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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滞胀经济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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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滞胀经济来临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2月28日发布
滞胀经济是西方国家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结构性危机现象，自那时起西方国家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快速发展,防范经济滞胀不仅为西方国家所高度关注，也为所有奉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制度转轨国家、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所关注。
近些月来人们对于美国甚至西欧国家是否迫近经济滞胀的边缘或者已经到来滞胀经济,众说纷纭，我们看到在美国一方面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放缓甚至出现萎缩，如果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突破临界点,那么滞胀经济难以避免了。我们也在中国看到半年多来,通货膨胀趋势明显而且还在发展,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的态势有所回落，虽然和滞胀经济不能等同，但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任务显然已经凸显,这不能不使宏观调控需要在解决解决通货膨胀和解决经济发展两条战线下药,使经济政策的空间收窄。
关于经济滞胀，笔者曾多次提到：
“70年代以来, 以滞胀(Stageflation)经济为特点的结构性危机成为 一种突出现象。一美国为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70年代为7.1％, 1980年初为18％, 1970、1971年为4.5％, 1960年10月到1973年12月, 美国先后发生10次美元 危机, 1977年10月到1978 年11月, 又连续发生8次美元危机, 1980年1月21日, 每盎斯黄金兑换美元高达785美元。与在这以前的传统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不同, 七十年代以来的结构性经济危机, 从时间上看比周期性危机要长得多; 从表现形式上看, 结构性危机往往是生产停滞或低速缓慢增长; 从波及面看结构性危机期间各国不是同步发展, 时而伴生美元危机、能源危机, 时而伴生贸易失衡、信用危机; 从直接导因看: 主要由结构失衡而触发的。经济滞胀作为70年代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 作为滞胀现象,兼有生产停滞(stagnation)或缓慢发展和通货膨胀(inflation)现象。造成滞胀经济的深层原因在于:它是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内对外经济干预政策处于交替调整时期的综合产物。与滞胀经济恶化的同时,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正面临大调整: 旧工业、旧技术、旧工艺、旧产品所体现的“夕阳”工业不景气, 进行改造需要时间, 新工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所体现的“朝阳工业”取代“夕阳”工业尚需时间;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正面临新的脱皮转折期, 形成强有力的新的生产力也需时间; 劳动力又遇新的调整, 以美国为例, 1950年民间劳动力6,220万人,1970年8,270万人,1980年10,860万人。1950-1965年, 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增加了9.8％, 1965-1980年有5,500万人加入了劳动大军, 增加了40.5％, 1950-1960年就业人数增加690万, 1970-1980年增加到1,860万人, 但1970~1980年的失业人数和失业比例仍有增无减。与以往不同, 还增加了地区性、部门性的结构性失业现象, 从而使失业问题的解决面临新难题。”
“在这期间, 西方世界经济关系的结构也发生了新的调整。表现为从1971年起,美元霸主地位的结束, 美日欧经济关系面临新的调整。尼克松在1971年12月承认: 布雷顿森林协议“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打成的”,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经济上的强国, 而是欧洲的各国、日本、亚洲、加拿大和北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强大的”。1973年由于中东“石油战”的结果, 西方廉价石油原料时代宣告结束。它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列强垄断世界经济秩序的局面, 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西方世界70年代以来的经济。1977年4月18日, 卡特总统在电视演说中说: “能源危机还没有把我们压垮, 但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 它就要把我们压垮”。
“与此同时, 作为西方经济主流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 面临难以解决滞胀经济的严重危机, 西方世界的强化国家干预政策的某些弊端, 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和社会严重不公矛盾的加剧, 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影响, 促使西方国家寻求新的调整对策。追求全球扩张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矛盾也迫使美国政府考虑做出必要的政策调整。”
(见《现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危机（《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之一）》，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2月22日发布)
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经济关系格局发生了与30年前的不同的深刻变化; 在我国经济转型发生新的变化;劳动力需求发生重大调整；石油飙升和环保压力加大,这些因素不仅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对通货膨胀因素造成压力。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何谨慎从事，至关重要。我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随时调整我们的对策。
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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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逼近滞胀边缘 4教训警示中国
证券时报文 发表:证券时报/2008年02月28日 ;
