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平易  表里如一

       ----在《林默涵文论》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文字稿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0月30日发布（第35453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50-58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照片及相关资料。】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怀着对默涵同志的敬仰感佩之情，同时也不免伤感，因为中宣部老文艺处的同志大多已经故去，今天与会的只有邹士明同志和我二人。当年文艺处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我，也即将跨入八十整岁了。

犹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北师大上学的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周扬、默涵、荃麟等文艺界领导人作报告，讲文艺政策、文艺理论。至今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周扬激情四射，默涵逻辑严密。

1964年，我被借调到了中宣部文艺处，由贾文昭同志具体联系，其间同默涵同志等领导人有一些切近的接触和感性的认识，讲台下的默涵少了几分严肃，多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让人感到温暖。记得从各高校借调来的有人民大学马畏安、武汉大学刘纲纪、北京大学吕德申、东北某报社李树谦，还有北师大的我，人大接着还来了孟伟哉和闫焕东。这些人工作一段，先后返回原单位，留下了孟伟哉和我，这是后话。我们的工作是整理资料和撰写文艺评论，其时正当毛主席“两个批示”之后，今天看来批示自然是错的，但在当时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会努力认识和执行。我们写的东西时常有讨论和修改，领导人也抽空参加甚至动笔修改，鼓励居多。平日，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五楼，默涵们似在二楼或三楼，我每天上下楼时不止一次地碰上默涵同志，他都会亲切地打招呼。有一次，他停下来问我，是否乐意和他们一同写文章，我很意外。事实上我的水平怎能够得上他周围的笔杆子。他的探询于我是一种真诚的鼓励，长留心间。稍后，默涵和李曙光（黎之）等一起出去了，写的什么文章我已记不起，但我记得那笔名叫“苏南苑”，大约是住在苏州南苑写的吧。

“四清”运动开展，我随李曙光等下乡到京郊顺义，袁水拍是名义上的组长。运动尚未结束，“文革”风暴已临。中宣部成了“阎王殿”，默涵同志被关押。十余年间，我再也见不到他。

浩劫之后，我随原文艺处的邹士明、艾克恩等到默涵同志三里河的家中看望，前后去过几次。明显地感到他饱受摧残，身体、精神，尤其是思维大不如前了。谈及“文革”，印象颇深的是提到原中宣部党办的一位女同志在专案组竟然出手打人，使我大为震惊。当然，他更关心我们的现状，每次都问我在哪里工作，在哪里领工资，并且流露出我们未能担负更为重要工作的遗憾，表示不解和困惑。我意识到，他的脑子出了毛病，不断重复和容易遗忘表现出认知有障碍，不由感叹一位那么善于逻辑思维语言精炼的人竟然变化如此之大。同时，内心还有一种负疚感，辜负了老一辈的期望。我在苏一平同志领导的艺术研究院工作，我曾一再以口头和上书文化部固辞要我担任红学所长的职务，我有自知之明，但的确未能挑起更重的担子。

在此期间，还在默涵身体状况尚好的情况下，他参加了红学界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盛会，这就是1979年《红楼梦学刊》的创刊座谈会，在四川饭店，人数并不多，却是群贤荟萃，少长咸集。王昆仑、茅盾、叶圣陶、俞平伯、顾颉刚、李希凡、蓝翎等均到会，我辈有幸叨陪末座。会上，默涵同志讲了话，提出要做三件事：编写一本简明的《红楼梦概论》，一本红学史，还有是作红楼梦的讲座。《红楼梦大辞典》出版后，冯其庸先生和我送书去，他很高兴，其时为1990年，他已离休。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以脂评本为底本的《红楼梦》的普及本，此本由袁水拍倡议在前，苏一平支持完成，而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经默涵同意协调的，其庸先生是当事人，清楚整个过程。三十多年来，这个普及本发行已达数百万册，影响广泛。人们都知道，新时期以来默涵同志主持了新版《鲁迅全集》校注的浩繁工程；而对于《红楼梦》的出版和研究，他也是给予了很大关注和支持的。

默涵同志的《劫后文集》我曾得到一本。在他卧病失忆的很长时段里，特别是夫人孙岩同志病故后，我无由再去看他，音讯全无。对于默涵同志的革命经历，我所知甚少。记得有两位他的故旧，曾嘱我代候。一位是广州主管银行和外贸的高力夫先生，另一位是北师大教授钟敬文先生，大约是在香港或别的什么地方共过事吧。

