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们

推荐孙燕京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2年8月31日发布（第30809篇）

【按：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庆120周年纪念，也是历史学院1977级校友毕业40周年。我和这个年级的校友们结缘，如今仍有一些联系。感谢孙燕京校友同意我在博客上转发她的《我的老师们》文章。发布时博主略有技术处理，照片时孙燕京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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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

2022 年是七七级毕业 40 周年“大庆”。正月里，我们班聚集腾 讯，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会。拜“疫情”之赐，远隔千山万水的同窗在电脑、手机屏幕上见面，这经历实在是开天辟地、别开生面。大家提议，趁此良机，征集回忆，算是对大学人生经历的祭奠。征稿启事正式刊布三个月有余，我竟然踌躇不前想不好写什么…… 思忖良久，还是决定写我的老师！从 21 岁入学到 64 岁退休，在师大学习工作长达四十多年，除了交往的同窗，教过的学生，记忆最久、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的老师们。

想及此，心潮不禁澎湃起来。

一、 入学

上学第一天遇到的第一个老师是刘芃，在宿舍门口。 1978 年 3 月 3 日来师大报到，我拖着行李箱走进中北楼 2层最西端我的宿舍，看见了龚晓庄和陈蔚（我们班除四位云南“代培生”， 剩下的全是北京生。据说确定恢复高考后，师大已来不及全国统招了， 于是我们成了 120 年校史上唯一一届只在本地招收的学生）。同宿舍的 5 位已经安顿好 3 个，我是第 4 个，晓庄帮我把被褥扔上窗边的右上铺。这时刘芃老师进来了。我分不清他是同学还是老师，一时语失。 后来得知刘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北大中文系毕业刚刚分配到师 大……刘老师1953 年出生，比我们班好多人都小！对我来说，即便 大得不多也是老师，从此我尊称他“刘老师”。不过，在大龄同学口 中却多喊他“刘芃”。刘老师温和醇厚，说起话来慢声细语，从来都 是商量的口吻。他很少插手班级事务，一任“自治”。印象最深的是 每天清晨起床号吹响全班操场集合的时候，刘老师一定在列。给我们 做了一年班主任，八十年代末他调离了师大。1998~2004 年我参加全 国高考命题，意外地跟刘芃老师成了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临时同事”， 居然一起共事了好多年。他还是那样温和醇厚，轻声细语，从来不耍 “命题专家”的大牌，经常和我们一起推敲题目、打磨文字。再后来， 因为要“关”起来，我就辞别教育部高考命题组，自此很难见到他了。 入学这些天印象深的还有许根琬、郝维仁、刘彦江、戴洵等老师。 许老师在招生一线，他亲手翻阅过我们的档案，一一录取。记得迎新会上，他谈到七七级 48 个学生（另有 4 个云南代培生以及后来扩招 的 10 位同学）个个“一等一”，报考师大历史系、体检线合格的有 500 多人（当年满分是 400 分，280 分是北京体检线），“我们挑了 48 人”， 骄傲之情溢于言表。那一年北师大全校平均分录取线的头牌是历史系， 这又是 120 年校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项记录。后来，许根琬老师调离师大，留校的我与他并没有时空交集。多年后，我偶尔穿越丽泽家属楼区遇见了许老师，他一眼便认出我来，此后居然再见、三见，每次他都要提起陈年往事。近鲐贝之期的他，依然可以信口叫出我们班很多 人的名字，历数录取趣闻时发出爽朗的笑……

