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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李存训文 刘绪贻先生的学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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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李存训文 刘绪贻先生的学术道路
黄安年推荐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5月4日发布
武汉大学李存训教授的文章《刘绪贻先生的学术道路》原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原题为《刘绪贻先生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新贡献》。收入《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2003年)时作了补充和修改。（李存训文 发表：《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2003年)；学术交流网/美国问题评论/2003年4月22日转发）。存训兄文章最后归纳说:
刘先生总结自己数十年的治学之道时，曾特别强调如下三点：第一，要勤奋认真，业精于勤。“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语）。因此，不论炎夏寒冬、节日假日，刘先生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兢兢业业于科研工作，不断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第二，要有求索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上下求索，不断创新。刘先生非常赞同列宁所说的“不能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深信“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要科学地论述三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史，便需要发展马列主义。”[14]第三，要有点勇气。刘先生认为，做学问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而是为了追求真理。因此，要对社会负责，对人民有利，决不能随波逐流，见风驶舵。科学研究无禁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怕阻力和压力，不计较个人得失，要提出符合社会长远利益要求的学术思想。
刘先生虽已离休十七载，年届九十高龄，但依然老当益壮，雄心不已，至今手不释卷，著述不怠。刘先生满怀豪情地说：“夕阳无限好，何必叹黄昏”；“我的人生哲学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用扬鞭自奋蹄。刘先生不仅言传身教，而且以身作则，正在史学研究与学术创新之路上继续开拓。
今年5月13日是刘先生九十华诞，转发此文与科学网的读者共享，衷心祝愿刘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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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先生的学术道路
李存训（武汉大学历史系）
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老一辈的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全国公认的研究罗斯福“新政”的学术权威。先生在美国史、世界史和社会学等学术领域孜孜不倦，勤奋耕耘数十年，著述甚丰，成绩斐然，为发展和繁荣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学术事业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刘绪贻先生做学问的目的是“追求真理，是为了对社会对人民有益。”[1]刘先生的学术道路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是寻求中国为何长期不能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原因，探索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工业化或现代化社会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仍不断涉及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但主要是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为典型，集中研究列宁逝世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规律，解答为什么帝国主义到今天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未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等问题的原因。
一
刘绪贻先生1913年5月13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期，正值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他立志要做一位有建树的著作家，为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爱国和治学成了他全部追求的一体两面。“九·一八”事变时，正在武汉读初中的刘绪贻先生，毅然在汉口《正义报》上发表题为《饲虎》的文章，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退让政策。193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当时一届只有10个名额的清华大学公费生，就读社会人类学系，志欲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寻求救国图强之路。清华当时名师荟萃，学术思想活跃，同时救亡烽火熊熊燃烧，那种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和求真求实学风，深深感染了年轻的刘绪贻先生。
进入大学一年后，适逢“七·七事变”，刘先生进一步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工业化或现代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腐败政权统治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探索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工业化或现代化社会的途径，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未果的原因，便成为刘先生学术活动的主流。
1940年清华毕业后，刘先生任职于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社会部，耳闻目睹国民党官场的黑暗、腐败、无能，愤然投书《大公报》进行揭发，反而被斥责为“不识时务”、“不光明正大”。由此，他深感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是很难报效国家报效人民的。于是，他毅然辞职，通过考试获得留美资格，并获得湖北省公费资助，于1945年初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系学习，先后从师于世界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和路易斯·沃思。奥格本的名著《社会变迁》和沃思教授的“社会知识学”课程对刘先生影响很大，其中前者论述社会的宏观变化规律，后者论述知识与社会集团利益的关系。此外，刘先生还在课外广泛阅读哲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方面读物，扩大学术视野。这不仅使他社会学功底更扎实，而且还为他后来研究历史学、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规律打下了良好基础。
刘先生去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是有意带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去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识到研究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在选硕士论文题目时不能面面俱到。于是，为了探本溯源，刘先生决定先寻找这个问题的历史、文化原因。刘先生花了一年多时间，从中国二十五史等书摘录资料，写了一篇17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儒学在中国的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封建主义时代而不能转变为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该文认为，从孔子时代起，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儒家（或儒生或士）的特殊人群。他们学习、教授和发展六经或儒学，一再试图说服春秋时代的诸侯、战国时代诸王和汉朝皇帝，要求实施他们的学说。西汉初期，在陆贾、叔孙通等儒生的诱导下，汉高祖发现强调“忠君”、“尊君”思想的儒学对其专制统治非常有用，于是儒家逐渐得势。到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怂恿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儒生只要考试及格，便可不纳税，不服兵役和徭役。他们还试图垄断政府官职，而且在西汉元帝时基本取得成功。自那时起，封建帝王以此笼络读书人，读书人可以藉此获取功名利禄，两者相互为用，构成既得利益集团。东汉光武帝为了保证皇家统治的稳固，进一步鼓励读经，并对未入仕途的儒生也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予以奖掖，这就愈发增加了读经的实用价值。隋唐时期，鉴于魏晋南北朝儒学有所削弱、影响皇权巩固，遂建立以儒学为唯一或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使以皇室和儒生阶层组成的统治阶级从儒学中获取的既得利益更加制度化。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益严密而强化。明清两代，儒生又被授予许多特权。除皇亲国戚外，儒生或士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居于最上层，即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了报答皇恩，儒生在解释、讲说经书时，总是努力为皇权辩护，扩大并强化皇权，并使皇权神圣化。文章认为，为了保证和扩大其既得利益，从汉代起，皇家和儒生阶层就相互合作，以抑制、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凡是不同或异化于儒学的事物，是很难在中国社会得势的。比如，儒家重农轻商，禁止言“利”，商业、工业知识与技能只要是开始抬头酒会受到压制。又如，儒家鄙视奇技淫巧，轻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在中国也难以兴旺发达。同样，法学和法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很难抬起头来。这既是儒学能在中国统治两千多年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这篇论文因见解新颖独特而获得一笔奖学金。刘先生的高等数学、统计学成绩优异，使奥格本对这位中国留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为之刮目。198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中文简介中，刘先生被列为“杰出的中国校友”。