2008年1月默涵同志逝世，其时我不在北京，是冯其庸先生在1月10日晚打越洋电话告知的，我只能拜托邹士明同志替我敬献鲜花圈告别致哀。《林默涵同志生平》说:他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和文艺战线杰出组织活动家。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精辟见地的文艺理论著述，在我国文艺史上留下闪光的篇章。他一生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敦厚谦和。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和文艺战士的优秀品德。这样的评价，我以为并非溢美，当之无愧。然而在现实中有人并不认同，默涵不仅默默无闻，被人遗忘，而且从某些传言中，隐隐约约地听到有关他的所谓坚持“极左”，顽固不化，不愿道歉改悔之类的流言。我从心里反感此类扬此抑彼，褒贬任意的传言，其庸、希凡与我有同感，忆想我们心目中真正的默涵。他们自然比我了解更为真切和深入。今天，冯、李高龄不能与会，托我致意。

感谢王蒙同志的倡议，感谢这本《林默涵文论》的编辑和出版，在文艺界的人几乎遗忘了或者曲解林默涵其人的时候，这本书十分及时，它客观地返还了历史的语境，返还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翻阅全书，我不能像理论家那样说得全面和透彻，只能谈一点个人的感受。最为突出的是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刚正之气和跃动着一颗赤诚之心。前者是说做事为学，后者是说做人处世。

刚正之气是指理论的勇气、对自身事业和信仰的浩然之气。它来源于科学精神和分析功力，自有一种折服人的逻辑力量和合理内核。毋庸讳言，本书所选的文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约占一半，其时政治运动不断，文艺工作命途多舛，默涵作为文艺界的一个领导干部身处其中，他的讲话、报告、发言必定烙有时代的印记，大的环境如此，不必说他的顶头上司周扬，即便是中央直接干预的事件也有错误和缺陷。然而，就在此类文章中依然可以看到若干林默涵的个人风范，那就是他极少只强调一面，走向极端。往往是整篇反右而提及防“左”，大势反“左”而不忘防右；强调思想性而不忽略艺术性，大倡文艺家的党性而提醒作家艺术家有个性、创造性，等等。林默涵个人当然无力回天，他主观上也没有这个意愿，但我从他这一时期起草的社论、代表官方所作的报告、讲话中，的确发现了这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对形势、对事物力求全面看待，有一种辩证的、科学的精神，显现出一个理论家的本色。

正因此，《文论》中的此类文章，不仅有认识意义，使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 同时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一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评论，约有七、八千字。王蒙同志是当事人，是成名很早的青年作家，时在1957年之初，默涵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一位前辈，直面对于这篇小说的争论，写下了具体细致的有分析有理据的评论，肯定了这是一篇虽有缺点却很难得的好作品。他批驳了各种片面性的批评，赞扬了作家的勇气和才能，并寄以期望。今天，八十开外的王蒙重看这篇评论仍会感到温暖吧。当年，我是个在文艺门外极其幼稚的学生，却也爱看苏联《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和王蒙这类小说，于评论则全然蒙昧；今天，我以为此文应该是当前文艺批评的楷模，分析到位，以理服人。

可见，上文所说的刚正之气决不是以权势压人的霸气，而是一种源自理性分析和逻辑力量的底气。接触默涵其人就更加觉得他和蔼可亲，没有官气，同时下某些学术官僚的骄横之气形成鲜明反差。对此，我有亲身感受，一言难尽。

以下，想谈谈本书中给人更为强烈的一种触动，那就是默涵同志坦率、直白的赤诚之心。平日里，同默涵相处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直来直去、表里如一的习性。

说实话，我拿到这本文集最先翻看的是有关《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两篇访谈，此前我并未看过刊载此文的“新文学史料”。细读之下，深感这决非时下盛行的个人回忆、口述历史之类，而是文献、是史料，是有时间、有出处、有原件（包括信函、文章、批示等等），扎扎实实原汁原味的史实。从这里，可以了解到胡风事件的历史渊源，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事由来已久，牵涉到建国前后如此之多的文艺界人士，其中有我的师长和熟悉的作家，如黄药眠、邵荃麟、蔡仪、何其芳、乔冠华、胡绳、郭沫若、茅盾、周扬、袁水拍、钟敬文等等。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对于胡风文艺思想前后三次作为进步文艺阵营内部的批评；可以了解到在新中国诞生前夜、光明与黑暗殊死搏斗之际，为胡风的安全考虑而动员他暂避香港等一系列事实。