二、 第一学期

大学第一学期，我们没开通史课。因为几个月后七八级就要入学， 系里决定两个年级一起上基础课。为了弥补时间空档，系里给我们开 3 了五花八门的“补习课”。我记得有地理、文选、中国历史小常识，我还选了外系的生物科学（讲七八十年代前沿学科脱氧核糖核酸——基因）；中国画赏析等课。对我来说， 63 年进小学，66 年即“失学”，即便后来阴错阳差上了高中也没受多少正规教育，极度缺乏知 识积累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些补课还真的有意义。 “中国历史小常识”是刘乃和先生以专题讲座形式开的短课。我 印象中讲了 10 周（记忆未必准确，毕业颁发的《北京师范大学记分 册》并未记录这些“补习课”）。刘乃和是陈垣老校长的两高足之一、 “金童玉女”中的“玉女”。先生当时大概五十多岁，花白卷发，金丝眼镜，著蓝布衣衫，端庄缓步走上讲台。她柔声说，“我是刘乃和”，遂 转身板书“中国历史小常识”。当竖行娟秀的字体跃然黑板，全班掌 声雷动。先生解释为什么叫“小常识”？是因为全是历史学边边角角 的事儿，是知识的补充而不是正史。此后，“历法纪年”“二十史朔闰 表”“历史地理”“姓字名号”“科举制度”等专题如涓涓溪水汩汩流 淌，滋润了我们的心田。有趣的是，下课大家相互打探“地望”，上课 高声应答老师朔闰的推算，气氛总是其乐融融，即便是老高三的同学 也听得如醉如痴。刘先生的课给我们打开一扇扇通往历史的大门，为 78 年 9 月正式开始的两门通史课奠定了基础。 虽然跟刘先生没有更多交往，但 1978 年上半年的这些却难以忘怀。 文选课是尹敬坊老师讲的。他是老北京，“儿化音”特别重，说 起话来像京剧念白。他常常拿着王力的《古代汉语》在讲台上踱步，兴起时还做几个动作强化讲解。比如齐晋鞌之战，战车八百乘，“乘” 要读 sheng 而不是 cheng；“灭此而朝食”，春秋时人们是吃两顿饭的， 第一顿是上午十点左右，拿下这场胜利再吃早饭不迟…… 大学第一学期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让从未接受过历史学浸润、 卖粮食的我慢慢转变了身份，逐步适应了大学生活（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海淀区粮食基层店，经历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卖粮生涯）。

