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和童庆炳先生1960-1962共事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0月4日发布，第35331篇

2024年9月28日下午北师大文学院文艺理论研究中心赵勇教授团队一行来寒舍录访，就我们与童庆炳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等问题，畅谈了三个小时。在此之前，赵勇先生9月25日发来了《访谈黄安年、吕启祥老师提纲》，为准备这次录访，我翻检了当年记事本、电子邮件、博文等资料，勾起了对学术生涯回顾时可能疏漏情节的回忆，本文主要说说1960-1962年间我和童庆炳先生在校部工作时一段难忘的共事。赵勇先生在提纲里提及：“您是1954—1958年就读于北师大历史系，吕老师是1961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而童老师是1955-1958年就读于北师大中文系，你们与童老师是上大学期间就认识、就熟悉，还是后来工作之后逐渐熟悉起来的？”

我和童庆炳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期间和童庆炳不在一个系，互相并不认识，老吕1957年就读中文系，童庆炳是她的学长，但并不熟识。我和童庆炳结识于1959年秋，1960-1962年间在时任学校党委常委、科研部长、主管文科科研工作的方铭同志直接领导下，在同一办公室和童庆炳共事，直到他回系任教。尽管这段时间我们共事的不是自己直接从事学术研究，却事关学校文科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方铭同志是我和童庆炳作为年轻教师为人为学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难得贵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术准备的引路人。

这里先请各位浏览一下2021年10月5-18间我写的一篇长文《我印象中的方铭同志》中的1960-1963年部分：

我1960-1978年间（期间1966-1976为十年动乱）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校部，接触许多抗战前后入党的老同志、老领导，其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关系最密的就是方铭同志。她在文革前是我的直接领导，对我的一生尤其是青年时期有着很深的影响，在她身上处处体现出一位1936年入党老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为践行祖国教育事业鞠躬尽粹的献身和创业精神，是我值得终身学习的榜样。1979年起我由校部正式回到历史系从事美国史和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回忆那段校部工作经历，既是自觉服从党的工作需要和努力奉献的体现，也有助于我在中年重操学术事业，扩宽我的学术视野、充实我的学科知识、强化我的能力历练，重视我对史实探源，践行调查和学术结合，我在校部这“十八年”无怨无悔，这要感谢方铭同志的身教言传，感谢她和其他在校工作的老同志、老教育工作者对我的关心和教诲，也深感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的，期间有过曲折和深刻教训。

我1936年出生於江苏武进（今扬中）孤岛西来桥沙洲的一个工商业地主家庭，1954-1958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留系在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任教。1959年秋学校根据中央和北京市委部署开展反右倾运动，时任党委宣传部长胡敩贽同志领导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协助参加党委常务扩大会议的同志主要是彭德怀同志夫人浦安修同志（学校党委副书记）“提高认识”。这个写作班子从文科政教、中文、历史系借调了几位中青年写作骨干，有政教系张棂（哲学）、张伟垣（国际共运史）、张静如（中共党史）、童庆炳（文艺理论）和我。也是在这次活动中，我第一次和许多在学校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领导直接接触，其中就包括方铭同志。其后不久学校党委决定充实党委科研部，调来自第一线的被认为“又红又专尖子”的年轻教师。党委科研部和教务处科研科当时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科研部长和主管科研的副教务长就是方铭同志，科研科长负责理科的是来自物理系的方福康同志（1985-1989任学校党委书记、1989-1995校长），调我任副科长负责文科。当时还从中文系调入童庆炳（新世纪为学校文科资深教授）、许令仪。科研部成立一个支部，由方福康、童庆炳、我三人组成支委会，负责日常的组织生活等活动。从这时起我就在方铭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废寝忘食地工作并快乐着，其中主要是61-64这四年。