一切努力终归无效之后，惊动了中央，事实上，周总理早就过问此事，他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多次批示都是观点鲜明分寸得宜的。而1955年这一次是在胡风三十万言书和舒芜信件之后，事关重大，毛主席看了材料，亲自改写批语，将“胡风小集团”改写为“胡风反党集团”，矛盾性质改变。这是包括默涵在内的谁也没有料想到的，出于当时的形势和对毛主席的绝对信赖而无任何异议。

林默涵在八十年代这一访谈中回应此问题时说：“研究一个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应当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我认为，胡风一批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原因是复杂的，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文论》第493页）他回顾了五十年代中期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毛泽东估计过于严重的过“左”的情绪，加之法制不健全和对毛主席个人崇拜情绪的滋生，有很大关系，而毛主席看到胡风背地里的信件中用暗语影射，对党内外作家“那种敌视、贬损、憎恶的态度，就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愤慨”，也是矛盾升格的重要原因。

由此，我们也看到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会被憎恶、愤慨的感情所影响，加上别的因素，导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后果。决策者的错误牵动全局，负有历史的责任。

林默涵是个理性清明的坦诚之人，决不是畏首畏尾的庸人。他说：“对于胡风事件，我只想提供一些真实的材料，以供研究者参考”，“首先要弄清‘它是什么样’，然后才能回答‘它为什么会这样’”。历史事实只有一个，看法可以存异。该文最后有几句重要的话值得引述：“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从来是根据自己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者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见本书第495页）

这令我想起了鲁迅临终一个也不宽恕的遗言。

胡风大案错在中央，中央对此承担了责任，两次行文对此案平反。这不是林默涵个人承担得了的，当然，沉重的历史教训是从中央到个人都应当认真吸取的。文革后，我曾接触过很多老领导、老知识分子，不少人说他们当时执行是违心的，早看出问题了，我有些信不及，觉得也许没有那么高明吧。倒是默涵这些平实说法更为靠谱，符合他的实际。现世中，先觉的清醒者是有的，但很少，极可贵。

顺便说一下，原文艺处的叶遥同志与舒芜夫人似为老同学，取信的事她经手过，我的印象是信件并非强取而是自愿交出的。叶遥已逝，无从再核。

舒芜先生本人文革后我曾见过，记得是在1980年上海红学讨论会上分在同一个组，以后他来过一次电话称赞过我的一篇关于孟丽君的短文。我知道他原名方管，是桐城派方苞的后人，学问深有根蒂。于我而言，他只是一个学界前辈，读过他的红学著作《说梦录》，并无交往，更不涉当代。

总之，有关胡风问题，林默涵提供了他所能提供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文献实录。错案已由中央平反，文艺思想分歧留待后人。默涵本人平实叙出，心口如一，既不讳饰，亦不违心。千秋功罪，尽可任人评说。

从文集中还可以看出，对新时期瞩目的成为热点的作品如《苦恋》、《河殇》，默涵同志都旗帜鲜明毫不讳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都是有分析的、说理的。人们可以不赞成他的观点，却同样应当分析论证、以理服人。大而言之，对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原理，他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信服和维护；但不认为“句句是真理”，有些提法和论断是可以改变和发展的。对于建国以来十七年文艺工作的估计，他认为成绩为主，“左”和右的错误都有，反对完全抹倒，更不赞成“文革”极“左”是承十七年而来。今天，人们可能觉得这些见解已经陈旧固执，在我所认识的学界友人包括大学教授和理论新锐有很多新的发现和新的成果；但我以为默涵的见解得自他的亲身经历和深思熟虑，出自肺腑，应当尊重。他对自己讲过的话、做过的事都取郑重的负责的态度，在本书一篇文章的注释中说：“为了保持我这次讲话的本来面貌，我对当时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意见，未作改动。我认为，一个人的认识是可以改变的，但当时怎么认识就是怎么认识，不应该偷偷地修改自己说过的话，那样做是不老实的态度。”（见本书第341页）

老老实实，不趋时，不跟风，不管别人如何误解、讹传以至诋毁也在所不计，这就是林默涵。多年以来，文艺界遗忘、曲解了林默涵。与此相关，如此对待一个从四十年代起到建国后对文艺事业作了重大奉献的老领导和理论家，是不公正的。