三、 两门通史课

大一第二学期的中国古代史期中闭卷考试得了 100 分，这对从未 学过历史的我是极大鼓舞。给我这一鼓励之高分的就是古代史前段主 讲教习黎虎老师，上课地点在文史楼 301。那时候无论大小教室，都 没有扩音设备，我怕听不“真儿着”便每天早早冲进教室坐在靠前的 座位。黎老师籍贯虽是广东兴宁，但生长在北京几乎没有地方口音。 他长者风范，说话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印象中从不看讲义。古代史 常要征引各种文献，先生很少板书，他会告诉我们翻到历史系自编教材 X 页，然后边念边解释，有时候会做个手势，让讲授生动起来。自大一下半学期“认识”了黎虎老师，直到我留校工作、退休都没有更多往来，但对先生的敬重却不曾稍减。记得黎虎先生晚年失聪，交流有障碍，于是他总是傍晚甚至天擦黑时才到系里取报刊信件。我因为负责过几年系里的本科生教学，经常比较晚离开办公室，会与黎虎老师在信报箱、楼梯口附近“遭遇”。我上前打招呼，他总是微笑着点点头，并不交谈。再往后，先生身体欠安，来得更晚，衣装也包裹得更严实，那时候已不便打扰了。 1979 年，大概是因为升入二年级，大学学习节奏适应了不少，我坐到教室中后部的时间多了起来。 古代史后半段由陈继珉老师讲授。先生性情耿直，体态较胖，总是容光焕发。他嗓门洪亮，即使坐在 301大教室的角落，依然听讲无障碍。陈先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课堂上放声恸哭。在中国通史中， 大汉盛唐光焰万丈，不仅老师们讲得豪情满怀，初结史缘的学生们也喜气洋洋，想象着万国来朝何等荣光。但一进入宋史，便像走了麦城，大家的心绪顿时暗淡起来。由于历史学长期以政治史为中心，宋朝的政治不是“和亲”“南渡”“偏安”就是“纳贡称臣”几乎乏善可陈。人们常掩卷长叹，故而研究者相对少，学生们更是连听课的热情也大大减弱。一日，陈先生讲“靖康之难”，说到悲切处忽然嚎啕痛哭。我猛然抬起头，但见先生泪流满面，哽咽说不出话。那一刻我被深深震动，两个年级的一百五十多位学生被深深震动了。大家屏住呼吸，望向讲台……那天，我深深理解了千百年来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对祖国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痛彻骨髓的爱。陈先生离世较早，不记得 我留校时他是否还在。但对陈老师的印象以及对宋朝的“积贫积弱” 却横亘在心，沉重了四十多年。 世界古代史多年不变，总是周启迪老师任课。那时候周老师算年 轻教师，声音清脆嘹亮，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他酷爱唱歌，各种联欢会如果没有周老师独唱，那会变成一场“意外”。世界古代史上溯 数百万年，即使讲到文明古国也都是六七千年前之事，那些地名、人 名着实难记。学期考试是闭卷，考场就在 301 教室。它因两个年级 150 6 多人而满满当当。我身旁是岁数较大的“老同学”，他们的记忆力肯定不如我们。记得老同学一边写一边轻声问，那个法典？我不敢抬头迅速回他“汉谟拉比”……惊险的“助力”瞬间完成。这次考试我得了 89 分，因为我考试从未下过 90，便断定是周老师看见我说话了，懊恼得很。没想到事后得知，89 分是最高分呢！嘿！没看见！我得意极了。 两门通史课印象最深的是世界近代史的“三驾马车”。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始了两门通史的近代阶段。我们班对中国近代史的授课非 常不满，竟逼迫系里换了教师。世界近代史却给了我们大大地惊喜， 老师们轮流“坐庄”，每人讲一段，于是他们走马灯似地上场。盛夏 时节，张文淳老师不拘小节，斜挎着个绿色军用水壶，有时候穿着老 头白汗衫儿就来了，还手不离破芭蕉扇，讲到兴起，拿起挂在椅背上的水壶扬脖儿就是一口，再哗啦、哗啦地扇几下，继续讲。有时候他椅背靠墙，仅让椅子的两条后腿着地……我总是担心椅子腿吃不住劲儿，万一折了呢？这些胡思乱想往往被他的精彩授课打断，思绪再次回到课堂。他从不看讲义，对十九世纪殖民史以及非洲了然于胸，那略带沙哑的男中音特具吸引力。听他的课常让我们兴奋至极，甚至忘了做笔记。事后多年我才知道，那军用水壶中盛的竟是高浓度白酒！ 刘宗绪老师像巨人一样，至少一米九几，站在他面前总有窒息感。幸 好他爱坐着讲课，甚至写板书也不站起来，只需扭过身子，一排秀气小字就出现在黑板上沿。俗话说“字如其人”，刘老师的字无论如何跟他本人联系不起来，完全不符合这个“规律”。刘老师是不带口音的天津人，人性豁达，语言幽默，把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讲得活灵活现还不乏深刻。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如果你爱做笔记的话，他的讲述根本不用整理就是一篇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内容丰富的华彩乐章。研究生毕业以后，跟刘老师的交往多了起来，追随他高考命题；跟他“搭伙”去杭州教育学院授课（他上午我下午）； 参加他主编的世界大通史中国近代部分的写作；乃至在他的病榻前跟他揖别……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深刻在我的脑海。日本明治维新是马 家骏老师的拿手好戏。他风度翩翩，有学者的儒雅与风范。马老师个子很高，但从不坐着，倒是爱在讲台前面走来去……1981 年下半学 期（大四第二学期）开始写毕业论文，因为我选了中日维新运动的比较，分到中国近代教研室陈桂英老师名下，但不知为什么又转到了马老师手里。 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一年世界近代史的结业考是“口试”。我那 一组的主考官是刘宗绪、吴豪德、黄安年老师。抓阄得到的考题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崛起的原因”……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强，背书以及分析理解是强项，于是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规定的二十分钟竟刹不住车……事后听说，刘老师在他们教研室议论，“那丫头片子真厉害……”，这以后，世界史的老师们笃定我要考世界史研究生了。当我 81 年底被录取后在文史楼拐角遇到马老师，他问我报的是谁？我 告诉他是龚书铎，他竟意外地半天合不上嘴！ 教中世纪史的张希孔老师说话大大咧咧，大家都很喜欢他，私下里给他起了绰号“大主教”；冯月华老师是大嗓门的东北人，有口音，烟瘾重；庄建镶老师举止优雅，绝对是大家闺秀；吴豪德老师不苟言笑，却被我们背地里称作“亚洲觉醒”……以上所述的老师们大多年事已高甚或驾鹤西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下来，给我的教诲更是没齿不忘。