“位卑未敢忘忧国”，刘先生虽在他乡为异客，却日夜悬念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1947年，他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攻读博士学位的打算，毅然回到处于战火之中的祖国，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开辟社会学阵地，讲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课程。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实际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定为社会学课程必读参考书，并列入考试内容。为此，曾引起一场由右派学生发动的罢考风波，但在进步学生的协助下，刘先生取得了胜利。
从1947年底到1948年底，刘先生继续进行对“儒学在中国的统治”的研究，结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知识分子和知识生活实况，在当时发行量广、影响极大的《观察》、《时与文》、《世纪评论》、《大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30余篇（刘先生从这些文章中选了23篇，编成《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2001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剖析时弊，把战斗的笔锋直指黑暗的旧社会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各种社会现象；同时又以其新颖活泼的笔调宣传了社会学知识，从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这些文章不仅引起许多大中学生和留学生的同情与呼应，而且也得到一些持异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共鸣。国民党特务对此恨之入骨，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单。但是，刘绪贻先生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斗争，无所畏惧。他不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冒着随时有可能被捕的危险，于1949年初参加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义教育协会，任武汉大学分会教授支部书记，并在地下党支持下当选为武大教授会主席。1949年5月，武汉解放，军代表进驻武汉大学后任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旋即任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后因工作需要，服从组织调动，先后担任过武汉市（当时是直辖市）高等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长、市教育工会第一副主席、全国教育工会委员会委员兼中南办事处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等职，并当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起，刘先生历任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湖北省世界史学会理事长、湖北省社会学会理事长、中国世界史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美国大洋洲组副主编。现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美国《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中国社会学会顾问、湖北省社会学会名誉理事长、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兼职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邀兼职研究员、天津市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
二
1964年春，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成立后，刘绪贻先生回武大，亲自带领两名青年教师，四处收集资料，订购中外书刊，抄写图书卡片，迅速把研究室资料室建立起来。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高涨，他重点研究美国黑人运动，写出了专著《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简史》，作为教材油印出版。他还计划写一本《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论丛》，因文革而中断。1972-1978年，他被指派参加《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和《中东简史》（两册）的翻译工作。70年代末，刘先生先后发表了《近年来美国黑人暴力斗争理论的发展》（1979年《江汉历史学丛刊》）、《战后十年美国黑人运动的起状》（《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3月号）、《从合法斗争到非暴力直接行动》（《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从蒙哥马利到伯明翰》（《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1980年第1辑）等4篇论文，部分实现了《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论丛》的计划。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地复苏，科学的春天来临。刘绪贻先生担任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指导下，主持发起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出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精神振奋，青春焕发，组织起一支坚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美国史研究队伍，开始了学术生涯的第二次攀登。他以当时广大群众最渴望理解而理论界都怯于探索的重大课题，即怎样认识帝国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不是最先进的工业国家最先进入社会主义为突破口，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为典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思想，勇敢地摆事实、讲道理，集中探索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和多部专著、译著，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自家之言，逐步形成美国史研究的一个学术流派。
刘先生的科研成果丰硕精深，学术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他主持或参加的译著有12种，其中有：《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3册）、《新政》、《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多难的旅程——从珍珠港事变到罗纳德·里根》、《黑人女英雄哈丽特·塔布曼传》、《注视未来——乔治·布什自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多难的旅程——4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政治生活史》、《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美国社会发展趋势（1960-1990）》等。他专著有：《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黎明前的憧憬——1948年文集》（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并主撰的有《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李世洞教授共同主编）、《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与杨生茂教授共同主编）。刘先生主编的学术丛书有两套：一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现代史丛书》；一是和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共同主编、列入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其中56万字的《战后美国史》和40万字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是刘先生的代表作，基本上代表国内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水平。《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200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战后美国史》先后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2002年4月，由刘先生负责补充和修改的《战后美国史（1945-2000）》出版。刘先生有关美国史与世界史的重要论文有数十篇，如“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83年第2期）、“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罗斯福新政、劳工运动与劳方、资方、国家间的关系”（《美国研究》1992年第2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联邦最高法院斗争的性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兰州学刊》198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需要发展”（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及时代局限性”（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里根上台的社会历史背景”（《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等。