从文集中我还读出了一个文艺老人浓重的忧患意识，面对文艺界不健康的或说是乱象，一再提出文艺作品要给人以鼓舞，即使揭露丑恶也不能丧失信心，说不能在生活中发现真善美的作家是可悲的。他忧心忡忡地告诫，敌人巴不得我们对过去全盘否定，巴不得我们悲观失望。对于青年一代和青年艺术人材的培养尤为关注，默涵长期主管艺术教育使他的目光自然会投射于此。对于“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的哀叹，作了一针见血的剖析：“爱祖国”难道是有条件、图回报的吗？祖国母亲和你在一同受难啊！

当今，文艺界上下都在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我以为《林默涵文论》这本书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和辅助读物，十分难得，也堪称及时。尤其是对文艺批评要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不骂杀，也不捧杀等论述。书中既有原则，也有实例，提到了各个时段的许多代表性作品。这对于当今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不啻为一剂对症良药。

笔者还特别注意到文集中有一篇是针对本院的，即1981年10月29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五年过去，读来仍觉新鲜和亲切。其中谆谆告诫我们要有高尚积极的精神状态，要关心祖国的前途，特地引用了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里的一段话，痛心于某些作家和诗人流于平庸琐屑，从“世界镜子”落到街头灰尘中的碎破片，切中当前时弊。在讲话中提出了研究院的任务应包括历史、现状和理论三个方面；评论工作对好的作品要有分析地表扬，对错误的东西要以说理的方式批评；讲到理论研究强调要多读书，期望每年各所都能写出几篇有分量的文章来。总之这篇讲话既高屋建瓴又具体切实。三十多年来研究院极大地发展了，作为一个早已退休的普通人自难统观全局。只是期望敏于思考敢于担当的品行能代代传承，自身也更加怀念默涵这样平等待人的老领导和老前辈。

末了，杜撰数语作结:

        潮起潮落 ，  初心不昧。

        云舒云卷，   大道自宽。

写于2016年4月28日

又记：

林默涵在1957年曽保护过艾克恩，艾因一篇短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险被错划成右派；默涵在反右倾期间又保护过苏一平，苏深感温暖。这些往事为长期在前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邹士明所知晓并反复提起。邹八十年代曾为提起。邹八十年代曾为林默涵秘书。

附一，沉痛哀悼林默涵(1913.1.10～ 2008.1.3)同志

已有 8994 次阅读 2008-1-11 19:56 |个人分类:个人所思所想(07-08)

沉痛哀悼林默涵(1913.1.10～ 2008.1.3)同志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1月11日发布

 1月10日晚(北京时间)冯其庸先生给吕启祥打来电话，获悉久病中的林默涵同志在1月3日凌晨逝世,默涵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1月10日上午(北京时间)在北京医院举行。老伴吕启祥随即拨通电话和在北京的邹士明取得联系,她参加了在北京医院已举行的默涵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并代吕启祥献了花圈，有三百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其中有许多原中宣部的工作同志。默涵同志是老吕文革前在中宣部工作时的老领导,多年来和默涵同志保持联系, 默涵同志住院几年间,老吕曾多次前往医院看望,没想到这次来美国竟无缘再次看到默涵同志。

默涵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和文艺战线杰出组织活动家,他为人随和，宽以待人,深受文艺工作者喜爱，也是老吕的良师益友，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师长。

正如林默涵同志生平所说: 林默涵同志“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精辟见地的文艺理论著述，在我国文艺史上留下闪光的篇章。他一生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敦厚谦和，生活简朴。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和文艺战士的优秀品德。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化、艺术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怀念。”

附报道四份:

林默涵同志生平

林默涵同志1913年1月10日生于福建省武平县。192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福州高中师范专科。受进步思想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用真名“林烈”发表白话诗，痛斥土豪劣绅,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被校方开除。不久，到上海积极从事地下工作，参加罢课、游行、讲演等革命活动。1930年，调任革命互济会福建省总会秘书长，两次被捕入狱，经营救保释后，转入共青团福州市委任秘书。1934年，到上海一家报馆工作，向《读书生活》等报刊投稿，发表文章。

1935年，林默涵同志东渡日本，入东京新闻学院学习，与进步朋友成立“哲学读书会”，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毅然回到祖国。不久去香港担任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副刊编辑，开始用“默涵”的笔名发表文章。后到上海生活书店工作，参与编辑《世界知识》、《国民周刊》、《读书与出版》，并在《自修大学》上发表学习哲学的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默涵同志参加“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任宣传部部长。他满怀热情地参加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随军转战苏浙前线。不久，到武汉参加《全民周刊》编辑工作。1938年8月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同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林默涵同志到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工作。1940年，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做编辑工作。