四、 选修课

  因为推迟半年开基础课，加上那时节通史课要上两年半，一来二 去，选修课只剩半年时间。我的《北京师范大学记分册》印着当时开 了七门选修课（中国思想史、民族学概论、考古学概论、明末农民战 争、中国近代史料学、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美国史专题讲座），我选了其中的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料学、美国史专题讲座，还有并没列入选修课、中央民族研究所李友义先生的《藏族史》四门课。李友义老师的课是讲座性质，没有考试。我纯粹是因为对藏民族文化强 烈的好奇而选听的。 八十年代初流行文坛的是伤痕文学。除此还有一些游记、纪实性中短篇小说时时亮相，发表在《十月》《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上。 上大学的四年，我去报刊阅览室的时间远远超过历史书籍阅览室。如饥似渴、“贪婪”读书是那时候的学生底色。李友义老师的课恰逢其时。不过，老师是外请的，每次讲完就走，与同学们没什么 接触，只是我对课的内容念念不忘。 美国史专题讲座是黄安年老师讲的。那时候黄老师四十来岁，精力充沛，语速快，精明强干。用一个学期以专题的形式把美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梳理的妥妥帖帖、清清楚楚。除授课，黄老师还当了我们第二任班主任。刘芃老师走后，班主任空缺了两年。四年级时系里配给了新的班主任。黄老师跟刘老师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他直接参与我们班的各项工作，毕业之前还对全班（除云南代培的 4 位之外）进行了 一轮家访（这恐怕也是大学班主任历史上少有的盛况，可能只有我们 才有幸得到）。黄老师平时做事极有条理，说三分钟就绝对不会拖延到下一秒。我们班人大子弟较多，西郊院里就有三四个，于是他排定几点钟到谁家、几点钟到谁家，前后误差不超过两分钟。凡此种种， 我们私下称他“美国速度”。黄老师课讲得好，对班级事务责任心特强。那年月我们很年轻，社会经验严重不足，遇到难事甚至“个人问题”都去征求他的意见。印象中我和陈蔚去过老师家好几次，一来二去，不但跟黄老师熟，跟吕启祥老师（黄夫人，红研所研究员）也熟，甚至连外婆（吕老师的母亲，黄晓宇的外婆）都十分熟悉，有时候还得喝外婆烧的各种汤。记得外婆是浙江萧山人，永远穿得齐齐整整， 10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总是慈祥的笑。去年我和陈蔚去黄老师家中探望，两位老师风采不减当年。 机缘巧合，自张守常先生 1953 年受聘师大，历经磨难后第一次为本科生开设选修课就被我赶上了。张先生山东高唐人，北大历史系毕业，来师大之前在北京“山东中学”教书。他人高马大，很是魁梧， 并没有多少山东口音，倒是很会说北京话中的“儿化音”，比如清宫廷早朝“叫起儿”。“起”字不能规规矩矩发 qi 音，而是要连续读出 qi+yi+er，殿后的“er”音还需要上挑，于是它的历史背景就立刻生 动起来。先生擅长表演，讲课声情并茂，一边说一边用动作补充，常常赢得满堂喝彩。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讲清代军机的“绰号”，特别 是说到“挑帘子军机”，但见他走到讲台尽头，趋步向前，伸出厚实 多肉的右手空中一勾一扬，虚拟地挑起养心殿大门的帘子，“其他军 机便鱼贯而入”……多年后我读《清代野史大观》看到六位军机的雅号，总是会心一笑。我读研究生时，张先生、龚老师的课常并做一处，有时候教研室的活动我们也掺乎其间（不知道为什么，读研时系里的 大小会议、教研室的活动都让我们参加，好像很受器重），自此，受张先生教诲前后长达二十多年。留校工作后，与张先生的往来虽不多， 但毕竟是同一教研室的，叨扰的事也不少。遇见他，常在初春的料峭寒风里（近代史选修课一般在春季学期开设），但见他戴着口罩、穿着厚实的棉服踽踽前行，问候一声，张先生总是用尽可能轻快、脆响的声音答道：“上课去”！在他那里，给学生们讲授烂熟于心的近代掌 故事迹，已经成为日常。