刘先生所著书文，史论结合，观点新颖，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近二十年来，刘先生誉满中外，先后被列入《民国人物大辞典》、《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名人录》（英文版）、《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中国当代名人录》、英国《国际传记词典》（第24、25版）、英国《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第11、12版）、美国《世界五千人物志》（第5版）等多种辞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91年出版的沈大伟教授《美丽的帝国主义者：中国人看美国，1972-1990》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美国学》（第25卷第2期）介绍了刘先生研究美国史的部分著作和学术观点。1984年6月，刘先生应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到意大利出席“外国人看美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同年11-12月，他又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之邀，以“杰出学者”身分赴美讲学并作研究。1988年6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还致函感谢他“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所作的努力。”
三
刘绪贻先生在世界史和美国史方面的突出贡献是：他较深入地钻研了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原理与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吸收了中外经济学界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列宁逝世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实际，从史学角度肯定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在指出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正确性的同时，也指出它的时代局限性；论证了罗斯福“新政”是不同于列宁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客观地评价了它的作用和地位，并首次使用了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两条新规律；阐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间新型国际关系和各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时代。这样，刘先生就勇敢地回答了广大群众最渴望理解而理论界却怯于探索的几个当代重大理论问题，从而创造性地阐发了经典作家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
刘先生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探索，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的。当时，广大群众对于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观点深感怀疑。他们问：为什么帝国主义到现在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快最容易，为什么后来历史发展实际并非如此？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前经典作家一再预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将日益激烈、资本主义制度行将灭亡而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日益缓和、资本主义社会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呢？刘先生认为，不解决这些理论问题，就会影响广大群众对马列主义的信心；而要解决这些理论问题，不发展马列主义，拘泥于马列当年的一些具体论述，是绝不会有结果的。当然，刘先生也意识到长期存在的过左思潮必然会引起的对于有志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巨大阻力和压力，但学术责任感使他认识到：“做学问是追求真理，是为了对社会、对人民有益，水平有限可以学习提高，但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要有点勇气。”[2]二十余年来，刘先生在部分同事和研究生的协助下，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艰难刻苦地跋涉着，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发展和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
第一， 要坚持马列主义，必须发展马列主义
这一论点早就有人提到，但刘绪贻先生坚信本体无常，一再指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研究世界史和美国史时，既要坚持马列主义，又必须发展马列主义。[3]因为马列主义都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如果人们今天研究世界史仍拘泥于经典著作中的一些现成词句，不但会陷入教条主义，而且也违背辩证法，违反马列主义。因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4]，“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5]。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时指出：谁要是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6]列宁也反对“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7]
由于特别执着甚至钟情于这种必须随着时代变化以寻求真理的信念，刘先生往往不自觉地沉湎于一种永远探索的诗的境界。他爱吟诵仿清人龚自珍写的诗句：“中宵屡起殷勤觅，灿灿寒星或是君”。他也喜欢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并命名自己的书室为“求索斋”。
第二，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说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史学界尚无人研究这个问题。1984年，刘先生发表“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文，[8]从世界史研究的角度肯定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使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而且影响到世界现代史的发展进程，是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人决不能忽视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刘先生认为：“大体可以这样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形成，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期间在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迅速扩大，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臻于成熟，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部经济活动置于它的统一指挥之下”。
除理论研究外，刘绪贻先生还领导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部分史学工作者，在国内史学领域率先开展了对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他主编的《战后美国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抓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这根主线，对战后美国经济、内政、外交及上层建筑作了整体的描绘与分析，读后使人耳目一新。这样的著作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均属一种开创。”[9]
第三， 首先提出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
