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的一张工作照片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3月27日发布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一张九十年初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秘书长会议的照片,地点在北京大学燕京美国研究中心的一间屋子里,参加会议的有张友伦(理事长，南开)、严四光（副理事长，社科院美国所）、齐文颖（副理事长，北大）、杨立文(副秘书长，北大)、黄安年(秘书长，北师大)。这样的短小精悍会议在九十年代处是经常举行,有时在北大,或者在社科院世界史举行京津地区常务理事会。与会者自掏路费、主持人或地点承办人提供盒饭或必要的茶水，天津的常务理事还要一早从天津赶来北京,接着赶回北京,这一往返就耗费了一天时间。谁也不会计算工作量或者从什么项目费中开支，更没有什么津贴，全靠敬业、自律,节俭办会,研究会的主要经费靠会员微薄的会费和会员自愿捐助，主管部门的学会经费补贴最多一年5000元,学会的钱要用在开年会上,这张照片所反映的就是90年代初期京津地区理事会负责人聚会商议学会事宜时的情况,讨论的问题涉及秘书处又武汉迁往天津的交接、配合民政部和主管部门进行学会的重新登记、改进会刊的编辑出版、筹办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讨论会和威海年会、开展地区和小型学术活动、还有个别会员学术不良行为的讨论等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办好学会是要有不计报酬、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的,也需要遵循勤俭办会的原则才好。

 

张友伦先生在接受研究会秘书处访谈时提到：“研究会确实是靠大家无私的奉献和共同的努力才一步步的走过来。应该说，开头是非常艰苦的，很困难。因为研究会本身是个群众性学术团体，没有固定的编制和经费来源，相当困难。我们的经费有两个渠道可以获得，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每年拨一点经费，最初是几千块钱，一年有四五千左右，最早好像是3000，后来增加了一点。钱非常少，靠这些钱，又没有固定的编制，就是靠一些同仁们的不懈努力才把这个研究会办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相当困难。另外一个来源是会员的少量会费。”黄柯可先生在在接受研究会秘书处访谈时提到：“南开秘书处初期秘书长是北京的黄安年先生。没有现代手段的“遥控”就意味着“万里行”。他不得不时常往返于京津两地，还要赴各地检查年会筹备情况，消耗巨大精力。正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一种“京津地区理事会”的机制。张友伦先生带领南开班子总是乘坐首班火车来京，下午返回，颇为辛苦。1991至1992年间，黄安年和张友伦相继出国考察，在严四光代理会长，杨立文代理秘书长期间，京津会议也从未间断，内容从商议大事到审议《通讯》稿件等具体事项，经常开得很晚。记得在北大的几次会上，齐文颖先生和杨立文夫人总以茶水和糕点招待，杨立文夫人甚至为每人送上一碗牛奶鸡蛋。真是吃在嘴里，暖在心上。后来，为方便天津同志，会址改在距火车站较近的世界史所。在京的理事无论路程多远，无人迟到，而且从未有人提出过路费问题。张友伦和黄安年，以及后任的秘书长李剑鸣为了给学会节省开支，始终要求大家实行自付工作盒饭的制度。”（以上引文分别见《美国史研究通讯》2009年第1期第1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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