五、 教研室的老师们

  张守常老师开了选修课，对他的回忆放进前目。在本科期间受教 于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老师的情况并不多，真正听过通史课的只有荣国汉老师一人（不知是我们对前一位中国近代史授课教师的强烈不满引发系里替换上荣老师，还是两位前后接续的自然安排。因当事人随即调离，负责 40 年前教学安排的教研室主任以及系教学副主任包括荣先生皆先后作古，这件事已无法印证）。说到荣老师，还想起另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故事。 1977 年 10 月，国家正式宣布恢复高考，还在海淀镇西大街高台 阶粮店卖粮食的我随即投入紧张的复习。没几天就听说粮食基层店的党支部书记张文彦坚决不让我报名，理由很简单：粮食系统几十年间才分配来这一批高中生，我们还要用人，绝对不能走。加上当时商业战线正在开展“双学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商业战线自 然就是两个都学），宣传、写稿、走进居民大院、建标杆粮店，在在需要年轻人。我们粮店是海淀区有名也是唯一的“三八妇女粮店”，一 位四十来岁的师傅带着 4 个年轻人，脏活累活都是我们干，包括扛米扛面、码垛、值夜班（高台阶粮店的前身是个破庙或大户人家的家庙， 房檐高耸、斗拱粗大。我们年轻人要轮流值班，一个人住在幽暗深邃 的屋宇里看守数千斤粮食和十几间房子。每天粮店关门后要上十几块 门板，用木栓拴好大门，然后对犄角旮旯巡视一番。数丈高的人字形 屋顶有一盏至多 40 瓦的电灯，荧荧灯火后就是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 小屋子，放着两张单人床，一个书桌）。我连续当了几次海淀区粮食 12 系统的“先进生产者”，更不能走了。听说不让报名我当下就急眼了， 跑到张书记办公室追着他谈话。记得一口气跟他说了一个多小时，还 “一个磕巴儿都没打”。我告诉他，一定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报效祖国，没考上踏踏实实工作；考试之前绝不请一分钟假…… 这些表白大概是感动了他，这才没耽误报名。“双学运动”期间实在 太忙了，只有晚上才能展开书本复习，但能不能考上心里没有一点底儿。究竟高考是什么样子、怎么考一概不知也无从打听，也没想到应 该打听打听（此时人民大学已经解散多年，教师们早已星流云散）。 反正是尽可能找来各种能找到的书，一通苦读。万幸的是我家楼上邻 居、我的小学同学劲松也报了北师大，我们碰面时常常聊两句怎样复习以及进度。临考前夕，劲松拿着一张听课证问我，师大有个历史串线讲座你去不去？那是当然！于是我有幸考前去了一趟师大，在新二 大教室听了古代史郭鹏老师、近代史荣国汉老师的中国史串线讲座。 讲座主持人是师大当年的团总支书记马彪。听讲的那个半天对我至关重要也极其震撼：生平第一次在大学教室听大学老师授课；他们的风采，他们的学识，他们朴素儒雅的做派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 说来也可能是宿命。第一次走进整洁素朴的师大校园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新二教室旁边是中北楼、中南楼，这是校园里仅有的两幢女生宿舍楼。讲座间隙我和劲松一起出来透风，一眼瞥见青瓦 灰墙的宿舍楼居然不陌生。不承想不到半年我就又见中北，甚至住了进来。 考前能听一次讲座是莫大的福分！认识荣国汉老师如同奇迹一般。 后来是他给我们讲中国近代史，总觉得有缘。他为人谦和，从不多言，也不近人，走起路来杳无声息。这个印象一直维系了几十年。

