箭在弦上，但是在实际运行上，却不可能同时硬起来,犹如优秀的拳击手,如果两只手同时出击，既无重力,也难取胜，事实上总是一手相对地“硬”，一手相对“软”。两只手中的一只手何时“硬”，何时“软”，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才能，取决于领导机制的运行效能。

 

事实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种功能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侧重的。现代世界即20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经济运行走过了一个漫长过程：开始时,专重“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1907年的严重经济危机是私人大银行家间联手敢于经济的,政府的作为和权威相当微弱。由于面临1929-1933年史无前例的大危机,一味强调自由放任、自由市场、自由调控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实践均为严峻的事实所粉碎，主张政府强有力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和它不谋而合的罗斯福新政政府干预应运而生，开始确立了“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机制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和战后五六十年代经济,进一步强化了“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机制。70年代经济滞胀结构性危机导致8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转向重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的功能并兼顾和改善“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机制的历史发展过程，198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过度强化“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的功能，忽视“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及时干预机制，助长和纵容金融泡沫的扩张,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蔓延。我们从20世纪以来的美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看到不同时期两只手交替运行的侧重点有所区别。然而需要两只手兼顾和交替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自30年代以来“看得见的手”功能从未减退，只是其干预的方法有所变化；另一方面，作为基础地位“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功能也未动摇；而有效协调两者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重中之重。

 

我们注意到,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互补功能的影响和20世纪三次大的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一次是面对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强力的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其结果是开始重视并确立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政策，“看得见的手”的地位由此确立。这种政府全面强化干预经济政策,刺激了战后西方世界经济的大发展；第二次是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发生的滞胀为中心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其结果带来了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相互关系的新协调,注意克服政府过渡“看得见的手”干预带来的弊端。第三次则是1987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发生在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和东亚的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再度引起对于政府及政府间有效干预作用的重视。然而美国似乎为苏联解体独霸超级大国地位而头脑发热，既未能从1987年金融危机中汲取重要教训，也没有从全球化经济加快发展中引出需要更加重视“看得见的手”的重要启示。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功能的互补是至关重要。以世界银行对于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考察报告为例,1991年5月31日世界银行行长巴伯.B.科纳布尔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前言中写道:“当政府能对市场起到补充作用时，最有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减少贫困，而当国家和市场作用相冲突时，经济发展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它强调对人的投资、有利的发展环境、全球经济的协调、稳定的宏观经济基础等四个主要方面。（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1997年5月30日世界银行詹姆斯·D·沃尔芬森在《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前言中,针对近些年来那种认为建立一个最低纲领派政府，“这种政府做不出坏事情，但也做不出什么有益的事情来。”的主张，提出：“政府的作用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议程中同样具有重要的位置。”它强调“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该报告以近期出现的苏联和中东欧国家指令--控制型经济的崩溃、绝大多数老牌工业国中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东亚经济：“奇迹”中政府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世界上一些国家(地区)的解体及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大量增长等四个突出因素,强调说明“全世界在重新思考政府”、“使政府作用与其能力相符”、“重振机构的能力”、“克服变革的障碍”的必要。（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建立市场体制”，世界银行詹姆斯·D·沃尔芬森在报告的前言中说:“社会与政治因素影响着变革的步伐，彻底的改革往往是行不通的.重要的是在机会来临之时抓住它；只要方向对头,每一小步骤都能使国家前进一步.一次次的小改革能够成就为重大改革。”“报告根据成功国家的经验,吸取了失败国家的教训，更深入地阐述了什么样的机构制度对市场起支持作用,更好地评价了人民如何能够建立这样的机构制度。” （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以为对当代西方世界的市场经济无需政府干预的看法，既不符合30年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是对于现代经济发展中调节经济杠杆的两只手作用的低估，至于有人仅仅把自由市场经济视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见解，也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在当代美国准确地说,协调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运用好“看得见”和“看不见”两手,实在是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法宝。如果把美国政府看作是代表全国资本利益的总管家,那么面对严重经济危机,各种大中小个体的、集团的、社会的、地区的、跨国的资本利益,需要总管家来协调和干预，这样有利于既保障美国总资本大利益,又适当照顾各个资本利益集团的利益。处理得好,美国有可能逐步度过难关，变危机为转机，否则一损皆损,重新洗牌的结果难以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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