 当时校部的办公楼在现在很不起眼的老旧东斋四合院南楼，一层为总务系统，二层为教务系统，三层为党政系统。方铭同志和我们在同一房间里办公。房间不到二十平米。方铭同志衣着简朴，为人亲和，行动麻利，思维敏捷、要求严格，关心下属。她本人身体欠佳，似有胃病时常手按胃部，工作时颇有“拼命三郎”的味道，也不计是否到时吃饭，对布置的事情紧抓不放，经常加班，研讨问题时，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她主持会议，提纲挈领，切中主题，对汇报太繁琐的喜欢打断插话：“要不得了，能不能概括说主要的问题？”与会时我常常能从她发言中受到启示，用现在的话说，要有“问题意识”。她常对我们说：你们主要任务是搞调查研究，要做党委的耳目，起参谋作用，要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不要光说好听的话，要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出点子、出点主意，还说，由于工作需要你们了解不少情况，不过你们没有向下传播的必要，告诫我们把住自己的嘴。根据学校的规定，我们每周必须保证有三分之一时间下系和教研室旁听会议、听文科各系的基础课，各人也要选择自己的联系蹲点教研室和基础课程、班级和任课教师。还规定多听、多问，不准发表指示性意见。她还主持每天一次碰头会，除非另有会议和活动，碰头会基本上是常态。她说，你们的主业是党政工作，不妨碍你们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作为副业，但只是副业绝对不能不安心主业和取代主业。当时倡导的调查研究风气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迄今不仅值得借鉴也受用于学术事业。

1961年由中宣部周扬同志主持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是“十七年”时期,在总结1958年教育大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高校文科贯彻年初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校60条规定的具体体现，迄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也证明了贯彻这次会议的方向、思路和方法是正确的，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采取了修订专业教学培养计划，制定参考阅读书目，编写全国文科统一教材等措施，主张贯彻“三基”“四性”，三基即基本知识、基本训练、基本工具（能力）。四性即科学性、思想性、系统性、量力性。方铭同志具体领导了我校文科教育、中文、历史、政教等系为这次会议的准备、参加、落实包括修订教学计划、制定阅读参考书目、组织力量参加教材等大量工作。这次会议的准备和贯彻落实在我校文科各系 “十七年”历史上写上了浓重的一笔，其中倾注了方铭同志的辛劳。但是后来这些也成了“文革”中“走资派”还在“走”的“罪状”和她不断检查违背“兴无灭资”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和“智育第一”教育思想。

为响应1961年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方铭同志带我们到文科教育以及中文、历史、政教等系走访了大量有代表性的老中青和党内外教师，不同程度地缓解了反右、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运动在北师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与党外专家的紧张关系，注意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这些专家包括教育系邱椿、瞿菊农、毛礼锐、陈景盘、邵鹤亭、邰爽秋、朱智贤、卢乐山等；中文系钟敬文、黄药眠、刘盼遂、肖璋、陆宗达、李长之、俞敏、启功等；政教系陶大镛、马特等；历史系赵光贤、何兹全、朱庆永等；外语系李庭芗等。她通过工作还为不少老教师重上学术和教学第一线铺平了道路。例如鼓励钟敬文、毛礼锐等老教授在学报上发表文章并带研究生，组织老中青教师开设教育学专题讲座、介绍卢乐山先生幼儿教育教学的经验、宣传中文系刘盼遂先生参加的学术专题讲座、政教系请贺麟等哲学家介绍不同学术观点，组织白寿彝、萧璋、郭预衡、任重、黎虎等教师介绍教学经验做法等等，这些在当时鼓励并发挥了老中青教师的积极性。