1941年，林默涵同志奉命调任延安华北书店总编辑。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对他的一生文艺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随后，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这期间，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撰写大量抨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杂文、表彰先进人物的特写、普及生产知识的小品。他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对群众创造的新型人民文艺，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出现的新的文艺形势，对艺术家深入工农群众所展示的新面貌，都给予了热情的讴歌。

1944年，林默涵同志奉命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负责建立新的通讯科，接待读者来访，回答读者来信，建立《新华信箱》，组织和联系通讯员，组织进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工作。1945年，任《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

抗战胜利后，林默涵同志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群众》周刊工作，同时参与编辑《新文化》刊物。国共和谈破裂后，《群众》周刊移到香港出版，林默涵同志任编辑，同时参与编辑《大众文艺丛刊》，联系进步报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这时期，他除了继续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外，还写了大量的文艺论文，后来集成杂文集《狮和龙》和文艺论文集《在激变中》。

新中国成立后，林默涵同志以满腔的激情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1950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任处长。1959年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

195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林默涵同志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艺理论文章和讲话，坚持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党的文艺政策、文艺规律、文艺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等进行了开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讨，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1961年，林默涵等同志组织文艺界集体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文艺十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他还组织领导了现代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工作，并参与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为我国的戏剧现代化革新和芭蕾舞民族化付出了心血。同年4月，中宣部、教育部召开高等院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后，他主抓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7个专业的教学实施方案，组织全国著名的艺术学科专家深入研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艺术教育教材体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默涵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关押达十年之久。1975年到江西丰城钢铁厂监督劳动。面对残酷的迫害，他表现出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品质。

1977年，林默涵同志恢复工作。他以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很快投入到工作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同年12月，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负责重新出版《鲁迅全集》并注释等工作。他带领有关专家和编辑骨干，深入研究，艰苦工作，使全集注释工作于鲁迅诞辰100周年前夕完成，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8年5月，林默涵同志担任恢复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组长。他主持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会议（扩大），成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会议。他力主平反冤假错案，对文艺界在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期间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1979年，他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参与起草大会报告。会议期间，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兼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他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为文艺界的团结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林默涵同志担任文化部顾问。1983年任文化部艺术委员会主任。1984年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1985年经中央批准，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他任第一任理事长，积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他倡导成立了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文化部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艺术人才的培养。后来，他又被推选为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1989年12月，林默涵同志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大力促进文艺界的团结，推动全国文艺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主持召开了全国业余青年文艺工作者会议，鼓舞业余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大批新作品。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他主持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他还整理发掘了大量的重要文艺史料。

林默涵同志是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顾问，他一生勤耕不辍，论著颇丰，主要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集《在激变中》、《林默涵文论集》、《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等。

林默涵同志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林默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精辟见地的文艺理论著述，在我国文艺史上留下闪光的篇章。他一生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敦厚谦和，生活简朴。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和文艺战士的优秀品德。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化、艺术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怀念。

http://www.ccdy.cn/pubnews/451284/20080111/5340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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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涵(1913～ )

中国文艺理论家。原名林烈。福建武平人。1928年在福州高中师范科求学时受革命思想影响，随后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到日本学习。次年回国，先后在进步报刊《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世界知识》和《国民周刊》任编辑，并开始用笔名“默涵”撰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和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作抗日宣传工作，后到武汉任《全民抗战》编辑。1938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参加编辑《中国文化》。1941年主持华北书店编辑工作。1943年调《解放日报》编辑副刊，在该报上发表不少短论和杂文 。1944年冬调重庆《新华日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后赴香港参与编辑国统区出版的共产党机关刊物《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刊物《大众文艺丛刊》。这期间的政论、杂文和文艺论文结集出版的有《在激变中》、《浪花》和《狮和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他的论著具有观点鲜明、论证严密的特点。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5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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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杂志主编林默涵同志逝世 旗帜网2008-1-7

2008年1月3日2时30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文化部原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党组书记、荣誉委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流》杂志两位主编之一，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十四大代表林默涵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据悉，林默涵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月10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

http://www.gjgy.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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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涵同志在京逝世享年95岁　胡振民覃志刚李牧吊唁慰问

中国文联网讯　1月3日2时30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文化部原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党组书记、荣誉委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十四大代表林默涵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月3日傍晚，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振民，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李牧赶到林默涵同志的家中吊唁，对他的家属表示慰问。胡振民说，林默涵同志是文艺战线的老前辈，他的离去是文艺战线的重大损失。林默涵同志在很小的时候就从事革命工作，为党的文艺事业贡献了一生。我们一定要继承林默涵同志的遗志，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林默涵的家属对中国文联领导的关心表示感谢。