列宁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认为工人、农民将受到更严重的压迫和剥削，资本家将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后来罗斯福实行“新政”的结果并非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延长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这表明，罗斯福政府推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后来德、意、日实行的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福利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此，刘先生认为，要实事求是地阐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就必须发展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于是，他提出了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集中地概括了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刘绪贻先生还认为，罗斯福“新政”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当罗斯福的“新政”实践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自觉与不自觉结合以后，通过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局部改变生产关系，不仅基本上克服了30年代经济危机，缓和了阶级矛盾，而且还曾造成战后美国经济长期上升的总趋势。它不仅通过大力加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而且还为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样板，帮助它们通过同样的途径延长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
第四， 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两条新规律
刘绪贻先生根据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从罗斯福“新政”入手，上挂下联，结合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历史过程，概括出列宁未曾预见到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新规律。第一条规律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有别于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要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第二条规律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福利国家，虽可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间，但它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新型经济危机——“滞胀”。“滞胀”危机的出现及其发展是70年代美国出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条新规律。[10]
刘先生主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具体论证了第一条新规律，1989年出版的《战后美国史》，具体论证了第二条新规律。这两条新规律虽然是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为典型总结出来的，但它也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实际情况。
第五，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时代
既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资本主义新阶段，那么，列宁当年描述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否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被一个新的时代所替代呢？在1984年发表的“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刘先生初步论证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指总的趋势而言，并不是说自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一直高涨，它也有出现低潮的时候。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到目前为止就是如此。……为了便于研究和认清帝国主义这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我们才把它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低潮的时代。”[11]1986年，刘先生又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需要发展”一文中，[13]更深入地论述了这个新时代。他以美国为典型，分析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经过斗争使自己的经济政治处境得到改善，不像马、恩时代的无产阶级那样，只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而挣扎，而是谋求“生活得更好”；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压力和国家监督下，不再像马、恩时代那样，只靠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以榨取剩余价值，而是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有阶级斗争，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一般不具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处于低潮。因此，就资本主义世界而言，这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时代。从目前情况看，这个时代是还会有一段不短的持续期的。
总之，刘绪贻先生对列宁逝世以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规律、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一整套新颖的系统的自家之言，在美国史研究中已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学术流派。正如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兰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长武文军同志所评价的：“刘绪贻先生在美国史研究上有深遽的见解和重大的成就，可以说他在中国开创了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价美国发展史的先河，在他的开创下，在国内形成了用现代文明水准评价美国发展进程、探索借鉴美国经验的进步学派”。[13]而且，如前所述，刘先生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也是适用于整个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的。
四
刘先生总结自己数十年的治学之道时，曾特别强调如下三点：第一，要勤奋认真，业精于勤。“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语）。因此，不论炎夏寒冬、节日假日，刘先生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兢兢业业于科研工作，不断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第二，要有求索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上下求索，不断创新。刘先生非常赞同列宁所说的“不能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深信“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要科学地论述三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史，便需要发展马列主义。”[14]第三，要有点勇气。刘先生认为，做学问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而是为了追求真理。因此，要对社会负责，对人民有利，决不能随波逐流，见风驶舵。科学研究无禁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怕阻力和压力，不计较个人得失，要提出符合社会长远利益要求的学术思想。
刘先生虽已离休十七载，年届九十高龄，但依然老当益壮，雄心不已，至今手不释卷，著述不怠。刘先生满怀豪情地说：“夕阳无限好，何必叹黄昏”；“我的人生哲学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用扬鞭自奋蹄。刘先生不仅言传身教，而且以身作则，正在史学研究与学术创新之路上继续开拓。
欣逢刘先生九十华诞，特此祝贺，并衷心祝愿刘先生健康长寿！
注释：
[1]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序，第1-2页。
[2]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序，第1-2页。
[3]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第23页、49页；[美]加尔布雷思、[苏]缅都科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版，译者序。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9页。
[7]《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5页。1987年12月25日，刘绪贻先生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十三大报告会上的发言中大量引用经典作家上述论述，力图阐明发展马列主义的必要性。
[8]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
[9]张宏毅：《评战后美国史》，《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
[10]刘绪贻：“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两上新规律”，载《当年美国总统与社会》，第22-49页。
[11]《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第27-28页。
[12]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
[13]武文军：《祝刘绪贻先生八十寿辰》（1993年4月29日）。
[14]刘绪贻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本文原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原题为《刘绪贻先生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新贡献》。收入本书时作了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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