她领导组织了为文科教学计划修订互通信息的大量简报工作，这些简报多数是由我从历年教学档案中进行列表比较各类专业和政治课程、论史工具课程的占比、培养目标的表述等的综合，并经方铭同志审定后，请教务处办公室的文雍涛、张秀鸾同志用手写的复写纸复写或蜡纸刻印后油印，有的则拿到校长办公室打印室打印（油印）出来向有关领导部门送发，这些简报，为制定符合实际的“三基”“四性”的教学计划提供了我校文科各系历次修订计划的资料参考，也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制定相对均衡的课程与其他教学活动设置提供了较为务实的依据。她还以点带面，直接参与和时任教育系总支书记的于陆林同志、副书记汪兆娣同志领导教育系教学计划的调查和具体的修订工作，当时这样做的另外一个考虑是教育计划的制定在全国 文科教材会议中是北师大文科的强项和特色。

为了培养中青年教师，她还专门安排历史系的刘宗緒（1956年毕业，世界近代史和法国史专家）在文科教材会议的历史组任秘书工作。特别是她积极组织中青年教师参与文科统编教材工作，例如在中文系和中文系总支书记陈灿同志一起组织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组的杨占升、吕启祥、张恩和、陈子艾等多名年青教师参加了由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间长达一年多。文科教材会议后，教育系承担编写一套中国教育史全国统编教材，1961年6约陈垣老校长还亲自组织中国古代教育史大纲座谈会，范文澜、翦伯赞、林励如等著名专家参加，并取得共识。日后毛礼锐教授、邵鹤亭教授、瞿菊农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全国统编教材；陈景盘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全国统编教材、陈元晖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全国统编教材陆续出版。

方铭同志长期实际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学报工作，她尊重老专家曾任学报主编钟敬文教授和白寿彝教授的意见，有时亲自组织学报的重点稿件，宣传白寿彝先生“寓论於叙事”的史学优良传统，发表研究传统文化的有学术质量文章，如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组的《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教育》、《战国时期的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1961年第3期）、《秦汉时期的教育》（1962年第1期）等。尤其是注意推动发表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学术文章如中文系的郭预衡（中国古典文学）、刘宁、梁仲华、童庆炳（以上文艺理论）、蔡清富（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系的刘宗绪、黎虎（中国古代史）等，例如刘宗绪《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纪念巴黎公社革命九十周年》文章发表在北师大文科学报1961年第1期上，当年3月在全校文科师生大会上让刘宗绪作学术报告。1963年在贯彻毛主席“反修为纲”指示时，组织中文系刘宁等撰写批判苏联文学中的“修正主义”文学观文章。还要提到1963年在纪念曹雪芹诞辰200周年之际，方铭同志具体组织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上辟专栏，发表中文系老中青教师的六篇文章（郭预衡《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邓魁英《王熙凤的典型意义》、童庆炳《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钟敬文《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聂石樵《论〈红楼梦〉的语言》、启功《论〈红楼梦〉劄记》）,这在当时高校学报中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童庆炳刚由科研部回系不久，也从未发表过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方铭同志对童庆炳的文章作了具体的指导以至于清样的修稿，体现了她对于青年学者的特别关爱。1962年10月，我党教育家、曾任中宣部教育处长的程今吾同志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1965年任第一书记）。到任后他亲自抓“三基”：加强文理科写作课、提倡读书，指导文科各系开列必读和参考的阅读书目。1963年，为鼓励学生读书，在北师大图书馆成功举办了大型书展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同时开展全校本科生作文比赛，刘芳泉、赵擎寰分别为文理科作文比赛评阅组组长，重赏获奖学生（程今吾同志提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方铭同志还具体领导我们组织各系制定文科各系专业本科生的阅读书目，这个书目的制定在客观上推动了较为浓厚读书气氛的形成，加强了师生对于专业图书的深度阅读和研究，也为日后一批学术成果的出版准备了学术积累。方铭同志懂得办好高校关键在于人才，爱惜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尤其是党内有学术造诣的中青年人才。常常告诫我们这些年轻人要汲取反右和大跃进中一些老专家受到伤害的教训，虚心学习老专家的丰富的专业知识，经常和统战部长张延祜、郑玉纯同志一起研究统战对象们的思想动向，帮助他们解除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困难，包括为老专家们配备助手，为老教授的传帮带作铺垫。