次贷危机和房价下跌已严重拖慢美国经济增长，并且一时没有回升的迹象，但通胀并没有随着经济下滑而下行，反而继续向上，这一反常现象是否意味着1970年代的滞胀幽灵再次重回人间？从我国最近形势看，人们的通胀预期已经形成，随着年后的新一轮工资重定，物价螺旋式上升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这是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太久的必然结果。我们似已错过控制通胀的最佳时机，但现在采取行动，果断控制货币仍未为晚矣。
美国经济逼近滞胀边缘
如果说去年次贷危机只是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谈论滞胀还显得有些杞人忧天的话，那么进入2008年后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则显示，滞胀的风险已成为日益逼近的事实。
日前美国公布的CPI和PPI数据均显示通胀形势远较预期严重。1月份CPI和核心CPI环比分别上升0.4%和0.2%，按年率分别上升了4.3%和2.5%；而PPI和核心PPI的环比则分别上涨了1%和0.4%。
上述数据不仅数值显得过高，而且在近些年来十分少见，因此引起了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自上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第一次饱受滞胀折磨以来，人们已将近30年时间不知滞胀为何物。经历过长时间高增长低通胀的“金发女孩经济”后，当年滞胀时期经济学家所编制的带有嘲讽戏谑意味的“痛苦指数”(通胀率加失业率)已早就为人们所遗忘。此次次贷危机和房价下跌已严重拖慢美国经济增长，并且一时没有回升的迹象，但通胀并没有随着经济下滑而下行，反而继续向上，这一反常的现象是否意味着1970年代的滞胀幽灵再次重回人间呢？
尽管从严格的统计标准来看，尚无证据表明美国经济已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目前的通胀形势也够不上“恶性”，但低增长和高通胀这一可怕的组合在美国的出现已无可怀疑，滞胀已经超越衰退或通胀的单一风险成为美国经济头号风险也已是不争之事实。那么，滞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对全球的货币决策者又意味着什么呢？
宽松货币是滞胀之根
从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上看，通胀是需求过旺、经济过热的产物，它与衰退断然不会同时出现。但1970年代，这两个恶魔又确实出现在英国和美国，进而肆虐了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此，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解释是，由石油供给突然中断引起的油价成倍上升，是引起滞胀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来自供给面的严重负向冲击，导致了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通胀和停滞并存的局面。
但在货币主义宗师弗里德曼看来，这种现象只解释了表面。弗里德曼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大幅度放松货币以应对负向供给冲击的错误决策才是滞胀的根本原因。他还列举日本和西德的例子，证明了如果严守货币量，则供给冲击对物价只能产生一次性影响，而不会演化成通货膨胀，例如，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通胀率高达25%-30%，但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日本的通胀率仅5%，美国等国家则对石油涨价引起的失业问题作出反应，迅速地放松了货币，因而导致出现滞胀。
诚然，物价回落常常会滞后于GDP的回落，目前美国出现的低增长和高通胀共生的现象，如果证明是物价滞后效应的话，则一切OK，美联储也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继续放松货币，刺激经济。但令笔者担忧的是，目前的经济减速与通胀并存的局面正是格林斯潘时代过于宽松货币政策留下的后遗症，需要的是痛苦而强有力的紧缩，特别是考虑到大型经济体对上游能源和资源价格的影响力，只要抵制住放松货币的诱惑，滞胀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毕竟这一轮(战后第四次)石油价格飙升纯然由需求拉动，并不是供应突然中断引起的，货币当局面对的局面比1970年代要简单得多，也宽松得多。
但在全球化加深所形成的资源价格同向波动性与各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之间的矛盾之下，美联储能抵制住诱惑，不将经济增长目标置于物价稳定目标之前吗？如果不能，滞胀很可能难以避免。伯南克在上任之前极力鼓吹通胀目标制，宣扬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好处，如今大权在握，再也不唱老曲儿了，他是否已由一个单纯而敢于直言的学者，悄悄转变为一个圆滑的善于迎合政治需要的政客？这才是真正的风险所在。
果断行动犹未为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过两轮比较大的通胀和一轮中等程度的通缩，但幸运的是，“滞胀”对中国人来说，还只是传说中的故事，并且在可以想象的未来，统计学意义上的滞胀也不会发生在中国。但在持续了三四年高增长低通胀的“金发女孩经济”之后，高通胀已不期而至，并且伴随着GDP的回落。在增速回落通胀上升这一局势面前，该怎么办？
从最近的形势看，人们的通胀预期已经形成，随着年后的新一轮工资重定，物价螺旋式上升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这是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太久的必然结果。我们似已错过控制通胀的最佳时机，但现在采取行动，果断控制货币(数量工具和利率工具皆可，关键是力度要足够)仍未为晚矣。不过，在采取相关的行动之前，有若干教训需要记取。
教训一，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最高目标。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共识，也是上百年来各国货币政策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一原则在没有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之前，货币当局的意志至关重要。
“快骑自行车理论”说起来很讨巧，但实际上祸害无穷，历史上的教训也比比皆是。这一理论的信徒太多，稳定物价，首先就是要清除它的影响。
教训二，不可错误僵化看待核心CPI。一般而言，除去能源和食品的核心CPI更能准确地反映总需求状况，因而被大多数央行作为观察的主要目标，但目前的形势是，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绝大部分反映的是总需求的过热，供给冲击因素反在其次，并且被核心CPI排除在外的食品和能源早已显示出价格上涨的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抱残守缺，死扣书本，以“结构性通胀”应付一下，麻痹大意，怎能看准病因？
教训三，对资产价格对消费物价的影响要有前瞻性。资产价格对消费物价的影响渠道复杂，且有相当大的滞后性，此轮物价上涨，有多少成分与房价上涨所引发的过度投资相关，值得细细分析。
教训四，在输入型通胀面前不应无所作为。此轮物价上涨的原因和性质，众说纷纭，五花八门，输入型通胀说即其一。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外部的价格输入，如果以此作为借口，或无所作为，或下错药，后果堪忧。
(作者单位：趋势宏观研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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