据悉，林默涵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月10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记者 余宁)

来源：2008年01月04日　中国文联网

http://www.cflac.org.cn/dt/2008-01/04/content_121237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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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敬请辨认《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成立会合影人员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1年8月4日发布（第28126篇）

《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成立大会，1979年5月20日在北京四川饭店举行。对于这次会议，冯其庸先生在《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中是这样叙述的：“1979年先成立了编委会。许多老一辈的专家，包括俞平伯、顾颉刚、王昆仑、茅盾、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 叶圣陶，还有启功先生和作家协会的几位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也参加了，反正那次是盛况空前。老一辈都高兴极了。”（第270页）又据叶君远著《冯其庸年谱》载“5月20日，《红楼梦学刊》编委会在京成立，茅盾、王昆仑、叶圣陶、俞平伯、顾颉刚、吴组缃、启功、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张毕来、端木蕻良等参加成立大会。”（第139页）。吕启祥作为《红楼梦》校注组成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日前，红学所石中琪传来文化艺术出版社提供的合影照片要求辨认与会人员，她视力模糊，有些人难以辨认，敬请各位学者拨冗奉献一二，不胜感激。

目前初步判断如下，当否请予以指正：

以照片中周汝昌、冯其庸、周雷分别为各排右一，

前排就坐（自左起）

吴恩裕、吴组缃、杨宪益、戴乃迪、贺敬之、林默涵、

王昆仑、沈雁冰、顾颉刚、俞平伯、 叶圣陶、 吴世昌、

丁  玲、周汝昌

中间排（自左起）

XXX、   XXX    XXX、   王湜华、启功、     陶建基、

XXX、   廖仲安（？）、  王利器、端木蕻良、   XXX、

张毕来、XXX、  周绍良、郭预衡、吕启祥、冯其庸

后排（自左起）

刘梦溪、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李希凡、XXX、  邓庆佑、XXX、    朱彤、    刘世德、

陈毓罴、胡文彬、张锦池、应必诚、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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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吕启祥记事本有关文字发言稿的记叙

2016年四月十六 星期六  多云傍晚狂风

邹士明告默涵文集出，开座谈会，与李、冯二老通话。

四月廿四 星期天 晴

     读《默涵文论》，邹士明电…….

四月廿五 星期一 晴

开写 默涵之文，得2千字。寄来请柬，并问职称

四月廿六 星期二  多云

   镇日写林文 读林著 敬佩默涵

四月廿七 星期三  小雨转阴

   初步完稿， 安下午打字

四月廿八 星期四  晴

   安打完， 校完， 电希凡，，找出他忆默涵文

四月廿九 星期五  晴转雨

  《林默涵文论》出版座谈会，官本位，卡了我上午发言。发网上。见邹士明，叙近况

五月二日 星期一 阴雨

  电邹士明，回忆不让她充分讲。关于默涵所知甚多：延安时期，艾思奇和他二人（他助手）编《新文化》，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此首发，从编辑道校对都是他，无一错字。抢救运动中，此单位揪不出一个叛徒特务，艾思奇挨批，批了多次，该批默涵了，正当此时，总理找他谈话，要他去重庆新华日报，躲过一劫。

  在文艺处，保护了艾克恩，艾曾在鸣放期间写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发在北京日报，报社点名为右派言论，被林、苏保护；反反右倾期间，中宣部有四条大沙鱼，文艺处占二，即苏一平，任桂林。默涵找苏一平谈了话，转告任，保护了他们。文革中，他保护了白淑湘，常书鸿……用总理的话巧妙地保护了白..,…

所谓座谈，走过场，不让熟悉林的讲，降低规格，文化部无一人来。

邹听力不佳，手握签名会发抖，写字难。闻知伤感。

黄安年记事本

2016年4月16日,星期六晴 

邹士明来电话，林默涵讨论会

李希凡来电话

冯其庸两次来电话

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晴 

午饭前邹士明来电话谈林默涵

2016年4月27日,星期三，晴 

全天打印发言材料

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晴 

吕和希凡通电话

改吕文

2016年4月29日，星期五，晴 

上午吕去艺术研究院参加林默涵文论出版座谈会，未能发言，14：30回到家

吕和李希凡通电话告诉会议情况

2016年5月2日,星期一，雨 

下午和邹士明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