作为党委常委的方铭同志，经常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党委常委组织生活会、基层支部生活会），在我们的支部会上，她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主动汇报自己的活思想，勇于作自我批评，记得一次在会上她在听了身体欠佳的虞和同志发言后，表示自己对她关心很不够。还有一次在听到我在会上谈到现在经常一天三个单元工作，晚上九点才是自己的第四单元，往往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到深夜一二点，肚子饿了，只能将食堂里的“小二黑”（即又小又黑的二两窝窝头）切成片放在暖气上烤，饿了吃一点），没想到她会上作动情地检讨说，“听了小黄的发言，觉得我对大家很不关心，自己过于看重自己的身体，在家园子里种起了自留地。”她还参加了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组织大家专门讨论学习苏联叶 德拉伯英娜的《黑面包干》小说。《黑面包干》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写出的关于十月革命初期回忆苏联红军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艰难过程，赞扬了英雄理想和忍受饥饿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有意思的是方铭同志倡议在她的办公室里的桌上堆上足有半尺厚的可供种菜的土，并在里面栽上了几棵砍掉白菜叶的白菜根，叫做“再生菜”，冬天阳光充足还有点暖气，用不了两三个礼拜，可以再生出白菜来。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杰作，却体现了方铭同志和我们一起打成一片共度难关的精神。

在工作中方铭同志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她极少在我们面前谈论在党委和校部工作中共事的同志，包括在教务处共事的黄彦平、张斧同志（两人先后任教务长）、张刚同志（主管理科的副教务长），主管附校的浦安修同志。她也从未向我们提起自己的亲哥哥胡乔木同志,也未说起1958年对心理学的错误批评和1959年胡乔木来北师大的调查和讲话的情况。

方铭同志对我本人一直很关爱，1961年校部办公楼挪到现今北师大主楼前广场处，那里原来有一栋八层有电梯的当时很现代壮观的建筑楼群，是当时海淀区的第一高层，教务处在第二层，方铭同志在238室办公（最西侧），里外套间，里屋是她办公地，外间是我们的办公地，表现了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打成一片，没有什么上下级间的办公室鸿沟。我们对她也从不称呼XX“长”而以同志相称，她则经常称我“小黄”，感到很亲切。对我个人生活她也很关心，我和吕启祥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其中就有方铭同志牵线作红娘，当时238室就是我们在午间相聚的地方。1963年4月30日晚，我们在四合院西斋113室住地举行简朴了结婚仪式，方铭、钟敬文、张斧（时任教务长）、张刚（时任副教务长）、童庆炳、许令仪、虞和及中文、历史等系教师来了数十人，这种干部和教师之间融洽气氛也折射出那时的学术生态环境和人际关系是不错的。

方铭同志对于来自福建贫农家庭出生的童庆炳同志不仅在学术上精心栽培，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的关心，童庆炳和曾恬结婚时新房有困难，方铭同志将自己住在小红楼的房子让出一小间，作为他（她）们两人的新房，对他们的生活体贴照顾细致入微，更为童庆炳圆文艺理论专家梦积极创造条件。尽管工作需要，还是同意他回系任教（调张俊接替童庆炳），其后学校又先后两次公派他到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讲学，也恰好躲过了学校的运动，客观上给了他深度阅读和学术积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使他避免了其间校内运动中难以正常教学和自控的困扰。日后他能够成绩卓著成为新世纪的资深教授，我们不能不忘却这个客观背景。再如原先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许令仪同志，她爱人郭长龄在天津工作难以调入北京，为了避免长期两地分居情况，她也毅然放许令仪回到天津在普通教育战线上奉献教育事业。为了使张俊同志不长期脱离他所钟爱的古典文学专业，两年后也放他回系任教（后任中文系主任），调中文系的侯耀先同志来社会科学处工作，直到文革。而我自1960年来科学部工作直到1978年底才回到系的教学岗位，则属唯一，也许她考虑到总要有人一直坚持下来。便于工作连续性的缘故，当然也和我能够快速领会她的工作意图，便于工作不无关联。(摘引自2023年胡晓林主编《路—纪念我父亲母亲》下册第157-176页）