六、 我的导师

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龚书铎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跟他建立起 联系并成为师生始于本科四年级下学期末。 七七级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本科学生。大一时，国家继恢复高考后又恢复了考研，招在读、社会、本科毕业、同等学历的学生。于是我们班的廖心一、毛抗美、冯胜利、冯禹最先试水。毫无悬念，他们 都考走了。他们四位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后继者。正当大家跃跃欲试时，教育部发布新规，在读大学未满四年不得以“同等学历”报名。于是，大家没有机会跳级了。1981 年底，我们本科毕业前夕约有半数同学报名考研（当时没有免推一说，全是考；很多年后才有了免试推荐研究 生）。说起我们同学报考的方向，远比现在热闹。人类学、民族学、电影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学，五花八门难以历数，真正属于历史学科最多占一半。我打算考中国近代史，“高标远举”的目的是想了 解“昨天的中国”。那时系里可以招生的中国近代史专业老师只有龚书铎。 那年月不作兴自己复习，而是自动结成一队队、一组组走“共同富裕”之路。号称“老少帮”“一帮一、一对红”……我的小帮是松散 的联盟，谢维、何步峰是帮友。当时我们的盟誓非常简单，谁考上谁 请客。临考之期得到大同学的启发——去拜访一下准备报考的老师。 于是我就直奔龚书铎老师家。 记得是去工 19 楼（后来改叫丽泽了）一个二层，两室小单元房。 在一间堆满书籍带单人沙发的房间里，龚老师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 他表示“欢迎报考”后便不怎么言语了。他穿蓝色旧中山装，清瘦，寡言少语，烟瘾特大。我记得谈话间老师总是眼皮低垂默不做声，手里不停地捻烟、吸烟，手法连贯，整个过程并不看来者。这场面常常 让来访者十分窘迫。那时候我思想简单，根本不知道看别人脸色，只是大声、自顾自地讲为什么想学近代史，打算怎么复习怎么学……反正是哇哇哇地说个不停。终于到了无话可说时，看他不吱声就准备站起来告辞，谁知他突然开口说上两句，我只好坐定继续哇啦哇啦哇 啦……一个多小时里反复多次，当这场并不顺畅的对话终于结束时， 我拔腿跑了出来，全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态度。但我却踏实极了，原因是反正我说完了…… 后来听叶丹说，他们几个人去龚老师家，屁股都没坐热就灰溜溜 走了。其实就是他们太有心眼了，不像我，光考虑自己的感受。叶丹 说，不得了！孙燕京去跟龚老师说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连十分钟都不到，龚老师肯定是招她不招我们了……殊不知，在龚老师家说话的几乎是我一个人哩！后来，叶丹他们弃考，就剩谢维、何步峰和我三人坚持到最后。

再后来，跟龚老师读中国近代政治史方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遂与师大结下四十多年的不解之缘。

人常说“弹指一挥间”，其实，当日子一天天过的时候，也没觉得那么快，就怕“回首”。走过的这些年，可谓天地翻覆、沧海桑田。 上学前，在粮店日复一日称粮食，打算盘，分粮票；核对一天卖出的 白面大米玉米面的斤两；把收回的粮票贴在一张张废报纸上用红蓝色 墨水刷过销毁；独自一人把 200 斤一麻袋的大米倒入米箱，一口气倒 四五包……那些日子过得虽然充实但真没意思。倒不是我不喜欢劳动， 是不喜欢没有创造性、单调而重复的劳动。在校园长大的我，曾经那 么羡慕大学生，记得小时候在人民大学文化广场看露天电影，各系的 学生们搬着小马扎按系别一队队坐着。小孩子们三三两两想坐哪儿坐 哪儿，挨着大学生而坐的我，一次次暗下决心，一定要像他们那样上 一场大学。乾坤颠倒，“天下”板荡。大学生们陷入癫狂；加上 1970 年人民大学被解散，其他大学也至少十年没有考试招生，曾经的愿望化作泡影。后期，有了可以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心中又燃起了些许希望……

进入八十年代，国家迎来了思想解放大潮。尽管有时候依然带着 锁链跳舞，但毕竟打开的国门不太容易再关上。我们有机会拥抱了一 个绚烂多彩、生机勃勃、多元的新世界。极度兴奋的我们，试图遍览所能抓到的一切书籍；聆听各种途径得知的一切讲座；顾不上吃饭先 去图书馆抢座位；在宿舍里为各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那时代真见 识了什么叫“如饥似渴”。我们宿舍墙上挂着“只要肯登攀”激荡人 心的话，始终给我以力量。那是多么美好的时代！

一路走来栉风沐雨，个人很难说实现了什么理想。但作为七七级 16 整体的我们亲历了大时代的浩荡春风，亲历了国家从贫穷到振兴的全 过程，就凭这一条就值得永远傲骄。

为七七级，为我们班，为我自己。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信箱 577 孙燕京