下面补充说点和庆炳共事片段：

* 我和童庆炳是在1959年秋奉调参加北师大党委常委临时写作班子时结识的，主要联系人是宣传部长胡学贽同志，期间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组织发言稿时各抒己见，在五人中张棂、张伟垣、张静如比较活跃，兴许和他们都是讲师且从事政治理论工作有关，而童庆炳和我则是年轻教师又在文史系的缘故。

*1960年初党委决定从中文历史系中抽调年轻的童庆炳、许令仪和我到科研部在方铭直接领导下工作，现在看来有在实践中传帮带，培养未来学术骨干的意图。1960-1962年间。我们几乎整天在一起开碰头汇报会、下基层参加活动了解情况、在同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参加学校校部和各系的重要教学和学术活动、还相互关心个人的生活问题等等。后来许令仪、童庆炳陆续离开校部，一个回到天津任教，一个回中文系任教，而我一直留在校部，我和童、许的挚友关系也一直没有中断。这个时期，童庆炳和许令仪虽然离开了中文系却又有中文系保持了密切关系，他（她）们的身份不是原来中文系助教而是代表校部去各系参加活动，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方铭同志一直要求我们这些刚到校部工作的教师要又红又专，真实了解教学学术情况，熟悉业务，熟悉学术前沿和现实问题。按照分工，童庆炳主要联系中文系，许令仪主要联系外语系，我主要联系历史、政教系（含哲学、经济学、党史、运动史）,方铭同志直接抓教育系。但是碰头会、汇报会上大家都要对各系教学和学术情况知无不言，畅所欲言。有关文件起草和简报等事宜由我负责起草，方铭同志改定。通常晚上我都在办公室加班，但不要求童庆炳和许令仪加班，除非完成突击任务。

*前文提到；“我和吕启祥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其中就有方铭同志牵线作红娘”。庆炳和许令仪两人也专门为我和吕启祥两人牵线，他（她），们事前和方铭商议过，并在方铭同志积极赞同下精心安排1961年某日我和吕启祥在当时主楼238房间见面。238位于主楼2楼最西侧，里外套间，里屋是方铭同志办公室兼午间休息处，外间就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办公和开会的地方。在这以前我从未和吕启祥当面接触过，但我早就暗恋上她，只是不敢表白，童庆炳、许令仪及方铭的牵线，使得我和吕启祥走到了一起、最后生活在一起至今，这是我们终身难忘的。自那以后的午间238房间就成了我和老吕经常在一起见面和交谈的地方之一。当时我住西斋北楼2楼历史系单生教师集体宿舍，吕启祥则住在中斋女生宿舍楼2楼一间中文系单身女教师宿舍里（和郑以岚、孙一珍、王悦四人合住）。在我和吕启祥恋爱过程中，童庆炳和许令仪两人还刻意安排我们一起游颐和园等。《路 纪念我的父亲母亲》一书下册第185页插图中就有一张那是 我和吕启祥、童庆炳、许令仪同游颐和园的照片。

 左起：吕启祥、黄安年、许令仪、童庆炳、虞和。时吕启祥在颐和园对面中央党校大院内集中的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组

*如前文所述“方铭同志对于来自福建贫农家庭出生的童庆炳同志不仅在学术上精心栽培，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的关心，童庆炳和曾恬结婚时新房有困难，方铭同志将自己住在小红楼的房子让出一小间，作为他（她）们两人的新房”在那困难时期没有关系很难让学校给年轻人分到房，更何况小红楼呢，没有领导出马说话，恐怕难上加难了。据我所知当时小红楼的空房已经极少。因工作关系，我曾先后去过住在小红楼的党委第二书记何锡麟同志家、党委专职副书记王正之同志家、62年来校任党委书记程今吾同志家、60年代早期去方铭同志家则是常态。童庆炳、曾恬夫妇在方铭家暂住确实反映了她对童庆炳的看好何格外关心。她经常说起童庆炳在学术上有发展前途，在中文系文艺理论教师队伍中童庆炳最有潜力，她非常钟爱童庆炳、曾恬夫妇，关心生活细节，生怕有什么疏漏。

*前文提及在三年困难时间的生活“是方铭同志倡议在她的办公室里的桌上堆上足有半尺厚的可供种菜的土，并在里面栽上了几棵砍掉白菜叶的白菜根，叫做“再生菜”，冬天阳光充足还有点暖气，用不了两三个礼拜，可以再生出白菜来。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杰作”，那时的办公室在东斋南楼二楼的一间18平米的房子里，童庆炳来自农村，种菜种粮不成问题，只是栽再生白菜对他也是头一回，每天上班时伺候再生白菜的成长倒也是一种乐趣。还有“她还参加了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组织大家专门讨论学习苏联叶 德拉伯芙娜的《黑面包干》小说。《黑面包干》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写出的关于十月革命初期回忆苏联红军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艰难过程，赞扬了英雄理想和忍受饥饿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童庆炳在会上联系《黑面包干》中的情节和他自己在农村的生活体会重点发言也给大家很深的印象。

*前文提及：“科研部成立一个支部，由方福康、童庆炳、我三人组成支委会，负责日常的组织生活等活动。”当时的机构可谓精简，一个萝卜一个坑，基本上没有吃闲饭，光做办公室喝茶的人，不然支部组织生活上就得相互帮助了。我们的三人支部委员会配合得很好。也很投缘。记得日后方福康出任学校党委书记后一次遇到我时还专门回忆起当时我们三人支部委员会一起共事得情景，说：你对情况了如指掌，老童分析得头头是道，我说，你领导有方，有你在，我们对理科情况也有了基本的了解。

*由于我们的工作性质，方铭同志经常集中详细分析一个系、一个教研室、一位老专家的情况，我和童庆炳都从中受益匪浅。例如有次碰头会专门汇报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和评论队伍包括黄药眠、钟子翱、刘宁、梁仲华、蔡清富（现代文学）、郭预衡（古典文学）等人的文章和学术思想情况，也包括讨论过童庆炳所写的文章。对于个人都有所评论。

*童庆炳在2005年12月21日通过电邮发给我们的《童庆炳学术年表》中提到： 1963年9月   《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三期），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童庆炳的学术研究的处女作。后来论文被收入刘梦溪主编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等多种论文集。如我在前文提到的，“当时童庆炳刚由科研部回系不久，也从未发表过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方铭同志对童庆炳的文章作了具体的指导以至于清样的修稿，体现了她对于青年学者的特别关爱。”这些情况我记忆犹新。

*前文还提及“尽管工作需要，还是同意他回系任教（调张俊接替童庆炳），其后学校又先后两次公派他到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讲学，也恰好躲过了学校的运动，客观上给了他深度阅读和学术积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使他避免了其间校内运动中难以正常教学和自控的困扰。”方铭同志同意童庆炳回系任教前征询过我的意见，我说，他有志于回系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支持，满足他的要求，只是对我而言们好像缺了左膀右臂，希望从中文再调一位有培养前途的同志来，因为这里的工作需要一位来自中文系的老师。

*在我和童庆炳共事的1960-1962三年光景里我们之间很融洽，我很羡慕他，根红苗壮，不像我剥削阶级出身，阻力重重，包袱多多，而他前途无量，是方铭同志精心培养的年轻学者。往后的事实也说明了这点，在行政工作岗位这三年为他做好了发展学术的充分铺垫，或者说学术起飞前的学术准备。

摘拍自《路》黄安年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